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能完成国家义务教育达标标准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的贫困地就江西省而言，近年来已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力度，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首先，建立和完善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公用经费保障机制，积极实施国家“二期义教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危房改造工程等，解决学生饮水、学校厕所、围墙等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2004-2005年各级财政安排10多亿元资金，改造和新建校舍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基本消灭了D类教学用危房。其次，大幅度提高了农村中小学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仅2005年就新增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1.2亿元，使全省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比上年翻一番，所增加的资金全部用于英语、计算机等现代化教育，有效地改善了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同时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仅2005年就安排资金1.22亿元，集中连片对5581所中小学实施“远程教育工程”，通过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基本具备电视教学系统、光盘播放设备和计算机教室。再次，仅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拨出2.5亿元专款，对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和城市低保户家庭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即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使该省21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贫困家庭和农村特困家庭以及城市低保户家庭共计120万名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到“两免一补”政策的好处。2006年起，江西财政多方筹措1.4亿元，将“两免一补”范围由国家规定的“国定贫困县”贫困家庭子女扩大到所有农村特困群众和城市低保户子女，保证贫困学生“读得起书”。2006年，江西省财政又新增3亿元用于农村中小学课桌椅更新、饮用水和公厕建设，切实优化农村中小学办学环境。
尽管最近几年来，江西省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全省农村教育整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严峻。2004年，全省农村教育总投入20.81亿元，仅占全省教育总投入的13.3％。城市与农村教育条件的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义务教育薄弱环节较多。据调查统计，全省因学校无力购置课桌凳、而由中小学学生自带课桌凳上学的竟达70％，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村学校，全部由学生自带课桌凳上学；全省有3700所农村中小学校没有厕所，占学校总数的22.1％，学生只能到附近农户家用厕所或随地大小便；全省农村有6000多所中小学没有饮水设施，占学校总数的35.8％；许多学校生活还是依靠河水、泉水、山水、井水甚至塘水的原始饮水方式。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全省还有大约15万多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辍学，不能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学业。
一直以来，由于经济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贵州农村教育发展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农村。但“十五”期间，贵州省以“两基”攻坚为重点的教育事业取得显着成就。5年教育投入累计达474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67倍，其中，投入“普九”专项资金61.5亿元。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建成义教工程项目学校1025所、“普九”工程项目学校1573所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学校（站、点）22698所，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项目学校2445所。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了“两免一补”，“两基”教育人口覆盖率由31.0％提高到93.9％，适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8％左右，初中阶段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8.7％和11.0％，比2000年提高25.1和5.1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将重点建立中央和省、市（州、地）、县（市、区）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2006年至2008年，贵州省将全部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包括县城所在地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农村户籍学生）的学杂费，资金由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按8∶2的比例负担。据了解，从2006年起，贵州省财政每年安排6200万元资金专项用于资助农村初中寄宿贫困生，每个学生每年可获得200元补助金。全省186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还将获得免费的教科书，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承担。从2006年起，贵州省将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5年内财政将向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百亿元，同时将在3年内全部免除全省631万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生学杂费。此外，贵州省还将按照中央和省级财政各半共同承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的维修和改造，彻底改变不少贫困山村中小学生挤在危房、破旧教室中上课的局面。
5.3.3.两则具体案例及评析
（一）两则案例
关于贵州省的教育情况，先看以下一则光明日报的消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以来，贵州的基础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已实现了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目标，适龄儿童入学率从1995年的96.04％上升到2000年的98.78％，青壮年人口中的非文盲率从86.2％上升到92.78％。但因经济、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该省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薄弱、农村初中教育严重滞后、贫困学生辍学率高等问题极为突出。目前，该省87个县中还有55个县未实现“普九”目标，占全国未实现“普九”县数的10.54％；全国“普九”人口覆盖率已达85％，该省只有35％；青壮年文盲人口近150万人，严重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光明日报》2001年11月3日）
而关于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浙江省的教育情况，可以先看以下是一则中国教育报的报道（《浙江确保每个农村孩子念好书》）：
为切实改善全省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小学师生的教学生活条件，保证让广大农村孩子都能“念上书、念好书”，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浙江省政府在日前召开的全省农村教育工作现场会上决定，在今后3年内全面实施“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农村中小学爱心营养餐工程”、“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和“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据介绍，实施“四项工程”，浙江省财政每年将新增投入3亿元，加上原来的1亿元，每年合计4亿元。这样的重视和扶持力度，在浙江是前所未有的。
