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限定的时间内，即使霍金预先准备，他最多也只能回答10个问题。如果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现场选词构句，再由机器进行语音合成，我再将此翻成中文，那招待会将会更加冗长。霍金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当他回答问题时，他熟稔地以大拇指选着字，绝不忽略任何一个冠词，造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力求完美无瑕。有时，从行文中我已能体会其全意，他仍然坚持敲完最后一个标点。一面是霍金的镇定和不苟，一面是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双方互动蔚然成趣。
丘先生先后点了新华社记者张乐、央视一台和四台记者刘振莉和谭彦姝、文汇报记者万润龙和浙江日报记者张冬素等8位记者，他们的问题大致都很得体，然而却没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霍金研究的。记得其中的一道问题是：“你认为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霍金回答：“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有一种小恶作剧后的得意。回答完8个问题之后，是记者自由提问时间。有记者发问：
“对照你1985年来华，中国在这17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霍金回答：“85年满街自行车，而现在是交通堵塞。”霍金的回答反映了他之所见，因为他从上海浦东到杭州，只见到了这些，还没有看见别的。
每次霍金准备回答即席问题时，都需要十几甚至20分钟，在等待过程中，丘成桐先生就穿插回答一些记者提问，比如霍金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等问题，以解等待之沉闷。
招待会快结束时，台下的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二位代表频频向我使眼色，于是我即对霍金说：“出版你的中文版着作的出版社想向你赠书，以表达中国读者的谢意。”他立即在屏幕上敲出“现在”。我招呼他们上台，伊莱恩代表霍金收下了印刷精美的中文版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并请他们与霍金合影。可惜，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代表自己没有携带相机，只是让记者们拍了一通。无论如何，他们从长沙赶来，也算是不辱使命。
招待会后，是浙江省省长的晚宴，因为霍金需要进行护理，所以省长及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多等半小时。
次日数学会议正式开始，霍金被安排作第一个一小时的报告，题目为“M－理论的宇宙学”，基于同样的护理要求，他发言也只能推迟至下午。而我则抓紧时间将他的公开演讲《膜的新奇世界》译成中文。12日之后，承蒙浙大厚意，他们邀请我参加每一次官方的正式仪式和宴会，可是我因事务繁忙，尤其不喜官场应酬，也就一一推辞了。
泛舟西湖
8月14日上午，伊莱恩通知我下午2时大家一起去游西湖，5时去逛河坊街，当晚8时霍金邀请丘成桐、我和王立人三位去香格里拉的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
我们下午2时准时来到631号房间。当天上午，似乎霍金和夫人有些小不愉快，所以霍金先到伊莱恩的房间去谈了好一阵子，说服了夫人一道前往。
我们一行人从饭店后门出来，绕到东面，再走到西湖码头。一出后门，霍金夫人即用一把王星记的黑扇遮阳，她笑着对我说：“你送给我的那把檀香扇很宝贵，不能这么用。”我说：“你回剑桥就可以用那把扇子了。”她说：“剑桥可没有这样强烈的阳光，也没这么热，用不上那把漂亮的香扇，我将把它珍藏起来。”
我们所去的码头位于风雨楼之东，距饭店后门不过区区200米，却用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原先，霍金打算让大家分乘两条小船，再另派一船专司摄影，由船夫们将这三条船划向三潭印月。可是气象部门告知下午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就都登上画舫这条大船。
霍金夫妇坐在画舫的最前方，船儿缓缓前行。此时，天阴欲雨，山色空氵蒙。孤山、阮公墩和湖心亭渐次后退，城隍山、九曜山、南屏山和玉皇山迭次涌出。一束夕阳映照在雷峰塔顶，在周遭的一片黯淡之中，金顶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丘成桐向霍金夫妇解释道这个塔是在旧有的遗址上新近重建的，并就此讲起白蛇传。
丘先生说，古代有一只白蛇，化作妇人，勾引书生（SCHOLAR）。其实《西湖佳话》中的许仙是一名药店伙计，而在戏文里，他就变成了百无用处的书生。
