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不能任意改变结构关系。成语内部结构几乎能配置任何一种语法关系，这种关系一经凝固在成语里便不能随意更动。如“出尔反尔”不能说“反尔出尔”，“百战百胜”不能说“百胜百战”，“有始有终”不能说“有终有始”。惯用语的结构变化相当灵活。特别是动宾结构的惯用语，往往可以把宾语放在动词前面，如，吃闭门羹，动宾结构（吃——闭门羹），“闭门羹”可以放在动词“吃”的前面，“你愿意找他，你去吧，我不去，闭门羹我不想再吃了，他不会帮你的”；放冷风，动宾结构（放——冷风），“冷风”有时可以放在“放”前面，“公司里个别人的那股冷风放出来以后，我们这边也受了不少影响”。
以上我们从形式上的差异来区分成语与惯用语，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标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每条标准里都有相对灵活操作的可能。如在音节数目上，成语以四字格为主，但也有三个音节与多于四音节的；惯用语也有四音节或更多的，“说风凉话”，“钻牛角尖儿”，“陈谷子烂芝麻”。组成部分的结构关系上，惯用语大多数为述宾式，但也有偏正式：“山中芦笋”、“下马威”、“三只手”、“傻帽”；主谓式：“天晓得”、“八九不离十”、“吉星高照”，不过这些结构关系只占惯用语比例中的极少数。在结构固定性上，成语虽然比较严密，但也不是所有成语一成不变，如有些成语特别是一些并列结构的成语，有两种变换次序：“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日新月异——月异日新”、“古色古香——古香古色”、“不自量力——自不量力”、“以一当十——以当十”等。那么是不是由于每一条标准有相对性，就否定这些标准的作用，或者仅仅因为一个固定短语不符合其中某一个标准就否定它不是成语或不是惯用语呢。当然不能，成语与惯用语是有一定联系的两个概念，区别它们是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
2.从内容上来区分
（1）从来源考查。成语大多数有案可查，不少还带有典故性质，但惯用语的大多数则来自群众的口头创作。因此语体上，成语中带有书面色彩的占相当大的比例，惯用语则大多是口语化的。书面色彩，这跟成语的取材和成语的结构状况有关，成语既然是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和发展的，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痕迹。成语素材上的历史烙印，包括社会、政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结构上，保留了古代语言文化的特征，和现代汉语相比，成语的“文言特征”格外明显，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古汉语词汇、语法、修辞的特点。古代汉语多单音词，往往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但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多数已双音化了，这是古今汉语的一大差别。古汉语多单音词的特点体现在成语中，则是绝大多数成语由四个单音词组成，如“南腔北调”、“欲盖弥彰”、“求全责备”等，成语中的双音词主要是古代汉语保留下来的双声、叠韵、非双声叠韵这三种联绵词，如“踌躇满志”中的踌躇（犮犺ó狌犮犺ú）“从容不迫”中的从容（犮ó状犵狉ó状犵）“杯盘狼藉”中的狼藉（犾á状犵犼í）、“扶摇直上”中的扶摇（犳ú狔á狅），两个音节紧密结合，表示一个意义。语言是不断变化着的，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尤以词汇的变化最大。古代汉语中的许多文言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或已淘汰，或意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它们仍在成语中保留着。如，不速之客（速，邀请），亡羊补牢（亡，丢失；牢，牲口圈），扬汤止沸（汤，热水）。又如，古代汉语中较有代表性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在成语中就有许多例。在成语“沉鱼落雁”、“亡国之音”、“息事宁人”、“富国强兵”、“正本清源”中的“沉”、“落”、“亡”、“息”、“富”、“强”、“正”、“清”都是动词的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如在成语“不耻下问”、“不远千里”、“兵贵神速”中的“耻”、“远”、“贵”。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使动用法、意动用法的语法现象还是比较普遍和完整的。
