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到重新回到浙江、回到浙大的感想时，透过张浚生眼镜的镜片，我感觉到的是满眼的深情，他说：“我对浙江、对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虽然我不是浙江人，但从我成长的经历来说，是浙江抚育我长大，浙大培育我成才。1954年我慕名来到浙江大学读书，那时的浙大刚刚迁至玉泉校区这块地方，我们这批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有幸成为新校区的第一批主人，也成了新校区的建设者。想想那时大家一起在草棚里吃饭、上大课，真是感慨万千。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深深印载了我们成长的足迹，记录了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30多个春秋。斗转星移，当年逾花甲的我，在繁华之都香港工作13年后，重又回到美丽的求是园中，走在玉泉校区熟悉的教一、教二楼之间时，看着这些古老庄重的建筑，望着大楼里匆匆进出的一群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我常常为校园的成熟和青春，为这所既古老又年轻的着名学府所蕴涵的那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旺盛的生命力而沉思、而陶醉。”
求是园里留下了张浚生的奋斗足迹和汗水，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浙大校训中的“求是”。他说：“‘求是’的精髓就是探求真理，踏踏实实做事，使我一辈子深受影响，它告诫我不管在哪里工作，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求真务实，诚恳待人’，这16个字将永远陪伴我。”
作为教育战线的党的十六大代表，张浚生十分关注我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全省各行各业都显出勃勃生机。尤其是教育，由于浙江是文化之邦，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在全国领先。这几年，浙江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大发展，建立了六大高教园区，大大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高考录取率也从1998年的35%上升到今年的73%，增加了升学机会，高等教育的“瓶颈”得到了突破。
这为浙江得以更快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柱。要在更加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并再上一个新台阶，基础在教育，关键在科技，根本是人才。浙大是我国高校的“航空母舰”，在我省的教育发展、科研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省委、省政府历来关心和支持浙大的发展，所以我们浙大要定准位，带好头，进一步发挥优势，提高水平，增强辐射力，积极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多出科技成果，促进浙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展望浙大的前景时，张浚生说，浙大四校合并后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都不断地显示出强劲的综合优势，实践证明已取得了1＋1＋1＋1＞4的效果，并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这首先是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教育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分不开。如今把浙江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已成为全校上下的共同追求。
张浚生认为浙大在经历了这几年的改革发展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中国入世后，教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事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的教育如何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个时候，江泽民总书记及时提出了“教育创新”的重要思想，再次为高校改革明确了方向。张浚生告诉记者，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民族进步的灵魂，更是高校改革的关键，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浙江大学将加紧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思想创新、体制创新，深化改革，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力争以较短的时间把浙江大学建设成富有特色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的世界一流大学。
2002年12月10日第13版
教书先生唐孝威
本报记者王德仁
【院士名片】
唐孝威 祖籍太仓（现属江苏省苏州市），1931年10月1日出生于无锡市前西溪的一个书香世家。1949年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北京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青海核工业部九院、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等单位工作。
现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兼职教授。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研究方向：核探测器、原子核物理实验、高能物理实验、核技术应用、生物物理学、核医学、脑科学、神经信息学等。
诱
今年10月30日到11月1日，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第一次移师杭州，会议主题是“分子影像学”，主持人是唐孝威等。
唐孝威，记者在google搜索引擎中敲入这三个字，新闻有一大串，记者“一见钟情”，他身上有许多诱人探究的元素。一是因为他从核物理到脑科学，几十年里转了多个科研领域，先后参与过中国“两弹一星”研究的他，在新世纪又站在了脑科学的前沿；二是在多个科研院所工作过，又在许多大学兼职的他，最终选择落户浙江大学；三是他的祖父唐文治是我国着名的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唐院士的妻子吕芳是我国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女儿，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们的女儿也是教师。
打电话到浙大物理系约会唐院士，因为他正忙着做浙江大学“十五”期间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规划——“脑与认知科学及其应用”项目的规划，还要给学生上课，所以过了一个月我们才约会上。
风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论语》
“今年春天，我带学生到万松书院春游，秋游去了九溪十八涧。我们拍了许多照片，你可以上我们的网上去看看。”
在求是园，听唐院士开心地说与学生交往的乐事。我想起了《论语》中的一章，想起了那一种源远流长的师道风流，也恨不得做一名唐院士的学生了。
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不亦乐乎！我下决心到浙江大学，主要是想培养一批学生。科学的希望是在年轻人身上。在浙大，我现在有20个学生，其中14个研究生，6个本科生。现在我周围都是年轻人，从二十岁刚出头的本科生到二三十岁的博士生，有学心理学、生物学、计算机、医、农、物理的。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人汇聚在一起，我很喜欢这样交叉的氛围。