此时，伊莱恩立即接口道：“那白蛇化成的妇人一定很美丽。”大家哈哈大笑。
丘先生接着讲：后来法海和尚警告许仙，并告知白蛇真相，懦弱的许仙临危退却。于是，白蛇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最终白蛇不敌，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之下。我说这塔在78年前就已倒塌，可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白蛇。伊莱恩问我你一定知道许多的典故，我答道，是的，但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谈笑间，不觉已经到了小瀛州和三潭印月附近。我对霍金讲，这三座石灯比剑桥还要古老，它们指示着西湖最深之处。此时，船上有人讲，如果是阴历8月半，这里可以看见15个月亮。丘先生听了马上就说这根本不可能，科学家本色又露峥嵘。
画舫在三潭停留一阵，我们没有上小瀛洲即返回。回程上，霍金夫妇很想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色，可谓正当其时。可惜画舫不能穿过苏堤六桥开往刘庄去，我们只好返回西泠桥下。荷花的美丽脱俗人人喜爱，其实它并非本土所生，而是从印度传进来的，霍金夫妇也陶醉在荷花的氤氲之中。临上岸时，有人从湖上采来三朵荷花，伊莱恩将其放在丈夫鼻下，让他把闻，然后叫人放在他的住房里。
大约5时，霍金一行来到河坊街，计划在“胡庆余堂”附近驱动轮椅行走200米左右。在粉墙黑瓦的衬托下，“胡庆余国药局”几个大字分外引人注目。
伊莱恩问其何意。我告诉她这是中国古代着名的药局。前面是一家茶馆，主人上来敬奉一杯“九九红曲茶”。霍金听了祝词，也弄不清是什么含义，反正客随主便，别人送什么，他就喝什么，只管喝下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杭州市民已经在前几天的电视上见过他，他已成为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人物，人人争睹为荣。这时，途经一处臭豆腐店，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此物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豆腐发霉制成。中国人称西方的乳酪为洋臭豆腐，你就叫它中国的乳酪吧。
霍金来到一家工艺品商店，他对内画壶非常感兴趣。一个年轻人当场为他表演内画。我请他将霍金的名字写在内壁，因为是悬腕，不可能太精细，但已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告诉他明天会收到一个礼物，鼻烟壶里画有他的彩色画像，比这个好很多。
再往前走，即到达伊莱恩前天定做连衣裙的店铺。店家殷勤地叫了两个小孩给霍金献花，并赠送他一套丝绸睡衣。伊莱恩的连衣裙花色如龙袍，在余下的几天里，她穿了好几次，看来她很喜欢这件衣服。在一家竹艺摊，霍金又收到竹编的蛟龙和鳄鱼各一条。
天色已晚，我们决定不回饭店吃意大利菜，而就近在“钱塘人家”用餐。霍金不能吃素油，只能吃黄油，并且不能吃面粉，店家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炒粉。
大堂里摆好两张大长几案，上陈时鲜水果四种，霍金的轮椅放在大堂中央，伊莱恩在其右手为他喂食，我坐在左面。随行人员分坐两旁，护士们早已趁空逛夜市去了。
虽然店家使出浑身解数，霍金却只吃眼前几样简单的菜肴。后来人们敬他一杯米酒，酒盛在古香古色的三角樽中，伊莱恩将樽送至他嘴边，一饮而尽，当然大部分都流失在他系着的餐巾上了。他似乎胃口很好，酒后兴致很高，这时我看见他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我能解决M－理论了！”他并按动语音合成器，发出酒后豪情。
在杯觥交错之间，我看见他又写道：“在中国，像罗马人那样的行事，mixmetaphors（我猜他想说的是入乡随俗）。”一会儿，他又写道：“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
我不禁对他说：“史蒂芬，85年你已经在学术界非常着名了，《时间简史》
的出版使你成为大众人物。”
在如此的热闹之中，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倍显孤独。回顾其不平凡的一生，他必定百感交集，特别是在这般热闹喧嚣背后，陪伴着他的永远是孤独，这位被锁在轮椅上的“无限空间之王”的孤独一定是超越时空的。
此时，他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有关“死亡”的话，可惜我无法理解其意。一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行文和口述表达都力求简洁，而霍金的情况更使他的交流更为简洁，然而人的感情丰富多样，绝非理性的简洁所能描述，况且人的情绪瞬息万变，当他还来不及表达心有所感时，那些感觉可能早已云消雾散，因为他的表达相当费时，他或许宁愿不说了。当一个人不能即时地与亲友分享喜怒哀乐时，那种寂寞的确是无边的，也的确令人懊丧无比，这是任何荣誉和恭维所不能补偿的。
