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与社会文化
语言与文化（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人类学家A·怀特也说：
“人类的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语言）。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语言是记录文化的一种符号系统，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镜像，任何一种语言都蕴含了该民族丰厚的文化内涵。反过来，文化也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它依赖于语言，但是对语言又具有反作用力，文化的发展会促使语言发展，促使语言日益丰富，日益精密，日益完善。
词汇作为语言的三要素之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最为敏感，词语的形成、发展、变化、消失无一不与特定的文化生活相关，“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主要在词汇中有所反映，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所赖以进行交际活动的最重要的手段”。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因素，诸如社会历史、科学技术、价值取向、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影响着词语的产生、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词中分析一些具体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从一组组语词中揭示出一种文化现象。同时，透过词汇的变化，我们又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文化发展的痕迹，从而把握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脉络。
一、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制约着词语的发展变化
社会文化诸因素中影响词语发展变化的，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历史的进步是新词产生的决定因素
我国的早期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经济是那个时代生产性经济的主体，科学的发展与农业生产活动紧密相连，这使得汉语中产生了许多记载农业生产活动的词语。有描写农作物名称的，如《诗经》中仅对“谷类”就有“谷、稷、禾、粟、粱、麦、稻、年、糜、黍、芑……”多种指称；有反映蚕桑丝织业发展的，《说文》中从“纟”旁的字多达248个：“织、纬、纪、纺、绪、绝、继、细、绮、约、终、练、绡……”；有表现畜牧生产发达的，《尔雅》中记载了大量的牲畜名称。
《尔雅·释畜》篇里，有关“马”的各种专名51个，“牛”的专名18个，“猪”的专名13个，“羊”的专名11个，“犬”的专名10个，“鸡”的专名6个，对于它们，均有相当细致的分类指称：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情态、不同的动作……众多的事物专名，说明了畜牧生产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只有对一个民族重要的东西，该民族才会对它进行细致的观察，进行细致的“语言分割”。这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的，“分类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之一。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而每一种分类都是被特殊的需要所决定和支配的。并且显然地，这些需要是根据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条件而变换着的”。因此，“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人类生活方式”。从这些词汇，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当时的经济生活，而且可以了解当时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
随着工农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已从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走到了今天。其间，多少旧词渐渐隐退（上面那些众多的事物专名，由于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日益疏远而大大减少，甚至消失），又有多少新词潮起云涌，迭出不穷。社会生活中只要出现一种新事物，词语中马上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新词去指称它。比如，今天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体制等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变革，因而反映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新词语也就比比皆是，“机构、改革、特区、开放、创收、搞活、扶贫、快餐、热销、网络、热点、反思、下岗、关系户、多媒体、互联网、责任制、竞争机制”等等，这些新词语涉及的范围很广，它们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和科学文化发展的需要，利用原有的构词材料，按汉语的构词规律新创造出来的。它们具有鲜明、生动、形象、文明的特点，是近些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镜像，标示着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和经济腾飞的轨迹。如果没有社会的兴衰，新旧事物的产生和灭亡，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这些新词的产生、发展。
（二）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时尚是词语变化的现实依据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系统，称谓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汉语的称谓词历来是尊卑亲疏、上下远近严格区分的，具有男女相别、长幼有序、系脉分明的特征。“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父系与母系及“堂”与“表”分得清清楚楚，这主要是由于宗教、脉系、家族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的。汉民族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它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宗族性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是由一个个大家庭组成的，一个个大家庭又由一个个成员构成，它们之间，既有血缘上的联系，又有经济上的联系，因而必须给每一个成员以一个“名”，这就形成了汉语复杂的称谓。由此也导致了一个道德观念“悌”的形成，它与“孝”并立，成为封建伦理的核心。
汉语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这是汉民族注重家族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的反映，认为子孙满堂、多子多孙才是大富大贵，因而在词汇上也就有了“儿——孙——曾孙——玄孙——来孙——晜孙——仍孙——云孙”八代人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计划生育的广泛推行及社会观念的变化，这种宗法亲缘观念正在日渐淡薄，反映汉语亲属关系的称谓也大大简化，它意味着家族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已不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了。
