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谐字、本字同时出现
这种谐音取义是将谐字与本字同时列出，供人比较，促人思考，在两相对照中，或使事物含义更加清楚明了，或是便于对事物进行一些曲解性推衍，巧妙地涵括特定的内容。如：
［1]腊月里的萝卜——冻（动）了心
［2]门神卷灶爷——画（话）里有画（话）。
例［1]、例[2]中谐字“动”、“话”是对“腊月里的萝卜”和“门神卷灶爷”的绝好解释，极其清楚地揭示出这两句歇后语的真实含义。
［3]切莫轻信名牌旅游鞋——屡有邪（《深圳晚报》）。
［4]群众戏之曰：“扶贫扶贫，终日来扶酒瓶。”（《湖南晚报》）。
［5]在闲暇的生活中有两种“乐”一种是娱乐，一种是“愚乐”。健康的娱乐活动，使人身心愉悦，犹如引人奋发向上的“阶梯”；而低俗的“愚乐”，诸如赌博、酗酒等，它是诱导向下坡的“滑梯”，甚至会滑向罪恶的深渊。因而，我们要“娱乐”，而不要“愚乐”。
（高占祥《谈乐》）。
例［3]至例[5]在将本字与谐字的并行排列中，对当今社会生活里存在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深刻揭露、有力鞭挞，从而更现事物的本质，产生出强烈的幽默感和讽刺性，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
（四）谐字、本字融为一体
这种谐音取义法，谐字亦即本字，本字亦为谐字，二者融为一体，不分彼此，音同形亦同。它凭借语音相同使同形词得以实现其不同的言语意义，即从字面上的这个字或词的这个义项，可以极其自然地过渡到另一个字或词的另一个义项。如1990年亚运会上，一位海南姑娘在第一天的举重比赛中获得了金牌，人们说她“一举成名”。这里本字“举”的语言意义是“科举”，与谐字“举重”的“举”同音同形，凭借谐音，“举”的言语意义得以顺利转换。语言表达显得生动活泼，意味深长。
广告词“一毛不拔”（某牙刷广告），“万无一失”（某密码箱广告）；歇后语“马路上的电线杆——靠边站”，“快刀切豆腐——两面光”，“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鲁迅《阿Q正传》中描写未庄的人们观看阿Q与小D打架时的“‘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都是此类谐音的实际运用，它们表意含蓄，饶有风趣，富于表现力。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的运用，这些谐音都是信息量极为丰富的载体。它们在每一个具体的“题旨情境”中，发挥了多种功能：或形象生动，或含蓄深沉，或点化主题，或揭示本质……有着画龙点睛之妙。
谐音手法千变万化，多姿多彩，不愧是创造语言美感的一种特殊手段，是修辞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第三节 谐音双关的审美意蕴
谐音双关之所以在能文学作品、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以其独有的魅力赢得人们的青睐，这与其具有独特的文质美、形式美、音乐美是密不可分的。下面我们从传统审美的角度来细细体味谐音双关的“三美之处”。
一、文质美
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子将“文”、“质”分别释为“言”与“志”，我们这里所说的“文质”一词，意义有偏疏，是一个偏义于“质”的偏义复词，取内容表达和意义透射的含义。
谐音双关在内容与文意的传播上体现出的文质美首先表现为具有含蓄蕴藉的美学风格，这与中国传统审美观中的“中庸”原则是吻合一致的。汉民族尚“中”，最典型的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中庸之道，这样的思维模式使中国人温柔敦厚，表现在文字学上便呈现出反对情感的直露，反对嘲讽的直击，反对抨击的直面，一切都遵循雍容、和平、温良的法度，采取迂回、委婉的方式，进行由此及彼、“指桑骂槐”式的描写。中庸观念对中国文化有巨大影响，中庸之道，认为过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又失于偏激或片面，强调中和。这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中国人的尚文不尚武，反对情感冲动，不搞决斗，不走极端；表现在审美观上，就是沈义父在《乐府义注》中所要求的“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主张运用词语应含蓄、深婉、有余味。
