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谐音表达的客观基础
谐音，是指语言运用过程中，借助于字、词音同或音近的语音特点来表达意思，从而造成一种特殊效果的修辞手段。它是汉民族喜闻乐见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常通过双关、飞白、析字、仿拟、拈连、藏词、用典、对偶、曲解、断取等修辞方式体现出来，用以表达各种情感：
或含蓄深沉，或委婉曲折，或风趣诙谐，或幽默生动……不一而足。
谐音，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很多语言中都是存在的，但在汉语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尤为普遍。我们认为，谐音之所以能够成为汉语中一种使用面极其宽广的表现方法，与其自身的特点和其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土壤密不可分，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具体来说，谐音表达，有它生成的客观的语音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语音基础
汉语中大量存在的词语同音、近音、多义现象，是谐音表达产生的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语音简单化是汉语语音发展的总趋势。古汉语中，语音系统比较复杂，仅以声调而言，就有平上去入四声，再根据声母的清浊各分阴调、阳调，这样就有了四声八调，而到了现代汉语里则归并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声母、韵母也发生了变化：浊音声母清化，入声韵尾消失。导致同音字大量增加，如：“七”、“戚”、“妻”、“欺”、“缉”这五个字在中古音系里语音是不同的，可是由于入声消失、声母舌前化和元音混同化等原因，它们到了现代汉语中就没有区别，都同音了，因而音节结构大大减少。普通话中现有的音节结构非常有限，全部只有414个，加上声调的区别一共也不到1300个，而且绝大多数的音节都是有意义的。以语言中有限的音节构成无限的词语，必然产生大量的同音词、近音语素。据收词近6万条的《汉语拼音词汇》统计，其中同音词约占10%，同音而异调的词占20%。
《新华字典》里，没有同音字的音节是很少见的。b字母的63个音节中，只有8个音节没有同音字；c字母的110个音节中，只有18个音节没有同音字。至于近音字则更多。另外，由于汉语的词汇又以“单音成义”为最大特点，即“每一个音节代表一个意义”、“每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每一个字代表一个意义”。音节、字（语素或词）、意义三者合一，因而汉语中音同、音近、多义的字词也就多了。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它们无疑为谐音的表达方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成为谐音现象产生的基础。
利用这些同音、近音词，可以构成以下两种类型的谐音。
（一）完全同音的谐音
（1）音同形同义异的谐音。这类谐音，由于本词与谐词同音同形，人们的联想便很自然地从这个字或词过渡到另一个字或词，从词的这个义项过渡到另一个义项。如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里的“杨柳”，字面上写的是轻轻飘扬、直上到九重云霄的杨花柳絮，实际上则是指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说他们的忠魂升天，永垂不朽。两种意义通过同音同形的谐音得以顺利转换，从而使语言表达含蓄委婉，意味深长。
（2）音同形异义异的谐音。这类谐音，本字与谐字形相异义亦相异，凭借相同的语音，换形转义形成谐音，语言表达显得妙趣横生。
如：《笑林广记》中的一段笑话：“一富人有余田数亩，租与张三者种，每亩索鸡一只。张三将鸡藏于背后，田主遂作吟哦之声曰：‘此田不与张三种。’张三忙将鸡献出。田主又吟曰：‘不与张三却与谁？’张三曰：‘初问不与我，后又与我，何也？’田主曰：‘初乃无稽（鸡）之谈，后乃见机（鸡）而作也。’”这里，词汇意义“稽”和“机”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谐为“鸡”，讽刺、诙谐之意，立现纸端。
（二）不完全同音的谐音
这类谐音，本字与谐字音相近形相异。汉语中的近音词是构成此类谐音的基础。内部又可分为声母不同的音近谐音、韵母不同的音近谐音和声调不同的音近谐音。
