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礼教因素
中国传统礼教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西汉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地位得以确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的枷锁也随之被提到了正统的地位，儒家所讲求的“孝悌”之义成为了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而合乎礼仪地称呼长辈，则是孝道中最基本、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是体现一个人“孝”或“不孝”最直观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将这一规范内化为各自的行为准则，而这一“敬天法祖”的内在修养要求，进而外化为礼教逼迫的产出物——称谓禁忌。称谓禁忌是谐音禁忌的一种，是关于名讳方面的禁忌，是礼教因素在谐音文化中的一个最大折射点。
《左传·桓公六年》曾记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注曰：“周人以讳事神，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檀弓下》所谓‘卒哭而讳’。故卫襄公名恶，而其臣有名恶，不以为嫌。”这是能见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早的称谓避讳现象，“卫襄公”与他的臣子同名相讳的例子。
称谓禁忌作为封建礼教的产物，自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他们治理天下、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用来强化封建父权，可以产生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效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父子关系的扩大与延伸，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这种结构来淡化家国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君为父纲，父为子纲”层层压迫，使封建礼教的阴影散布到社会以及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称谓禁忌在封建社会愈演愈烈，“国讳”、“家讳”避之不及，李贺因其父名“进”而终生不得上考进士，因为这礼教的迫害、“家讳”的避忌而误了前程。名号犯讳更成了清代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口实。
因此，谐音禁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儒学盛行、宗法森严是息息相关的，是巫术原理驱使下人们的必然趋向，也是礼教宗法胁迫下人们的必然去路，它带有原始宗教与封建礼教的深深烙印，透露出一股浓重的淳朴而愚昧、严酷而无奈的民间风情与历史风韵。
三、心理导向
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审视，谐音禁忌更多关注的是“注意强化”。
所谓“注意”，是“意识对一定客体集中，以保证对它获得特别清晰的反映”，“注意始终被包含在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中，表现出兴趣和个性的倾向性。在生活中，注意是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顺利地获得知识和取得劳动活动的质量和效果的必要前提”。人们为了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在运用语言进行某些修辞文本模式的建构时，很多时候与修辞者意欲强化接受者的注意、提高修辞文本的表达效应是分不开的。谐音禁忌是典型的基于注意强化的心理而建构起来的修辞文本模式。
谐音禁忌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因为某种避忌，于是一并地避忌相谐之词，或用异词取代，或干脆避而不提。这样的一种修辞文本模式，突破了惯常的思维定式，采用了不同于常规的表达方式对接受者加以刺激。在表达上，可视作在特定情境下突破词语的表达规范而凸现语言表达的活力和灵活性，增添文本的生动性。从接受上看，由于对陈规表达的突破，从而使文本产生新异的特质，很容易引发接受者在文本接受中的“不随意注意”，并在“不随意注意”的导引下走向“随意注意”，从而加深对表达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的理解和印象，并从中得到文本解读的快感和审美情趣。例如，《颜氏家训·风操》说：
“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或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这类禁忌中，因“纭”“桐”与长辈名号相谐，因而相谐之字一并避忌，于是便有了“纷烟”与“白铁树”这两个新词，突破常规，增添了文本的曲折度，使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将新词与常规词法相比较，从而生出会心的一笑，在增添文本解读的愉悦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表达者建构这一文本用意的理解，提高了修辞文本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
第三节 谐音音译词的民族心理蕴涵
早在七十多年前，美国着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在其《语言论》中就曾有这样的论断：“语言，就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
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际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这种语言间的“借贷”或“交换”，就是语言学中常见的外来词的借用。
外来词在借用方式上，有意译、音译与音意结合三种类型。这儿，我们仅对音译这一形式作一讨论。音译是利用两种语言声音上的相似点而实现语言借贷的。这种利用语音的相近而制造出的特殊的外来词借用形式就是谐音音译。谐音音译是在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所出现的特有的语言现象，如英语“Gentleman”这个词，是指绅士、先生、男士，汉语中将之音译为“尖头鳗”。这就是一个生趣盎然的谐音音译例子。两种不同的文化，承载着不同的世界观、民族观、审美意识与社会心理，因而由此生发的谐音音译自然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各自的传承物。仅从谐音音译中所蕴含的民族心理这一点，我们便可挖掘到其中的深意。
一、天朝心态的反映