另外，在汉语中，还有一种用亲属称谓去称呼非亲属的现象。对自己熟悉的乡里乡亲，人们常喜欢用“大爷、大伯、大叔、大妈、大嫂、大姐”相称呼，反映了汉民族在几千年农业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面貌。而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态受到了冲击，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状态下的人际关系也有了变化和调整。
在如今的大城市里，用“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去称呼非亲属的现象已很少见了。而叫“倒爷、的爷、款爷、息爷、托爷、的姐、富婆”等称呼的倒越来越多，但这里的“爷、哥、姐”本用于非亲属称谓时所应有的那种尊敬、礼貌的色彩已不复存在了，更多的含有一种调侃、幽默甚至是嘲讽的色彩。还有一些称呼语，其语义也发生了变化，如“同志”，这一称呼语，在解放初期曾备受青睐，一个人如能被人称为“同志”，那是无上光荣的，意为“自己人”，因为那时有“同志”与“非同志”之分，由此，“同志”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后来，慢慢地，它适用于一切人了，体现了社会上人人平等，大家志向一致的意义。
在几十年里，它是中国人际交往中最普遍最通用的称呼，再后来，它似乎为“师傅”所替代，因为“同志”这一称呼的语体色彩显得太正式、生硬了，而“师傅”则显得更为客气、礼貌、随便一点儿。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同志”几乎听不到了，“师傅”也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老板、先生、小姐”的广泛流行，它反映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世俗化心态和求新、求雅的语言心理。“老板”，《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解释是：（1）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2）旧时对着名戏曲演员或组织戏班的戏曲演员的尊称。而现在的“老板”则应用于一切领域，不论是私营还是国有，政府机关还是群众团体，只要是有钱、有权、有地位的人，都可称其为“老板”，甚至把研究生导师也称为“老板”。那街头巷尾的一声声“老板”，叫得多少人笑逐颜开。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今社会浓厚的商业化气息及人们相互恭维、吹嘘的世俗化心态。与之一起复出的还有“先生、小姐、太太”等称呼语，这些称呼语在沉寂了几十年以后又得以复出，无疑也体现了社会的一种特定时尚和大众的心理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生”是“有知识、有涵养的人”的代名词，“小姐”是“年轻、美貌的女人”的代名词，“太太”则是“有地位、有教养的女人”的代名词。在听惯了几十年不分阶层、不分性别的“同志”、“师傅”之后，人们渴望富有新鲜感、能合乎时代潮流的称呼语出现，从而满足那种求新、求雅、求异的语言心理。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发展，反映人们思想的语言也要发展，“人们听到一个东西老是直来直去地那么一种说法会感到厌倦。”。因此，“先生、小姐、太太”的复出是时代发展使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部分称谓词使用范围的缩小，甚至消失；一部分称谓词意义的转移；一部分称谓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它们一方面反映了新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另一方面更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情感、价值观念和心理需求。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称谓词的变化发展。其他词语的变化发展也同样。因此，我们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社会心理和社会时尚是影响词语变化的现实依据。
（三）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词语发展的外部动力
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曾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临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物和交际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汉民族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这样不断地从外族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同时也给其他民族文化输入新鲜的血液的。这种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反映在语言上，突出的表现为词语的借用。汉语丰富的词汇，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外来借词。王力先生说过：“拿现在书报上的文章用语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文章用语相比较，外来的词语恐怕占一半以上，和五四时期的文章用语比较，恐怕也占四分之一以上。”据王铁昆先生统计，1978年至1988年这10年间引进的新外来词比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间吸收的要多得多。这说明，汉语中外来词的数量正在急剧上升，它们是汉民族文化和异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必然产物。它们和汉语本土词一起，构建起汉民族瑰丽多彩的词汇宝库。
汉语中的外来借词，主要来源于三个时期。一是东汉至唐朝末年500年间的佛经借词。魏晋时期，社会连年动乱，阶级矛盾异常激化，因此，印度佛经一经传入，便在中原地区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和发展，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市井百姓，无不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思想便渐渐与中国文化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期间，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语，大批的佛教词汇涌入到汉语中。如“菩萨、觉悟、刹那、因缘、解脱、烦恼、涅盘、绝对、悲观、泡影、彼岸、境界、袈裟、夜叉、一尘不染、三头六臂、隔靴搔痒、昙花一现、唯我独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等，《佛学大词典》中收集的与汉语有关的佛教词汇多达三万五千余条。经年累月，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已与汉语本土词融为一体，成为汉语常用的基本词汇了，我们已察觉不到它们是来自于佛教的，像“世界、导师、方便、平等、实际、知识、塔、相对、绝对”等等，从现代的意义来看，已很难看出它们原有的佛教色彩了。
这些佛经借词，无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除佛教借词外，这一时期，汉民族还从西域、波斯及中亚地区吸收了很多词汇，如“苜蓿、葡萄、玛瑙、石榴、琵琶、箜篌、唢呐、喇叭”等。丝绸之路也就在这时闻名于世，它不仅给内地带来了许多新的物产，而且还传来了许多其特有的艺术，对汉民族的音乐、舞蹈、美术乃至文学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相比较而言，佛经借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西域借词。汉语借词的第二个时期，是近代，是来源于西方及日本的借词。鸦片战争前后，西学东渐，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名词术语随着西方列强势力涌入中国，也随着许多仁人志士学习、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进入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