声母不同的音近谐音主要是利用方言语音来构成。如鲁迅《阿Q正传》中未庄的人们把“自由党”称为“柿油党”，正是绍兴方言的体现。在绍兴话中，这两个词是同音的，文章借此，深刻巧妙地揭示出未庄的闭塞、人们的无知以及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其他类似的还有《出口成章与出口成“脏”》等等。而《闪闪的红星》中老百姓把国民党称为“刮民党”，《李自成》中百姓把“崇祯”读作“重征”，则属韵母不同的音近谐音。它们或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压榨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动本质，或表达了人民对崇祯皇帝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强烈不满。声调不同的音近谐音在现阶段的报刊杂志上屡屡出现。如“共费医疗”谐“公费医疗”，“明码标假”谐“明码标价”，“气管炎”谐“妻管严”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谐音都是运用同音、近音字、词构成的，它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巧妙而曲折地反映了现实，具有新颖别致的修辞特色。可见，对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字、词同音现象的变通使用是使语言艺术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心理基础
一种语言中的谐音成分跟该语言的语音结构固然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跟一定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相联系。汉民族丰富而奇特的联想是谐音表达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
从文化渊源上看，是汉民族的讲究对称、注重成双、喜联想、善比附及强烈的讨吉避凶心理，形成了汉人自觉有意识地运用谐音来求取吉祥或小心刻意地躲避由于语音相同、相近造成不祥意义联想的习惯。汉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自古以来对语言都有着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即语言拜物教（woodFetishism），认为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它们能降福施吉，也能招灾引祸。因而，人们希望通过语言来沟通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语言来回避自然对人的伤害。借助语言的为善能力求吉祈福；对语言的为恶能力则用禁忌加以回避。
表现在语言中，便是谐音方式的应运而生。人们通过谐音，可以给一些最普通、最平凡的事物涂上喜庆的色彩，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也可以给一些认为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的事物换个名称，换成另一种语音形式来表达，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与安慰。
而谐音方式的最终实现，则得益于汉民族丰富奇特的联想能力。
心理学告诉我们：事物之间的固有关系，可以在人的大脑皮质上建立固定联系，如条件反射；而事物之间的特殊联系，亦可以在人的大脑皮质上建立特殊联系。某些特殊联系，能够更为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并且能够在横向、纵向、逆向等不同方向上广泛地激起兴奋点，使人的精神状态呈现出思维的丰富性和情感的愉悦性。谐音联想，在人们的大脑皮质上建立的，正是反映事物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特殊的、暂时的联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特殊联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
从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联想到“早生贵子”，从分梨联想到“分离”，从妻管严联想到“气管炎”，无一不是特殊联系的反映，无一不是心理联想的结果。心理学家认为：任何两个意义上距离遥远的概念，只要经过不多几步的中间联想，便能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概念，由此而及彼，由彼而达此。谐音表达中的两种事物或行为，本来都是毫不相干的，就因它们之间的语音相同、相近，汉人丰富而奇特的比附联想便借“语音”这座桥，使其“天堑变通途”，妥帖自然地暂时联系到一块儿，从而曲折地反映客观现实。