惯用语大多是口语化的，简练而通俗易懂，惯用语与俚语的关系特别密切，它们都是极为生动活泼的口语，可以说惯用语基本上是口语，而且惯用语对于时代的反映特别强烈，尤其是现代与当代的。这也是一般成语所难以与之比拟的。因为成语要到“成”往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而惯用语似乎是马上就反映，随即不胫而走，广泛流传，成为惯用。如“杀回马枪”是封建时代古战场的战法，“抱佛脚”必在佛教盛行之际，“打退堂鼓”指古代封建官吏停止办公退出大堂时敲的鼓，“跑龙套”是旧戏的排场；现代当代的，如“割尾巴”、“高姿态”都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尾巴，比喻“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对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等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尾巴比喻清除残余。“高姿态”一词产生于“文化大革命”前期，指做出高风格的样子，对人宽恕、原谅，后来基本不再使用。而“炒鱿鱼”、“发烧友”等则与现代社会的某一社会现象和流行密不可分。
（2）从意义考察。惯用语大多是通过比喻产生新义，而成语的意义有比喻性的也有大量非比喻性的。构成惯用语后，其意义实际上就突破了三字格的字面义组合而通过比喻或引申的方式产生了一个新的深层整体意义，“意在言外”了。如，“翘尾巴”比喻骄傲自大，“唱反调”比喻提出相反的主张，采取相反的行动。再如，“穿小鞋”这一惯用语，出自清人李光庭所着《乡言解颐》，字面义是“衣不大寸，鞋不争丝”。穿着打扮要讲究一个合体，大了难看，小了难受，穿鞋也是如此，合脚最要紧。鞋太紧，硬提，脚就要受委屈，不提，趿拉着，你能登高致远吗？“给你小鞋穿，让你提不上；若要提得上，就得服帖些”，这就是“穿小鞋”的比喻意义“暗中刁难，压制打击，使之唯命是从”的来由。成语有比喻性的，如，“翻云覆雨”比喻反复无常、玩弄手段；“萍水相逢”比喻素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虎头蛇尾”比喻做事先紧后松，有始无终。但也有更多是没有比喻义的如“好大喜功”、“分道扬镳”、“甘拜下风”等等。
这两条是从意义内容方面来区分成语与惯用语，当然，这些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如来源上，成语也有部分是来自口语的，但这些来源于口语系统的成语，其真实的口语情况，我们了解得不多，仅有一些记载，也受到书面记录的限制。另外，有些成语如“七上八下”、“不三不四”、“五花八门”等也常用于口语，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
不难看出，以上列出的标准每一条都有相对性，具有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对这些在可操作范围内的成语及惯用语的区别提出一些鉴别方法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下面我们对其作进一步的探究。
3.基本差异的进一步审视
从形式上看，三字格成语很少，收录在《中国成语大词典》中的三字格成语只有12条，多于四字的成语相对较多，多于四字的成语有一部分是可以缩略的，成为四字格的成语，如“疾风知劲草”亦作“疾风劲草”，“解铃须用系铃人”亦作“解铃系铃”，“驽马恋栈豆”亦作“驽马恋栈”，“求大同，存小异”亦作“求同存异”，“鸣鼓而攻之”可省作“鸣鼓而攻”，“不分青红皂白”可省作“不分皂白”等等。而惯用语虽然应用结构相当灵活，但几乎都不能缩略，就算有的惯用语能减一二字，也只是减去里面的词缀，如“揭老底子”可以说“揭老底”，“捡破烂儿”可以说“捡破烂”，这些都与成语相差较远。
从运用上看，惯用语大多数是通过比喻概括出一个新义，但这个惯用语字面上的本意从一开始就几乎不曾用的，如“拉下水”、“伤脑筋”等；成语的构成有大量比喻性的，也有大量非比喻性的，但几乎都用到过本意或仍在用本意，如“炉火纯青”原是指道家炼丹时火候刚好，后来比喻品德修养、学术、技术或处事手段达到精纯完美的境地。
“食不甘味”，“吃东西不辨美味”的本意与“形容忧虑不安或操劳忙碌”的引申义两者都用。
从色彩上看，从表义的色彩来区别成语与惯用语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惯用语所带有的鲜明的感情色彩多数是贬义的。如用“踢皮球”比喻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地互相推诿，用“寄生虫”比喻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别人为生的人。惯用语大多具有贬义色彩这与它的来源有关，它与时代紧密相连，能够及时地反映出社会时代的弊病。
成语的感情色彩褒义、贬义兼而有之，但贬义的成语数量相当少，而且，这些具有贬义色彩的成语与社会时代现象基本上没什么联系，如“屡教不改”、“虚情假意”、“日月蹉跎”、“花言巧语”等。
