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3.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管理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管理机制创新重点体现在管理机制中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及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管理机制的建立。目前，农村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性缺陷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农村有限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公共资源管理混乱，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提供无序，增加了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集需求，提高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一些容易出“政绩”的公共项目频频问世，而一些见效慢的长期项目或社会福利型的项目（如农业科技推广、职业技能培训、农业发展规划和农业信息管理系统等公共产品）则经常被剔除出决策者的选择范围，这就难以反映农村社区对公共品的真正需求，导致农村有限的公共产品存在结构上的失衡，农村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健全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保证政府有效提供农村公共品的重要原则。我国农村的民主决策与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基层政府官员还主要靠行政任命，而不是由民众根据政策倾向投票选举产生。所以，基层政府官员所实施的政策很可能偏离公众的意愿，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不必关注公众意愿。
通过对农村公共财政的使用管理、监督过程的透明化，管理、监督内容的公开化以及公正、公平的管理监督标准等来保证整个管理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化与程序化，强化监管工作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大力推行电子政务，达到加强管理力度和提高管理水平工作效率的目的。要利用计算机软件，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高管理监督工作质量，加快数字化步伐。
8.2.4.农村公共财政供给结构创新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和比重在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比例失衡、结构失调，因而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重点要理顺不同政府层次的公共财政体系以及相应的支出结构，并使其支出结构更加合理化。
早在1998年，国家就提出要建立起公共财政体系的基本框架。目前，这一体系在农村的建立，关键是要明确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类别、按比例合理负担农村公共品的机制，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为主导、地方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解决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按照公共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明确区分政府与农民各自承担的供给责任，合理划分二者在公共品成本支出上的责任界限。在目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应根据农村公共品的不同性质，建立起由中央、省、市、县、乡、农民“六位一体”的供给体制。由政府承担供给责任的公共品及所需资金、费用纳入规范的财政预算体系，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供应职责并制订有效的保障措施，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农村地区公共品的供应，保证农民的基本公共品需求。
省级农村财政的公共品包括：①收益与成本不溢出本省区的地方公共品，如省级道路、省级土地整治；②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省区，需要与中央政府或其他省区进行合作来提供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省级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③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收益可排他的俱乐部物品，如医疗、文化以及其他福利项目。
市级农村财政的公共品包括：①收益与成本不溢出本辖区的地方公共品，如市级道路、市级土地整治；②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辖区，需要与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或其他辖区进行合作来提供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市级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③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收益可排他的俱乐部物品，如医疗、文化以及其他福利项目；④基本的行政管理。
县级农村财政的公共品包括：①收益与成本不溢出本辖区的地方公共品，如县级道路、县级土地整治；②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辖区，需要与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或其他辖区进行合作来提供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县级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③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收益可排他的俱乐部物品，如医疗、文化以及其他福利项目；④基本的行政管理。
乡镇财政的公共品包括：①收益和成本不外溢出本辖区的地方公共品，如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土地整治等；②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辖区，需要与上一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或其他辖区进行合作来提供的公共品或服务，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跨乡镇的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③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收益可排他的俱乐部物品，如医疗、文化以及其他一些社区福利项目；④基本的政府行政管理。
以农村教育为例，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农村教育财政责任分配需要改变。从国际比较角度看，大多数的国家都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但是在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应该是哪级政府的责任，各省的做法不一样。根据国际经验，基于效率的考虑，义务教育应采取地方政府管理的管理体制，但地方政府不应该是义务教育财政的承担主体。在那些传统上有下放教育财政责任的国家（如美国），人们发现由地方政府负责义务教育财政导致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平，那些富裕的地区教学条件较好，而那些贫困的地区则相距甚远。在这种教训下，“很多国家都认为，合理的做法是下放由州政府资助的学校的管理权，同时采取措施保护学校保持最低限度的质量水平”。
在确定我国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时，除了需要考虑公平和效率因素外，还有一个目前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财政资源不断向上级政府集中，财政纵向不平衡、基层政府支出责任和收入分配不匹配的问题十分严重。从比较的角度看，这种安排和国际上的一般做法①有很大差异。
大多数国家中央和州一级政府的分担比例都在20％以上。和我国有较大可比性的国家而言（如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中央、州（邦）和地方政府分担或完全由中央和州（邦）负责是较普遍的做法。
当然，我们目前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但在各级政府的农村基础教育公共财政支出上，省、市政府的责任应该加强，省级政府应该制订省内学校的支出标准，并为此提供财力支持，确保所有学校都能依照这个标准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换句话说，省级政府的责任之一就是平衡省内各地学校的教育支出；中央政府的作用是通过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并帮助那些低收入地区赶上其他地区；中央政府和省政府都有8.3.新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宏观制度环境构造和微观制度安排
8.3.1.宏观制度环境构造
从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的范围看，公共财政基本涉及了农村所有公共品，但投入不足，不同品种之间差异较大，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状况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狭窄，问题比较集中，矛盾比较尖锐。充分考虑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成本、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现行财政体制和财力格局，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不同地区的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政策选择的区别，从而确定体系建设中分阶段、分区域合理的优先顺序。
按照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般认为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指标是：人均GDP高于1000美元，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低于15％，农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中的比例低于30％，城镇化率高于40％等。当然，这些指标主要起参考作用，并非绝对界限。如韩国和日本就是在人均GDP达到800美元时开始对农业“反哺”的。“十五”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比较接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因此中央明确提出，我国已经整体进入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但还不能实现大规模反哺。
（一）西部地区（如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很弱
从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来看，2004年全省面积17.6万平方公里，人口3710万，国内生产总值（GDP）912亿元，人均粮食产量303.3公斤，人均水资源量2790立方米，森林覆盖率14.75％，人口自然增长率14.24%，成人文盲率24.46％，贵州省的经济、教育、对外开放水平等在全国排名都比较居后。该省1998年人均GDP排中国倒数第一，也是全国唯一低于3000元的省份，周边的云南、四川、重庆等都比贵州省高1倍左右。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的61.4％，人均粮食600多斤，比全国少200多斤，还有近300万贫困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贵州省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仍将较长时期居于欠发达地区的行列。如果以国际公认的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指标来衡量，由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犹如“杯水车薪”，许多优惠政策也不可能一起出台。贵州省只是处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初级阶段，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反哺的能力还很弱。
（二）中部地区（如江西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尚不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较弱
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21世纪以来，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2005年底，该省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5.9％，财政总收入突破400亿元，财政总收入超亿元的县（市、区）达到84个，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7％。应该说，江西省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另一方面，江西省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还比较弱。2005年底，江西省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均列全国第24位，地方财政收入列全国第23位。江西省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转变的过程之中，仍将较长时期居于欠发达地区的行列。如果以国际公认的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指标来衡量，江西省只是处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初级阶段，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反哺的能力还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