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谨严朴实的学风，给张涌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张涌泉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还语重心长：“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
毕业以后，张涌泉没有被留校任教，而是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
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4个大字送给张涌泉，重新树立了他的信心与勇气。
在先生的鼓励下，张涌泉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再一次回到先生身边学习。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他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还专门抽出时间，为他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1987年前后，先生开始酝酿《敦煌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决定让张涌泉和黄征合作进行这一工作。“敦煌学三书”的编撰，让张涌泉他们跻身国内知名学者之列。
在大师墓前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去了姜亮夫、郭在贻两位老先生的墓地。他说：“面对先生，我深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倍感学业无成，愈加恐慌。”
“所谓先天不足，就是我们不能像前辈那样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先生们身处动荡的社会，却能够心平如水，外面是吵闹的环境，他们可以在房间里圈圈点点。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迸发出自己的能量。而我后来踏入了行政圈子，不能像姜亮夫等三位老先生那样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在我担任的所有头衔中，‘教授’是我最为珍惜的。其他很多的头衔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
女弟子眼里的三位大师
王云路很幸运，她一家和三位大师都有缘分。王云路读硕士研究生时，郭在贻是她的导师；1989年，她又成为姜亮夫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汉语史；王云路的丈夫，则是蒋礼鸿的博士研究生。王云路从此也与敦煌学结了一生的缘。
王云路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汉语史方面造诣颇深。在王云路眼里，姜亮夫老先生是海内外瞩目的语言学家、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又是一位极普通的慈祥老人。“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曾偷懒，但求少些干扰，可能多点成就，如此而已。”先生的格言，王云路牢记在心。
郭在贻是王云路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她治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先生有着精深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也培养出一批有人品、有学识的学者。”从郭先生那里，王云路既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
蒋礼鸿老先生是一位严谨、幽默但不乏童心的良师。王云路听过蒋老的课，记得蒋老在讲到古人跪拜礼节时，当着学生面摹仿古人鞠躬作揖等动作；王云路也记得这么一个细节，蒋老随身带着一个小瓶子，讲课时偶尔有几声咳嗽，就拧开盖子，把痰吐到瓶子里，然后拧上盖子放在桌边，动作一丝不苟；王云路更记得，有一次，她和丈夫带着两岁的孩子去蒋老家，蒋老马上放下书，给孩子又拿糖果，又讲故事，还不断摹仿小猫、老鼠的咪咪、吱吱声，逗得孩子开心极了。
2002年6月11日第2版
信用人生“第一步”——浙大学生使用国家助学贷款记事
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张乐
目前，浙江大学累计有4295名学生申请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总额达2855.63万元。除两人因特殊原因到期未还款外，其余均按时归还，还款率高达98%以上。其中，有14人提前还贷只需人格担保的贷款2000年8月起在全国实施的国家助学贷款，是由中央和各地政府共同推动的一种信用助学贷款，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目的是帮助全日制高校中家境困难的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与目前通行的商业贷款、消费贷款不同的是，它无须任何抵押和担保，是基于大学生个人信誉的信用贷款。
校园并非一片净土。个人信誉是否靠得住？助学贷款是否能收回来？社会各界的担心显而易见。
浙大学生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来自福建漳州农村的浙大法学院学生林达生，家庭比较困难。
因为填错了借款期限，今年1月，他突然得知必须归还大学二年级时贷的8000元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日期只剩两天了，即使从家里筹款，也要等上4天。最后一天，林达生向很多同学借钱，先还了这笔贷款。收到家里的汇款后，他立即把钱还给同学。“虽然前后只差了一天，但我把它看成是十分重要的做人原则。”这位大三学生说，“一丝一毫关乎节操。一次不经意的失信，可能会毁了我一生的名誉。”
现在经济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梁晶，不仅提前还了助学贷款，还将12月28日贷款下发的日子定成了自己的纪念日。她说：“我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是我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后建立的第一笔个人信用记录。”
浙江大学学工部的许老师介绍说，为让更多的贫困学生安心学业，学校内部推出了“奖、贷、补、免、勤”五位一体的联动助学政策。校内贷学金制度自1995年推出以来，还款情况也十分理想，学生毕业3年内的还款率高达99%。
学会理性安排经济行为
申请贷款，更多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是浙大许多学生的共识。
许多同学申请贷款都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手中这一笔笔贷款，尽管金额不大，却是他们或为了完成学业，或为了进一步培养个人专长，有计划、负责任的经济安排。地球科学系学生何智勇申请3000元贷款，支付攻读双学位所需的额外学费；经济学院的梁晶则是为了考研时的额外花费。
尽管尚未真正踏上社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这些年轻人依然将还款看成自己的责任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机能系三年级的王波来自四川宜宾农村，一家人全年收入只有几千元。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用贷款支付学费，再用获得的奖学金偿还贷款，有计划地弥补了颁发奖学金和交纳学费之间的时间差。“我第一次学会了‘资金周转’。”王波笑着说。