从存在时间上看，惯用语因与时代关系十分密切，致使它的新陈代谢速度很快，人们每天都在创造新的惯用语，同时淘汰旧的惯用语。尤其是在大众传播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一个新的惯用语很快就会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传播开来。翻开中国古典小说看一看，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代流行的许多惯用语今天已不再流行，有些甚至连它们的意思都不清楚了，如“打呆歌”、“放水火”，“皮解库”等现在早已消失。而成语的传播比较固定，在社会时代的变迁中，被淘汰的成语很少。
依据上述标准，能够把绝大多数的成语与惯用语区分清楚，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丰富多彩的各种语言形式中，互相关联、互相交错的情况还是经常存在的。如“马后炮”这个短语，在徐宗才、应俊玲编着的《惯用语例释》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中都有收录，没有哪一个绝对的标准可以说“马后炮”一定是惯用语或是成语。这说明了各种语言形式在发展过程中不是互不干涉，毫不相干的，相互也有一定的融合与渗透。总之，在确定成语范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成语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确有一些交错现象。
对此，我们应既承认交错现象的存在，同时又不放弃对其基本差异的分析。
四、成语的民族特征
对成语的范围界定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成语中的文化蕴涵、民族特征。
常敬宇在《汉语词汇与文化》中写道：“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汉语成语就如同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着汉民族的思维模式、经济生活、文化心态，体现出汉文化的独特内涵以及汉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价值观，无论是在表现形式，还是在表达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
（一）表现形式上的民族特征
1.在表现形式上，汉语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形式
对四字格的偏爱，体现了汉民族追求和谐，崇尚对偶的审美观。
《文心雕龙·章句》中讲到：“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四言”符合以偶为佳的要求，形式上匀称齐整。并且结构灵活多变，几乎可以配置任何一种语法关系，满足结构变化需要。从音律上看，“四字格”适合汉语“一分为二”的音乐性：
茶余/饭后、散兵/游勇、万水/千山、花前/月下、瞠目/结舌、眉开/眼笑、披肝/沥胆、残山/剩水、海阔/天空，而且它们大多能平仄相间，体现出汉语声调特有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因此，四音节一直都是汉语使用者非常喜爱的语音段落。最早的诗集《诗经》里的诗以四音为主，启蒙课本《千字文》、《百家姓》等都是四音节，亭台楼阁也常有四言的横额。基于以上原因，成语中，四字格占了绝对优势，以《实用成语词典》为例，收入成语共8300多条，四字格成语约占95%。
汉语成语鲜明地体现出古代辩证思维对汉语的深刻影响。语义、结构上直接体现对立统一思想的成语不胜枚举。如：“乐极生悲”、“否极泰来”、“阴盛阳衰”、“因祸得福”、“物极必反”、“相反相成”、“多难兴邦”、“苦尽甘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刚柔并济”、“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些成语反映了汉民族对事物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认识，也体现了汉族人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结构的对称主要反映在联合式成语的构成上，有一些为反义复合词构成的成语，如：“破旧立新”、“此起彼伏”、“扬善弃恶”等；有一些则是用一对同义复合词构成的成语，如：“花言巧语”、“车水马龙”、“审时度势”、“争名逐利”；还有一些是由同义复合词和反义复合词组成的成语，如：“南腔北调”、“内忧外患”、“生离死别”、“天长地久”、“冷嘲热讽”。这些词语都充分体现了汉民族追求平衡对称、讲究辩证统一的民族心理。
2.讲究对偶并追求对称美
这可以说是富有汉民族传统特色的人文景观。对称规律不仅在汉语成语的结构造型方面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形成体现汉语人文景观的对偶语式，而且还显示了汉语成语语音形式方面的民族风格和传统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