相对于东部的浙江省和中部的江西省，贵州省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最为薄弱，抗御水旱灾害能力较差，耕地质量差，生态环境脆弱。目前，全省尚有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7万多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需要治理，农村有近400万人饮水困难需要解决，水利设施标准低，老化失修严重，险病水库多，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为了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贵州省多方筹资，整合各项农业专项资金，增加投入。截至2005年底，该省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4.4亿元，其中群众投资3427万元，修复水毁工程1681处，除险加固山塘水库759处，新建“三小”①工程31048处，新增旱涝保收面积2.16万亩，新增灌溉面积7万亩，改善灌溉面积8.2万亩，恢复灌溉面积30.2万亩②。尽管经过农村公共财政的大力投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5.3.农村教育的区域比较
九年制义务教育堪称整个教育大厦的基石。在国外，义务教育也被称作“强制教育”、“免费教育”或“普及教育”，世界各国都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1986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着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多年来，经过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我国的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0年底，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达到85％；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初中入学率达到88.6％，分别比1985年提高3.2和51.84个百分点。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已居于9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埃及、孟加拉国、尼日利亚）的前列。
5.3.1.东、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现状
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显着的教育发展差异。根据蔡昉①等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全国按照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分为五类地区：第一类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和天津，是全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文盲比例低于6.5％，初中人口比重高于67％，而大专以上的人口比重高于9.4％；第二类地区是东部省份、除安徽以外的所有中部省份以及西部的新疆和陕西，这些省区的文盲比例在5.1％～11.6％之间，初中以上人口比重在48.2％～62.8％之间，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2.5％～6.6％之间；第三类地区是西部的四川、重庆、宁夏和华东的安徽，这些地区的文盲比例在8.9％～15.8％之间，初中以上人口比重在42.7%～47.3％之间，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2.4％～4.2％之间；第四类地区是西部的云南、贵州、甘肃和青海，这几个地区的文盲比例在15.4％～25.5％之间，初中以上人口的比重在31.7％～39.8％之间，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2.1％～3.6％之间；第五类地区是西藏，文盲比例达到47.25％，初中和大专以上人口比重仅为12.65％和1.45％，为全国最低。
按照现行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县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抓好中小学的规划、布局调整、建设和管理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负责中小学校长、教师的管理，指导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要承担相应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办学责任，根据国家规定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①可见，县、乡两级政府负有最主要的经费保障责任。中央和省市一级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和城市基础教育，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比重很低。2001年，财政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738.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农村教育支出97.32亿元，仅占13.17％。国家对普通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逐年递增的，只不过比例在逐年下降。虽然比例在下降，但仍旧维持在50％左右，也就是说，国家承担了普通高等教育一半以上的经费。由此可见，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依靠县、乡级财政。在这一制度的安排下，县域经济越发达，财政实力越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财政收入越高，其相应的教育财政拨款也越多。同时，经济发达的县，一般来说其经济成分较齐全，产业结构较合理，农民人均纯收入也比较高，企业、社会团体和学校校办产业的活动空间与盈利能力都要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县，所以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较后者要相对容易且更有保障，其他来源的教育经费也拥有筹集的渠道。而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财政十分困难，这就造成经济发达县在教育经费总额上明显大于经济欠发达县，而且前者教育经费的来源广、总额大，后者的来源少、总额小，所以财政拨款的比重前者低于后者，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其他来源经费的比重前者高于后者。
我国区域间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是长期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辍学率和人均教育经费两个方面。
以上研究的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初中、小学辍学率都明显低于经济落后中、西部的内陆地区，辍学率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递增态势。人均教育经费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更为显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人均教育经费远高出全国的平均水平，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教育经费基本上遵循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递减态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中、东、西三地区人均GDP比从1978年的1∶0.67∶0.54扩大到1995的1∶0.53∶0.42，并进一步扩大到2004年的1∶0.51∶0.34；人均教育投入从1978年的1∶0.63∶0.43扩大到1995年的1∶0.52∶0.38并进一步扩大到2003年的1∶0.51∶0.36。教育投入对地方政府的依存率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90％上升到1996年的92.6％，再到2004年的93.8％，这使得西部和中部地区总体上落后于东部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仍然相当紧张。