谐音双关就是利用同音同形或同音异形之便，以此暗指彼，辞里义始终躲在暗处，须在辞表义的引领之下，经受众细细品味才悄然现身，这便是中庸的审美观对这一修辞格的深刻影响。例如，“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曹雪芹《红楼梦》），这一联如果不是出现在《红楼梦》这一特有的语境中，人们不会觉得它隐藏了什么深意，但一旦置入大观园，各色词语便别具一番意趣。上阕“雪”乍看为“冰雪”的“雪”，但实谐薛宝钗，同理，“林”便是林黛玉的林了，借“林”、“雪”二物谐林、薛二人，辞表义之外透着更深的寓意。
但是，如果此联直接将“雪”、“林”舍去，代入“薛宝钗”、“林黛玉”，不仅诗味顿无，连着本有的空灵之旨也荡然无存了。由此可见，谐音双关所带来的含蓄蕴藉确是美不胜收的，若以繁代简，则是徒增其累。
文质美除了表现为含蓄蕴藉之美以外，还表现为言简意赅之美。
言简意赅是古人十分推崇的，陆机在《文赋》中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以工于画竹着称的郑板桥曾给自己所画之竹题诗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剪掉多余的枝叶，方显出竹子的精瘦精神，说话写文章也是如此，只有削尽“冗繁”，才能显出文章的主旨，不仅能够使其辞约意丰，更妙的是，能达到“言不尽意”的境界，得其“言外之意”、“韵外之旨”。
《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通过表面不足以传意抒情的言辞，来寄寓言外之意，抒发形外之情。言外之意、诗外之味成为六朝以后诗文创造的圭臬和妍蚩优劣的标准，也正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与启发的。以六朝民歌《子夜歌》为例：“我念欢的的，子行由豫情。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里“芙蓉”谐“夫容”，“莲”谐“怜”，女子对心上人一往情深，可对方的态度却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看不分明，从而显出女子的忧思、烦怨与重重疑虑，字面只写雾重霜浓，见莲不得，而字里却透着一种情的执着与无奈。以一事表两意，一石二鸟，一箭双雕，将信源编码尽可能缩短，达到以最简练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思想内容的言简意丰的效果。《子夜歌》通过谐音双关，让受众发现了辞里之质，但在辞里——表达爱情之外，还透出了女子的忧思与怨愤，这在辞面与辞里都没有提及，而是由双关关顾到“情”字之后再作的思维拓展，将思维再往纵深处蔓延，更能挖掘到忧思的源头、表现、形状等更多信息，这就是“言不尽意”的表征，表面的“言”无法将内中的“意”完全地传达，于是留下许多空白点供受众玩味与溯寻，以寻求更为丰富的韵外之意，言外之旨。
二、形式美
美学最重要的法则便是形式平衡的对称美。语言形式的对称，能给人带来美感信息。对称是形体上所具有的一种形式，它跟绘画、建筑一样，表现为一种数量关系（即大小、长短、多少等）的匀称、对等。对这种形式美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点有着直接关联。“所谓二元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应的两个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与相互包含的。”这种对待观点在中国最早的典籍中就已存在，如老子强调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他认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低相倾。中国人在这样一种思维的指导下所产生的语言必然是一种关系型语言，由此及彼，由这及那，在表达中受到二元思维的引导，总是注意表现事物的关联与对应，这无疑为谐音双关的发展铺就了天然的道路。
在谐音双关中，辞表义之外另有辞里义的存在，双关便是用表义关顾里义，在表现二者联系的同时也起到了隐与显的对称。但与其他对称形式不同的是，谐音双关表现的是一表一里的对称，是一种相对隐性的对称，而对偶等辞格则给人以一目了然的形式美感。以《红楼梦》的人名谐音为例，贾家四女：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在后人的红学研究中，被认为是“原应叹息”的谐音双关，从而表出了作者曹雪芹深深的喟叹，也透露出《红楼梦》更深的旨意。用人名谐音寓意，对名与意都施予了一定的关注，并通过双关的形式将二者关联与对应起来，同时，在事外隐叹息之声，一个隐性的对称与平衡昭然若揭。