在2个多小时的用餐中，“钱塘人家”以八面大屏风拦住了围观的民众，胡庆余堂前灯光如昼，人们隔着屏风和警戒线，久久不愿散去。
膜的新奇世界
8月13日中午，我来到浙大数学科学中心，这是丘成桐先生第二次在此建立的中心。此地环境幽静，霍金正在这里午餐休息，我和尼尔约好与他讨论15日公开演讲的细节安排。
我告诉霍金，我已将他的讲稿全部译成中文，目前正在润色。我还对他说：“我觉得比书中的最后一章更为有趣。”这里，我指的是他在演讲稿中对时空维数的最新的激进观点。听到这里，霍金的脸上现出喜色，因为在剑桥，对于一项研究只以有趣与否来裁决。
霍金问我：“你打算如何在演讲过程中表达中文？”我告诉他我准备将我的译稿制成幻灯片，在他演讲中，我同步地将幻灯片播映出来，我不再以中文重述。霍金讲：“体育馆那么大，坐在后排的人看不清幻灯屏幕。”此时尼尔也插嘴道：“体育馆是长方形的，似乎后排距离讲台并不很远。”霍金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一句英文，吴讲一句中文。”吴姓是以两个字母组成，我看着他的屏幕，在他打出第一句话时，我已经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可是霍金还是不厌其烦地找字造句，将整句话打出来。趁此机会，我又告诉他我将不陪他去北京，就在杭州和他道别了。尼尔说你的中文译稿是否可以让霍金带到北京使用，我说当然可以。最后，霍金还说，因为这个演讲相当费时，所以演讲之后，他不回答任何问题。
浙大在一个月之前就收到了霍金的演讲题目，可是他们经查字典及向北京有关方面询问，都不得其所，于是在演讲票面上只好印上英文原文。后来主办单位在《果壳中的宇宙》的中文译本里找到译名。这个《膜的新奇世界》的译名是我凭空杜撰而来，正如历史上的许多科学术语译名，能否存活只有老天晓得。
8月15日上午，在演讲地浙大体育馆，我和尼尔正在讨论幻灯中的字幕，图片和中文翻译如何同步问题时，霍金就到达了。于是我就出去把他接进来。
据丘成桐先生说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为5万英镑。1997年，我在剑桥住在霍金的护士高德文的家中。高德文女士告诉我，霍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而这次霍金在浙大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义。虽然浙大是尊重霍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可是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400－500元。许多学生从上海赶来，只凭火车票即让他们进场。
霍金自己驱动轮椅驶上讲台。他的头歪向右侧，这是他一贯的姿态。因为颈部以下无法转动和支撑，他斜倚在轮椅上，仅能以眼光扫视宽大的体育馆。
“我们可能生活在更大空间的一张膜或它的表面上”。霍金以这样一句简短的话开始他的演讲，台下3000听众鸦雀无声。
通过语音合成器，霍金的声音在体育馆的上空回荡，我也尽力以庄重沉稳的声音给予准确的翻译。实际上，从事这种现场翻译并不轻松，更何况无法看到演讲人的嘴形，完全凭借语音合成器的声音来进行口译。
在巨幅宇宙星空背景下，一束光线照亮了他瘦弱的身躯，在红色的天鹅绒上投射出淡淡的影子。“我们自以为生活在4维的空间里，但也许我们不过是高维空间事物的投影，就像闪烁的篝火在洞穴墙壁上的投影，但愿我们遇到的魔鬼也只不过是个影子。”
讲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衬托出台上人的孤独和无奈，因为他根本无法以任何姿态表达对听众的谢意。
虽然我无法看清台下听众的面容，可是我知道他们多为年轻学子。当他们在耄耋之年，不知是否还能回忆起今天的一幕。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演讲一结束，伊莱恩马上从前排走上来向我握手道谢。她当然听不懂中文，可是她也沉浸在会场的气氛之中。
这时，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得以将浙江电视台赠送的内画鼻烟壶呈给霍金。内画的正面是霍金的彩色画像，后面是《果壳中的宇宙》的插图。伊莱恩让霍金以手握瓶以便记者拍照，并让我把它展示给记者，解释画面含义。这是他在杭州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之一。
16日中午，我赶到刘庄国宾馆。透过水上餐厅的大玻璃窗，伊莱恩向我招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金黄色的连衣裙。
浙大负责接待的人员请我在六套中文译本上签名。我打开其中的一本，只见扉页上已印上了霍金的大拇指印，伊莱恩的说明和致谢。这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