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将使浙江农村9％的中小学生获得资助。去年该省已有20余万名经济困难的小学生、初中生得到资助，占学生总数的4.48％，资助总额达6800万元。扩面后，可以让受资助的学生扩大一倍左右，基本确保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念好书”。该工程的资助对象具体包括四类：一是低保家庭子女、福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革命烈士子女、“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以及残疾学生；二是农村居民年均收入1500元以下、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子女；三是少数民族学生免收杂费；四是因受灾、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缓交、减免有关费用。在民办学校和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公办学校读书的经济困难学生，也能享受这四类资助，但其免费额度按公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确定。资助都将以“教育券”形式直接发放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实施营养餐工程可让全省40多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每周免费吃上营养餐。从今年秋季入学开始，享受就学资助的低收入家庭子女、福利机构监护的未成年人、革命烈士子女、“五保”供养的未成年人以及符合低收入家庭条件的残疾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每周在学校里可以免费吃上2至3餐荤素搭配的营养餐。为此，政府每周要为每个经济困难学生掏5元钱，以增强他们的体质，促进孩子们健康成长。
食宿改造工程使浙江寄宿制学生一人能有一张床。据了解，目前浙江有16.5万名农村中小学生是2人一床或睡统铺。浙江省实施的农村中小学食宿改造工程提出，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农村中小学寄宿学生每人都有一张床，生均宿舍建筑面积将达到3平方米。另外，浙江省还将对农村中小学的食堂进行改造，以保证让孩子们在学校里有地方吃饭，吃得卫生。预计食宿改造工程全部完成后，惠及的学生人数将达85万人，占浙江农村学生总数的1／4。
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将使浙江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3年内轮训一遍。
今年浙江省将启动新一轮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计划以3年为一个周期，对全省所有17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每年完成1／3。同时择优选拔1000名省级骨干教师、1万名市级骨干教师进行重点培训，以全面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素质。（《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24日）
（二）简要评述
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是县级政府。不同地区的县级政府，其公共财政支出能力相差很大。对于东部地区，部分富裕县的财政能够比较充足地对农村教育经费进行支出，而对于西部地区的欠发达县而言，县级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政府公共财政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要远低于东部地区。义务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最基础的阶段性教育，事关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人口素质的全面提升，作为社会收益最大的教育阶段，应该是政府最为关注的纯公共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应凭借其较强的财政实力对农村义务教育予以最大限度的投资扶持，而不是将责任推给财力最为薄弱的县、乡两级政府。由于家庭生活贫困仍是造成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失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中、小学校建立起由政府财政资助的助学金制度，以保证这部分贫困学生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的改造和修建，应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来共同承担农村学校的改造和更新的投资责任，这些省区的省政府应当把这些费用列为财政预算的支出项目，同时中央财政在转移支付资金中划出一部分投入到贫困地区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工程。
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教育都应当从“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最终转向“公办民受益”。毫无疑问，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领先，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应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率先垂范；西部欠发达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也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尽最大努力，加快农村义务教育方式的转变。
5.4.农村医疗及公共卫生的区域比较
5.4.1.农村医疗方面
无论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医疗和卫生存在着巨大差距。全国而言，在健康水平方面，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镇的4倍左右，孕妇死亡率是城镇的2.4倍，农村人均期望寿命比城市低6岁，农村中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等）发病率出现反弹甚至死灰复燃。在政府投入方面，1991-2000年间，政府投入农村卫生的支出690亿元，占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农村卫生投入10年仅增长48.5％。2000年政府卫生预算投入比1991年增加的部分只有12.4％用于农村。即使在东部地区的浙江省上虞市，2002年财政预算中用于城乡医疗卫生的人均投入比例也在9∶1（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2004）。
已有调查研究表明，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严重落后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医疗条件差，服务能力低。农民就医主要是村级诊疗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相比较而言，县级医院无论在投入还是设备条件方面均远远好于村级诊疗室、乡镇卫生院。村级诊疗室的医疗器材仅限于体温计、血压计等，从业人员中9.2％是小学毕业，67.8％是普通初中毕业，仅能诊治一般小病。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条件差、设备陈旧，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配备的设备；卫技人员中，本科学历以上的占1.4％，大专学历占9％。二是农村医疗收费相对较高，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步履维艰。1991-2000年，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上升到79元和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7％。农民轻易不敢上医院，小病拖、大病扛，一旦患上重病，极有可能陷于贫困。现在全国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我们实地调研的县（市），只有浙江省上虞市开始了试点。大病统筹合作医疗由于报销起点高，报销比例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地方财力有限，也无法坚持这项制度。上虞市大病统筹以3000元为补偿起点，分段分别给予20％～45％的补偿，补偿金额上限为2万元。1998年以来，上虞市先后有12个乡镇推行大病统筹合作医疗办法，但目前只有盖北镇等3个乡镇坚持下来（财政部农业司课题组，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