三、音乐美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说，“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谐”，强调语言的音乐美，要达到“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的效果。因而古今文人都十分重视语言的音乐美，在语音的调配上狠下工夫，尽量让自己的作品声韵和谐，抑扬有致，动静有节，读来朗朗上口，听来优美悦耳，达到音意兼美的效果，这也成为美学观上鲜明的特点之一。
谐音双关除了具有文形兼美的品质之外，还在语言的声韵和谐上具备一定的优势。汉语的显着特点是元音多，因而造就了大批丰富悦耳的乐音；元音和辅音的相互间隔又形成了分明的音节，使语言极富节奏性；平仄的调配也使语言具有了抑扬顿挫的音乐感。语言学家徐世荣先生曾经说过：“音乐美在词语结构上表现为有规律的重复和有规律的调配。”谐音双关在特定情境中的运用就达到了这个要求。再以六朝《子夜歌》为例：“执手与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棋。”这里用“悠然”谐“油燃”，用“棋”谐“期”。歌者在吟诵时虽然不会出现两个“悠然”、两个“棋”，但在听者头脑中却会必然地反弹出“棋”与“期”，“悠然”与“油燃”，于是很自然地形成音节上有规律的重复，以达到回环复沓的美感。谐音双关的音乐美与形式美一样，不同于双声、叠韵等有着不绝于耳的外在美感，它所呈现的往往是更为含蓄、更为朦胧的美感，需要受众仔细玩味之后方得彰显凸现，可见谐音双关的形式美与音乐美也是含蓄、蕴藉的，与传统审美的“中庸”观念亦是一脉相承的。
谐音双关在传统审美观的影响下，不仅文质兼备，而且音意兼美，这也正是它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在历史的演变中没有被淘汰反而久盛不衰的原因之一。一种修辞方式美感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制约的，其中心理原因无疑是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再从心理角度出发，看看谐音双关是如何在心理上抓住受众从而使它委婉朦胧的美感深入人心的。
从心理角度出发去溯源，我们发现，谐音双关实质上是借助“心理距离”来达到美辞从而美心的目的的。心理距离，这个学说是由英国现代着名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提出的。这一学说认为，“心理的距离”是创造与欣赏美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的、实用的东西不美，但一旦抛开实际的、实用的意义，而把对象放到一定的距离之外，以超然的态度欣赏它时，就形成了美。谐音双关就是利用表里双层语义这一模式，使得其在表达上显得内涵丰富而婉转蕴藉；在接受上，由于文章的一语双关，文本语义的深层与表层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并在表层义之外出现了一定的“留白”，这时便给接受者的欣赏留足了回味咀嚼的空间。伊瑟尔说，“文本的意义依赖于读者的创造性并且要靠想象去填补文本中的所谓的空白”，正因为有了空白的存在，才使得文本陌生化了：不仅使文本语义的表里层产生“距离”，也使文本与受众的心理产生一定的“距离”，有了这双层“距离”作铺垫，就大大提高了受众接受的兴趣与文本的审美价值。如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的：“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鲁迅这里所说的“夜正长，路也正长”就是一个典型的谐音双关的修辞文本，表层义为自然界的“夜”与“路”，但其深层义则是暗指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正如漫漫长夜，革命的道路还充满艰险。表达含蓄婉约；从接受上看，文本一语兼有了双重语义，令接受者思索回味，在“距离”的感受中获取文本建构的美感与文本解读成功的心理快慰。这是鲁迅散文的高明处，也是谐音双关的绝妙处。
由于记忆的存在和作用，我们总会将全新体验与旧有经验进行一定层面、一定程度的联系，进而达到对事物更深、更新的认识，这种心理联系我们称之为“联想”。谐音双关就是借助于这样一种心理联想，利用汉字的语音特点由甲事物联想到乙事物从而关顾甲乙二物的。谐音双关具有的含蓄蕴藉、言简意赅的文质美，隐显对称的形式美，内外协调的音乐美，及其以此关彼、借此说彼、现此隐彼的特点和得“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曲径通幽之妙，皆得益于中国人丰富而奇特的心理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