我到浙大，说来也巧，5年前我主持了一次香山科学会议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是“跨世纪的脑科学”。那次会议时，我正好与潘云鹤校长住一间房，我与潘校长谈起脑科学、交叉科学研究的事，潘校长就邀请我到浙大。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浙大学科门类齐，各种专业都有，除物理和数学外，特别有我感兴趣的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信息科学、教育、文学等许多专业，有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就下决心来了。
记者旁白：唐老师的学生叶伟说，能和唐老师一起工作是一种幸运。现在学界风气比较浮躁，像唐老师这样实实在在、在一线工作的院士我们很敬佩。
“少者怀之”，我想做这样的老师也是乐在其中吧。
雅
唐院士少年时期的启蒙教师是他的祖父，我国着名教育家、上海交通大学第一任校长唐文治先生。
自述：我祖父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小时候主要是与祖父一起生活。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我祖父常带我在身边。我很小的时候，他就让我背《古文观止》和古诗词，对我讲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理。我祖父办学培养了很多学生，我现在想多培养一些学生，也许也有他的影响呢！
当然，要说明的是，对于我的成长，很重要的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当年我在上海上中学时经历了许多学生运动，受进步同学的影响，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所以党的教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旁白：唐院士说，许多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唐院士转了很多个学科领域，他说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科学的需要，再加上一些机遇。最初他在科学院工作，后来因为国防的需要调到国防单位，到了青海内地，一去就是近十年。现在他说特别有兴趣的是脑科学。因为脑科学对人类的健康和智力的开发都有很大的影响。
人做什么都会有内在的驱动力。“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科学的需要”
在唐院士的心中是那么真实。这就是雅，一种大雅！
颂
每年诺贝尔奖揭晓的时候，许多人都问，中国科学家何时能得诺奖。但唐院士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自述：我原来做科研为主，现在以带学生为主。我要求自己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我要培养的学生是能对国家作出较大贡献的，而不仅仅是一般地完成任务的人。我对他们要求比较高，不是拿了学分、考试通过就行了。做学问要有方法，方法不对事倍功半。我也在摸索，如何把不同学科的学生培养好。
现在除了对不同学科的学生分组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外，我还经常与他们谈话，谈如何做科研。每周与他们谈一次，每次有个小片段。比如与他们谈科研基本功，谈团队精神等等。最近一次谈的是学生如何从学习型转成研究型。学校里主要是学习，许多学生都有学分意识，但成果意识没有。而对科学家来说，则不仅要了解已有的知识，学别人的东西，重要的是自己要创新，要有成果意识。
记者旁白：教授不授课，这在高校里不是个别的，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曾专门发了文件，55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
教授不上课当然是有原因的。有的忙于科研，因为在一些人眼中科研成果才是有用的成果，可以拿奖金，可以评职称。而培养好学生那算什么成果呢，评级评职称时没用，也拿不到奖金，而且真的要培养好学生也很费心血。但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唐院士却以带学生为自己的要务，尤显珍贵。
2003年3月10日第8版
以科学发现为乐趣的人——访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李有泉教授
记者张冬素
“轨道简并强关联系统的Su（4）理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的当天，记者从科技部网站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目录中，看到推荐单位一栏写着“浙江省”的这一获奖项目时，实在无法从这几个由汉字和英文字母组成的项目名称中看懂其研究内容。
3月3日下午，怀着好奇的心理，记者叩开位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一隅的一个僻静小院——浙江近代物理中心，走近项目的主要完成者、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李有泉。
“年轻”是李有泉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这位国家级大奖的获得者还没吹过40岁的生日蜡烛。
李有泉的实验室和普通的办公室没有两样，只有办公桌上堆放的一叠写着各种公式、符号的草稿纸告诉人们这儿的主人从事着科学研究。“我们搞理论物理研究的，都有各种图像、模型储存在大脑里，我们思考的过程就像在做实验，当然也离不开在纸上进行数学推演，有时也会借助电脑做些计算。”在采访过程中，除了我们交谈的声音外，小院里几乎听不到其他的声音，这是个很适合思考的场所。
十几天、几十天只思考一个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几乎难以想象。
李有泉说他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时，经常几个月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
他说这话时的神情告诉我，沉浸于这种思考对他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李有泉说，商人办公司赚钱是乐趣，对科学研究者来说科学发现才是乐趣。当然长时间考虑不出一个问题，也是常有的事，因此，做理论研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经过不断的数学推算、模型修正和图像完善，持之以恒，有时就会产生“顿悟”获得飞跃性进展。
在兰州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1991年，李有泉来到浙江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就留在浙江大学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当初的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与数学物理，1995年开始专注于凝聚态物理的研究，这是探索电子集体行为性质的非常专业的一项理论研究。虽然李有泉介绍起他获奖项目的研究内容时，记者不能理解这一理论，但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颁发的项目介绍和记者检索到的各种资料的字里行间，还是掂出了这一成果在科学上的分量。据介绍，李有泉等人完成的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着名学术刊物上后，备受业界人士关注，称他们不仅推进了国际上该领域的理论研究进程，而且对从事物理实验研究的学者有较大的启发。
虽然已经是博导、知名教授，李有泉坚持每周给本科生上课，就在接受采访之前，他刚给一群大三学生上了《量子力学》专业课。“我给本科生上课主要是为了激发学生对理论物理研究的兴趣，能吸引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到我们这里来。”就如他去年11月在浙江大学物理节上开讲座的名称“冷原子使物理热”，他做这一切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走进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加入到思考的队伍。让李有泉高兴的是，这几年报考物理研究生的学生多起来了。
2003年5月4日第1版
在科学的海洋中深潜——记浙江大学青年学术带头人陈鹰
本报记者谢国仪 通讯员麻胜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