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修辞中的平仄对仗，强调的是声调的抑扬起伏，自然协调；词语修辞中的褒贬易色，反映的是词语感情色彩的巧妙变换，促人思考；而语序的常变搭配，句式的整散结合则是为了避免语句的单调平板，于变化中更见波澜！我们试以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中的一段为例略作分析：“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见礼；归了坐，细看时，真是与众各别。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段话，前半部分，作者用的是“散”的句式，后半部分，作者用了十个词组构成五个对偶句来描写林黛玉的肖像、神态、心理。这五个对偶句各用的是“整”的句式，但这一对偶句与那一对偶句之间，又是“散”的句式，如“泪光点点，娇喘微微”构成对偶，是“整”句，且平仄严格对立，“仄平仄仄，平仄平平”，但它与“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及“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联系起来比较，则又是“整”中有“散”，“散”中有“整”了。整句表现出一种整齐和谐美，散句表现出一种参差错落美，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整而不滞，散而不乱，构成了一幅浓淡适中、主次分明、丰富多彩的美的图画！
这些修辞手段的创造和运用都是基于汉民族讲对立、求统一的辩证思维模式的，它们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而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辩证哲学思想是它们得以产生、赖以存在的沃土，在民族文化的观照下，它们充满生机，春意盎然！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在修辞过程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一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上面我们将它们分了四个方面进行叙述，只是出于行文的方便，实际上，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
概言之，汉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到汉语修辞的整个过程，制约了汉语修辞的总体特征，是使汉语修辞体现出生动形象、简约含蓄、整齐匀称、错综变化美的主导因素。
第二节 民族传统思维与修辞精神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现的方式以及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汉语修辞是产生于人类交际活动中的言语现象，毫无疑问，它受到了民族文化的浸染影响，无论是修辞材料、修辞手段还是修辞方法的选择运用，无不折射出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折射出民族独特的世界观、哲学思想、思维模式、观念心态、风俗民情、审美情趣等文化特征。
这一节我们将进一步从传统思维这个角度来考察民族文化与汉语修辞精神之间的关系。
一、直觉思维与汉语修辞的具象生动、含蓄蕴藉直觉思维是民族传统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与西方的理性思维不同，它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重视主体的直观感悟和豁然贯通。它是依据主体对客体的察悟来对事物作出判断，或者说，是以经验为根据来对相似事物进行类比推衍，在一种形象的运动与转换中，完成一个由未知进到已知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高于感性知觉和理性思辨的认识本体的思维方式。庄子的“道”、玄学家的“自然（无）”、理学家的“太极”、禅宗的“直指人心，顿悟成佛”，以及理、气、心、性等范畴无一不是这种直觉思维的思想体现。这种直觉性、体悟性思维贯穿了中国传统思维发展的始终，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哲学、文学、绘画、书法等诸多领域。语言也不例外。直觉思维决定了汉语语法组织“偏重心理、略于形式”（黎锦熙）、“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的灵活简洁性。上文我们曾经讲过，汉语只要语义上搭配，事理上明白，交际双方理解，就可组词造句，很少考虑形式上完整与否。汉语语法从词、短语到句子都缺乏形式上的标志，表现出明显的以意统形、重意轻言、讲求意合的特征。同样，直觉思维亦决定了汉语修辞重形象生动，求含蓄蕴藉的文化精神。
在直觉思维的观照下，汉语修辞表现出明显的重形象忌抽象的语言特质。注重对具象的感受和体悟，喜欢从可用感官感知的具体事物入手，通过联想、比附，进而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它寓抽象于具体，寓推理于类比。因此，领悟多于理喻，模糊多于明确，含蓄多于直露，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的气质。形貌词语的选用是体现汉语修辞这种独特美质的最重要表现手段。