中国人在对外来语的吸收与继承上，有一个普遍而特殊的现象，即一些音译词在选择汉字作为其声音符号时，总是力图使作为语音符号角色的几个汉字所构成的词组具有某种与原借词的指称概念相近、相关的内容意义，这很明显地反映出译者企图使外来词“汉化”的心态，这与整个汉民族的民族心理——天朝心态密切相关。“中国历来善于对付异族的入侵，最初显得有点麻木不仁，然后实行汉化，又恢复到中国天生的文明状态。佛教是这样，异族的王朝（元朝和清朝）也是这样。”从这里，我们找到了“汉化”现象的一些表现。的确，对于异族，以及异族的文化、异族的制度，一旦对汉民族构成胁迫，汉民族总能够用其强大的“同化”力量，用“汉化”这一最平和的方式不战而胜。当然，具有较高文明水准的民族总是易于“征服”和“同化”低于它的文明水准的民族，这是一般的历史规律。正是有了这屡次神奇的同化和屡次轻易的不战而胜，自然地息养了汉民族整体的优势感和自尊感，这便是文前所提及的“天朝心态”。
天朝心态使汉民族形成了自我中心意识和“老子天下第一”的心理，在汉人眼中，中原之地才是天下的高文化区，而其四周都是蛮夷之地，它们只是卑微的附庸，只是侧立于“天朝帝国”之旁的臣民。
汉民族自说自话地在心目中构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天下模式”，并在这种虚幻的“天下模式”观点支配下去决定与支配天朝之外的世界。在这种民族心态之下，谐音音译时出现汉化现象便是无可非议的了。仍以文首的“Gentleman”为例，绅士与“尖头鳗”除了语音上的相似之外，在意义上似乎没有任何的关联，但若进一步研究一下“尖头鳗”音译的时代，便可以了解其因由了：“Gentleman”音译在清末民初，含有讽刺那些学习西方绅士派头，而实质上并没有那种精神气度的浪荡公子或假洋鬼子的意蕴，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尖头鳗”多少也靠近了点原借词所指称的概念和内容，使其具有了汉民族特有的时代意味与文化底蕴。
二、意向性思维方式的指向
中国传统思维的意向性特点对谐音音译这一修辞方式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把认知和情感融为一体，知、情、意呈现出一种未分化的状态。在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中，情感因素往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影响了思维的整个进程与方向，使认知活动变成了一种主体意向性活动，因此传统思维方式在判断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作出真假的本质性判断，而只能提供一种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即对对象的美丑好坏、是非善恶作出自己的理解，这是一种主观的情感的判断，而不是客观的理性判断。这种传统思维中的意向性特点对谐音音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支配作用，使得这一修辞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抹上了较强的情感表现性。例如“Diptereｘ”，这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在谐音音译过程中，既要遵循音近的原则，又要防止音译词过于概念化的倾向，在这两条原则的督促下便萌生了“敌百虫”这一谐音音译词。此译词一来道出了产品的性状功用，二来也强调并夸张了产品的效果，在遵循音译原则的前提下，还带上了某种特定的感情色彩。
意向性思维指导下所引发的感情色彩体现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口彩谐音音译了。口彩也是中国的一种传统习俗，与语言禁忌一样深受语言膜拜的影响，臣服在语言的神秘力量之下。它是利用语言的抽象性和社会性，赋予语言一种幻化的力量。如果说语言禁忌体现的是人们对自然事物或现象的恐惧和对无法把握的命运的无奈，那么“口彩”则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人们在对外来词作谐音音译时，有意无意地用中国传统习俗中的“口彩”对它们加以制约，在赋予其强烈感情色彩的同时，亦能促使其更好地汉化。这种类型的音译词，多是体现在有关饰品、药品、食品、化妆品等方面的词汇上。在选用一些汉字作为它们的音译符号时，人们会有意挑选那些迎合消费者心理的口彩型字眼。例如法语“foulard”，是指一种印有小花、质地柔软、具有光泽的丝绵交织的绸布，音译作“富利雅”，使人一见名称就知道与衣装有关，同时所用字眼又极富广告口彩效应，极其贴近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不仅表音，而且达意，可谓神来之笔。“Pantene”——“潘婷”、“Hazeline”——“夏士莲”、“Arche”——“雅倩”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浑身上下散发出高雅、富有、时髦乃至青春的气息。
三、求新求变语用意识的折射
求新指的是追求时尚、新鲜、奇异的心理。这种心理对于交际双方，无论是表达者还是接受者都乐于运用。就表达者而言，表达者对新异词的各种新鲜色彩和意义感兴趣，由此萌生试图用新异词来表达自己赶时髦，迎合新潮流、新时代的心态；就接受者而言，看惯了古板陈规的旧词语，乍一接触新词语，受其独特的色彩和意义的强烈刺激，自然就产生了新奇别致的感受，人们喜欢被不寻常的事物感动。
这样的心理导致了谐音音译词向新异的方向流走，流走在了潮流的最前端。它在年轻人的口间不断地“传唱”，表达出一个社会前卫人士的共同文化，如同隐语一般，在该文化圈中传唱不衰。如近年来流行的“酷”，就是英语“cool”的谐音音译，英语中本是凉快、微冷的含义，表明初秋微风习习的凉爽天气，也能形容为人性格漠然。而到了汉语中，“酷”的含义就丰富了很多，不仅指性格冷酷，还用来形容此人够帅、够刺激，或与众不同的事物、事件，由于“酷”能营造出强烈的外来氛围和流行色调，给交际双方带来十足的新鲜感，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求新心理，于是为表达者和接受者欣然接受。他们乐此不疲地将它使用到任何适用或不适用的语言场景，在满足了自身心理的同时，也于无意中拓宽了“酷”一词的使用领域。
求变则指的是当原有词语的信息、功能、色彩等不能够满足使用者的心理需求，则必然会通过变化来适应其的语用心理。陈望道先生在《美学概论》中说：“人类心理大都爱好富于变化的刺激，大抵唤起意识须变化，保持意识底清醒状态也是须要变化的。若刺激过于齐一无变化，意识便将有了滞钝、停息的倾向。”他从美学角度进一步阐明了人类的求变心理。人们总是试图通过变化，使原本为人熟悉的平常事物变得充满趣味性与吸引力。例如，英语中的“Ladies”一词，义为女士们，常与“Gentleman”连用，用于大型晚会、party之类的场合，那里所闪现的“女士们”多为珠光艳影、光彩照人的，但又有谁知晓女士们在光彩的背后所承受的高跟鞋与束腰服的折磨，于是人们将“Ladies”谐音音译作“累得死”，道出明艳动人的女士背后不为人知的隐痛，在求得变化之余更引出了幽默诙谐的余音。
谐音音译之所以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语用效果，与“联想性”是分不开的。心理学认为，由于记忆的存在与作用，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某一对象时，我们会在现实刺激物的激发下由此及彼地将当前事物与同当前事物相关的另一事物搭挂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对客观事物新的认识和体悟，它是现实事物之间的某种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谐音音译利用原借词与音译词二者之间语音上的相通性，以及汉语在谐音音译时的种种特殊性来发挥它妙趣横生的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