信息系的龚涛，去年一毕业就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还清了贷款，比约定时间提前了4年。这位在杭州一家外资电脑公司工作的小伙子说：“助学贷款是国家和社会对我们大学生的信任和帮助。我早一天还款，更多的人就能够像我当年那样早一天拿到贷款，以解燃眉之急。”
重树信用从每个人做起
“我之所以一定要按时归还国家助学贷款，是缘于一次终身难忘的教训。”
地球科学系研究生何智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何智勇曾经用自己的中行信用卡透支了500元，不经意中，竟然超出了还款期限。当看到银行的通知单上白纸黑字地写着“您的信用额度已由每天提款5000元下降到2000元”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深有感触地说：“信用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个人无形资产。诚信的约束不仅来自外界，更要来自我们的自律心态和自身的道德力量。”
来自贵州的电气系毕业生郭辉，是国家助学贷款和校内贷学金制度的双重受益者，先后从学校和银行领到了1万多元的贷学金和3000元助学贷款。
去年，他毕业后被深圳一家知名企业录用。尽管规定的还款期限分别是2004年和2005年，但在今年3月，他还是通过电汇的方式，提前还清了所有贷款。
郭辉说，是对比鲜明的两件事情促使他下决心提前还款。一是他的同学毕业后到某公司报到，结果该公司出尔反尔，不仅原先承诺的许多条件全部取消，而且连工资也只有事先约定数目的七成。二是他就职的公司，虽然业务受到国际通信行业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但老总依然承诺：签约的大学生一个不退，承诺的工资一分不减。郭辉感慨地说：“走上社会，我们深感失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但是，光埋怨没有用，更不能等。重树社会信用必须靠每个人的努力，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
在浙江大学校园里采访，时时感受到一股股清新之风，学校组织的社会信用系列讲座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作为未来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2002年6月26日第1版
并校四年增创新优势
新浙大“学科造峰”
本报记者万润龙 蒋萍 特约通讯员徐有智
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与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高水平的重点高校，此举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近四年过去了，浙大是否产生了新的优势？带着问题，记者来到浙江大学采访了浙大党委书记张浚生和校长潘云鹤院士。
在学科高原上造峰
校长潘云鹤以“在高原上造峰”作比方，向记者介绍了浙大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他说，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是有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如果说合并前的浙江大学已经形成多个学科的高原，那么，新浙大已经有能力在高原上营造学科高峰。
浙大于2000年底制定了学科“造峰”的5年发展规划。这一规划的要义是：在理工农医等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中，选择25个学科和若干个交叉研究中心，重点投入，配套建设，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使若干个学科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力争建成若干个国内领先并在国际上有较大知名度的研究基地，形成一支着名的学者队伍和出一批学术精品论着。
并校后的浙江大学加速了学科的交叉渗透，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以造就更多的学科高峰。学校决策者按照前瞻性、科学性、创新性的原则，重新组建了21个学院。同时，还组建了光通讯、集成芯片SOC、生物资源与功能基因组、微系统、纳米科技、脑与智能学研究等若干个交叉学科中心。这些新的学科，都是前沿学科，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在最近两年的全国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申报中，学校一级学科博士点从16个增加到28个，跃居全国高校首位；二级学科博士点覆盖面从原来的106个增加到138个，学科覆盖了除军事学之外的所有学科门类。
“学科造峰”使新浙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学校科研经费从1998年的3亿元递增到2001年的7.2亿元，目前已居全国高校第二位。全校理工农医类科研新上项目3000多项，正在研究的项目达到5741项。基础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200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4项，批准经费4000多万元，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连续三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第二位。2000年，该校共鉴定成果127项，其中达到国际水平的36项，有5个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居全国高校首位。
2001年，学校有3个项目获国家科技成果奖，12项获中国高校科技奖，获奖数与北大并列全国高校第一。被SCI和EI收录论文的总数居全国高校前列，发表国内论文数居全国高校首位。
薄弱学科驶入快车道
在浙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环境中，发展得最快的是农学类学科和医学类学科。通过学科合并、交叉、重组，两大学科进入了学科发展的快车道。
与1998年四校合并初期相比， 浙大农学类博士点增幅达107.14%；博士后流动站增长了8倍；一级学科博士点从无到有，至2001年获得7个；国家重点学科由原来的3个增至6个；科研竞争能力大为提高，科研水平大幅上升，科研经费总数由1998年的2300万元增至2001年的7800万元；1999年至2001年期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4篇；在校研究生数从496人增加到1471人。据2002年某高校评估机构评估，浙大的农业学科已名列全国第二。
四校合并之初，浙大医学院的办学模式基本上以教学、临床诊治为中心。
合并后，该院原有的临床优势学科如传染病学、肿瘤学和外科学得到了持续发展，在院士、国家重点学科等重要指标上实现了零的突破，原先较为薄弱的基础医学部分也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免疫学、药理学等学科各项主要学术指标大幅度攀升。如免疫学研究所自2000年初创办以来，在引进的曹雪涛教授带领下，经过短短的两年建设，以青年学术骨干为主体的学术群体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综合性高水平的学科空间为“学科造峰”奠定了人才基础。海内外一出现新的学科，新浙大就能找到一大批相应的专家。电子商务是计算机、经济管理和商务三结合的新兴学科，该课程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是由浙大牵头编的。
在纳米技术、干细胞等新兴学科，浙大也都走在前列。
众多一流人才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