所谓形貌词语，是指“汉语中形象色彩鲜明突出、具有极强的具象审美特征的词语。它以其外显的形象色彩向人们发出一种信息，刺激人们的感官，在人们的大脑意识中唤起某类事物形象的联想，产生鲜明而真切的形象美感”。联想、类比、直觉感受体验是其思维的核心。它是在基本依靠视觉感受的前提下，辅以听觉、味觉、嗅觉、动觉等感觉，从形态、性状、色彩、声音、情韵等多个方面对客观物象和主观意象作细致入微的描摹，使之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见其词而能晓其义，并且似乎感觉得到，想象得出，触摸得着，具有极强的修辞审美价值。用刘勰的这段话“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杲杲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来概括形貌词语生动形象的修辞效果，当不为过也。
作为直觉思维、形象思维的产物，形貌词语极具感染力、表现力，在汉语中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名词、动词、形容词、拟声词甚至于成语、俗语、歇后语都是它的极佳载体。“塔松、佛手、涟漪、柳絮、倩影、鸡冠花、长颈鹿、樱桃嘴、灯笼裤、龙须面、糖耳朵、花容月貌”为名词类；“龟缩、蚕食、雀跃、蝶泳、蠕动、狞笑、风吹草动、亭亭玉立”为动词类；“雪白、金黄、瓦蓝、草绿、绛紫、鼠灰、乌黑，笔直、飞快、滚圆、妩媚、羞涩、憔悴、嘹亮、喷香、油光、笑吟吟、直勾勾、乐滋滋、怯生生、慢吞吞、怒冲冲、甜丝丝、酸溜溜、臊烘烘、毛茸茸、乱蓬蓬、暖洋洋、硬邦邦、冷飕飕”是形容词；“咣啷啷、哗啦啦、轰隆隆、窸窸窣窣、叽里咕噜”则为拟声词；“垂涎三尺、惊弓之鸟、瞠目结舌、芝麻开花节节高、山雨欲来风满楼、摸着石头过河、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隔着门缝看人——小瞧、小葱拌豆腐——清二白”又是形象化的熟语，它们感情饱满，或摹形，或摹色，或摹声，或摹情，将现实社会生活中五光十色、千形万状、千奇百怪的音调形象情态逼真地再现出来，将主体的情感体验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体悟，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感其情，极具生动性和情意性。
形貌词语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语义场的组合建构与比喻、通感、比拟、象征等修辞手法结合起来所表现出来的风情、神态、气质、韵味则更为耐人咀嚼。因为比喻、通感、比拟等本身就是直觉思维的产物，它们亦是在基本依靠类比的前提下，实现具象的形象化思维方式的进一步飞跃的，故而使得语言表达更为形象生动、含蓄蕴藉。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体的各类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例子：
［20]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白居易《琵琶行》）。
［21]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曹雪芹《红楼梦·聪明累》）。
［22]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处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
（刘鹗《老残游记》）。
例［20]作者通过“嘈嘈”、“切切”与各种不同声响“比喻”的结合：
繁密的急雨，幽静的私语，错杂清脆的珠玉声，幽咽的流泉，铁骑的杂踏，刀鸣枪击，惊心的裂帛，步步逼真地描绘出了变化无穷、哀怨动人的琵琶演奏乐曲，“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充分唤起了读者的听觉经验和想象。例［21]中的“意悬悬”、“荡悠悠”、“忽喇喇”、“昏惨惨”几个形象叠音词与“大厦倾”、“灯将尽”等语词组合成语段，构成了比喻、象征修辞格，造成一种强烈铿锵的音响效果，把王熙凤一生的为人、性格、心理、感受、结局概括无余，使人仿佛听到贾府顷刻之间土崩瓦解的声音，看到封建社会油灯将尽、惨然无光的景象。例［22]是“明湖居听书”中运用形象词“伏贴”、“畅快”、“抛”、“暗暗”与“通感”的有机组合，来描绘王小玉演唱的绝妙歌声：先由“触觉”伏贴、畅快写听歌之舒服痛快，接着用“味觉”吃人参果写歌声的美妙有味，再用“视觉”钢丝抛入天际来描写歌曲的音调之高。将无形之声写得有滋有味，有影有形，使读者对王小玉歌声的圆润甜美，产生了从直觉到立体的丰富联想，得到了多种实感形象的欣赏。形貌词语与上述各种辞格巧妙有序的组合，道出了说写者心灵深处对生活万象的精微感受，饱含着说写者对社会人生的原初体验，它以其丰满的“形”“象”传递出意在言外的“神”“韵”，使“无生命的显得有生命，无情的变得有情，僵硬的变得活泼流动，无意义的显得有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