从义务教育生均经费的构成看（表511），财政拨款占的比例仍然相当低，老百姓的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率在东、中、西部之间有较大的差距。中部地区的小学和初中人均经费，政府财政投入分别只占70％和62％，老百姓的经费负担率占30％和38％；西部地区小学和初中人均经费，政府财政投入分别占79％和77％，老百姓的经费负担率仍占21％和23％。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贫富的差距和地区差异仍然在扩大，贫困地区仍然集中在资源匮乏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给当地的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至2002年，我国已经在占人口91.22％的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的目标。那些没有“普九”的县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未实现两基人口覆盖率最高的省、区包括：西藏（82.44％）、贵州（55.94％）、宁夏（43.24％）、内蒙古（30.39％）和广西（29.9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人烟稀少、贫困落后的高山荒漠地区，贫困现象的地理分布也反映出民族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少数民族儿童面临着双重劣势：教育的基础设施更落后；承受教育开支的能力更脆弱（从春侠，2001）。在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下，教育投资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世界很多国家教育投资的政策来看，中央政府都基本承担了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的责任。因此，我国政府应该改变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体制，加大中央财政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通过对农村的教育经费进行分析发现（表512），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小学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为东部地区农村小学的21％和36％，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初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为东部农村初中的18％和30％，个别地区甚至为0。
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农村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作为教育投资主渠道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杨丹芳，1999）。这就使得本应是主渠道作用的财政预算内拨款的作用日益弱化，更加重了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其次，国家教育投资结构不够合理，政府本来应该在基础教育中起主导作用，但政府最近10年对初等教育的投资比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相对萎缩。再次，地区间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由于地方财政投资不足，又得不到上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事实上，政府公共教育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对基础教育的“公共需要”，是为了实现基础教育的机会均等以及弥补在此教育阶段上个人和企业教育投资不足，保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范先佐，2000）。但是，现实中政府并没有按照社会基础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公共投资，一些地方政府与政府的职能部门为了追求政治上的声誉等原因，存在着较强烈的扩展中、高等教育的倾向，而基础教育发展却不受重视。
一般来说，教育经费的来源包括政府财政投入的办学教育经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社会捐资和集资、学校的事业收入及其他教育经费的来源。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即通常所说的“财政拨款”）、政府征收用于教育投入的税费附加（主要是城市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费等）、企业出资的办学经费以及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在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收入中，财政拨款所占的比例最大，占总收入的50％～60％；其次是农村教育费附加，占总收入的10％～15％；再而是杂费，占总收入的10％左右。3项合计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收入的85％以上，其中后2项都是由农民负担的教育经费，占20％～25％左右；而财政拨款这项，其投入主体并非是中央和省、市级政府，而是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因此，政府财政虽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而实际的负担者仍然是农民。现在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为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停征了集资和教育附加费，将对今后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取消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切断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两大来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只剩下财政拨款和收取杂费2项了。产生的缺口中央政府并未制订有力的政策给予制度化的保障，农村教师工资的发放上收到县财政，强化了工资管理力度和保障机制，这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但实际上并未缓解乡财政的负担。因此，税费体制改革和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对县乡财政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长远来看，义务教育经费的解决要靠发展乡村经济，而短期的解决办法是要把中央和省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制度，资助的目标要直接瞄准乡办初中和农村小学。近两年，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虽有明显效果，但从总体上看，因力度不够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农村义务教育依然面临着投入保障不力的困难。
5.3.2.浙江、江西、贵州三省农村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分析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近9亿在农村。据统计，2001年，农村小学占79.5％，农村小学生占65.4％；农村初中占62.7％，农村的初中生占55.6％。到2004年，农村小学学校数为33.7万所，占全国小学总数39.4万所的85.53％；农村小学学生数为7378.6万人，占全国小学生总人数11246.2万人的65.6％；农村初中学校数为38095所，占全国初中学校63060所的60.4％；农村的初中生学生数3168.3万人，占全国初中生学生数6475万人的48.9％。可见，无论学校数量还是学生数量，农村都占有主要比例，对义务教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发展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就是投资不足，学校的教育经费在东、西部之间差距愈来愈大。对2001年农村人均教育经费支出较高的浙江省和最低的贵州省进行比较：浙江省农村小学和初中的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分别为3048元和4273元；而贵州分别为376元和471元，前者分别是后者的8倍和9倍左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