谐音中的心理联想又与民族文化、社会环境、审美习惯、听读者的个人文化素养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受制于以上诸因素。一般说来，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越一致，交际双方共同的背景材料、前提越多，所处的社会环境越相同，那么，联想也就越一致。否则，联想容易发生偏差，产生谐音误听或讹音。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列举了一些因联想偏差而产生谐音讹音的现象。在民间的各种画像中，帝尧之子“丹朱”被画成“作猪状而涂丹”；“西门豹”像后面翘着豹尾；孔子的学生“樊须”脸上全是大胡子，谐其名音“繁须”；“伍员（即伍子胥）”和杜甫合祀，伍为男，面茁“五髭须”，乃字“子胥”之谐音，杜分身为“十姨”，乃官“拾遗”之谐音，作姬妾以侍。其中最令人发笑的是诗人杜甫的画像，因其官名“拾遗”而被民间讹变为“杜十姨”，在祠庙里被塑绘成女像，并且变成了伍子胥的侍妾。这一切都是联想发生偏差产生的结果。
三、社会基础
汉语中的谐音数量众多，应用广泛，这是其他语言中难以见到的。它不仅常出现在言语交际、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在非言语交际中；不仅运用于日常生活，诸如谚语、歇后语、人名、地名、广告、商标、品名、社会流行语中，也经常运用于各种民俗民间艺术中。可以说，它存在于汉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不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杂乱的现象，而是一种大量的、经常的、系统存在的现象，是汉人从某一方面来认识、把握世界的一种手段，更是汉人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方式。萨丕尔曾经说过：“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的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汉语中的谐音复杂丰富、多姿多彩，正是这样一种集体表达艺术，因而汉民族对其情有独钟，喜爱无比，有时甚至达到了一种偏爱。群众的喜爱则反映了语言交际的需求，这是谐音表达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谐音双关的取义形式
双关，是“有意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同音关系，使语句具有双重意义”，“是用一个词语同时关顾两种不同事物的修辞方式”，“是利用语音或语义的条件，有意使语句具有双重意思，表面上是说这个意思，实际上暗含的是另一个意思，而暗含的那个意思才是说话的真义所在”。虽然各家说法字面有所差异，但内涵却大同小异，即双关关顾两方面意义：字面义与字里义。谐音双关是“一个词除本字所含的意义之外，同时兼含另一个同音或音相近的词语的意义。词语的本意是表面的，谐音词语的意义是内藏的”。
谐音双关存在于汉民族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它反映出汉民族强烈的求吉利、避凶邪；重含蓄、忌直言的文化心态。从表现内容上来看，谐音双关取材的面很广，交叉的点也很多，因而它的取义形式多种多样。
一、谐音双关的取义种类
（一）以数字谐音取义
数字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有人把它看成是世界上最枯燥无味的东西。从一到十，一般多应用在数学领域，意义单一古板。但是，这些表面看来单调的数字一经谐音取义，便会衍生出无限妙趣，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收到较好的表达效果。正如古希腊的一句俗语所言：“哪里有数，哪里就有美。”数字谐音，寄寓着汉民族丰富的文化内涵。
1.数字谐音，可以满足人们求吉趋利避讳的现实心理在十个自然数字中，最受人们青睐的莫过于“6”、“8”、“9”三个数字了，“168”谐“一路发”，“518”谐“我要发”，“128”谐“要你发”；电话号码、汽车车牌、商品价格，皆以“8”为荣，一个带“8”的号码，比其他数字号码的价格要高出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究其根由，只因它谐“发”音。
“9”字也深受人们喜爱。北京紫禁城里共有999间房子，为什么有三个“九”呢？据说就是谐“久”音，意为牢固、持久，以此来象征统治阶级的皇权永久，江山万代。
与此相反，备受冷落的当推“4”字，在汉语中，它的发音与“死”相似，故而人们避之唯恐不及。1999年，中国联通公司在宁波售出的手机数以千部，剩下的手机号码尾数无一不带“4”字，从中可看出人们对语言数字的膜拜和迷信。
2.数字谐音，可以显示某些客体的性质特征蒋子在《数码谐音杂议》中说到：上海市邮电管理局为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特地捐赠给市慈善基金会一条专线电话，并特地为此基金会专线电话选择了一个号码3984343，为什么要选这个号码呢？就是因为这个号码谐“善举拨慈善慈善”的音，它鼓励人们多“拨”“基金会”的电话，多行“善举”，它既有利于基金会的发展，又极其自然地体现出基金会的性质。
另外，像红娘热线电话2471490——“两思切一试就灵”，家教中心电话8686190——“伯乐伯乐一教灵”，都属生花妙笔之谐音，它们都生动形象地传达出自身的性质功能，堪为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