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甘地坚持他的目标是见神，但他似乎一直在灵性的黎明中度过他的一生，知道要循序渐进，会有事件引领他前进。他不是空想家。他没有特殊的启示。他记录着在黑暗中的每一步，不贪求灵性特权或帮助，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对真理保持信心是走向神的最稳当之路。
甘地承认在本章中有很多内容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并以此结束对登记事件的描述。几页之后，他诚实但却阴郁地补充说，英国人在这一交易上食言，并没有取消登记的要求。整个事件，从与英国人在法律上的争吵至甘地的受伤，以及之后所有发生的事，并没有促成任何重大的成果。然而当他对其进行探究的时候，他仍然发现，在领悟到真理、非暴力和瞥见神是如何在诚实地和勇敢地过着的生活中交织在一起时受益匪浅。
书写真理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把我们带回到自传中的一个章节，题目是“亲密的欧洲关系”。接近书的中间时，甘地停顿了一下，承认政治行为或寻求灵魂或写作都不能满足他。他承认，他必须依靠其他宗教智慧，但即使如此，仍对神认识不清：
我没有见过神，也不认识他。我把世界对神的信仰作为我自己的信仰。由于我的信仰是不能消除的，我把那信仰当作体验的总和。然而，也许有人会说把信仰描述为体验有损真理，那么更正确地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说明我对神信仰的特征。
他解释到，他是如何在如此不明确的状态下写作的：
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有神灵在推动着我。我并不是宣称我明确地知道一切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是由神灵所指导的。但是在对我生活中我所做出的最大举动，还有那些也许是最不重要的举动的观察中，我认为如果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神灵在指导着是不恰当的。但也许现在能比较容易地理解我为什么相信是神灵推动我在写这个故事。
确实，私下说作者很好地进行了仔细的思考，他补充说，甚至他的写作本身都是一种宗教活动：“这一写作本身就是我体验真理的一部分。”（《我体验真理的故事》247）甘地通过把注意力吸引到自传中这部分对章节的安排而并不直接地详细阐释了他自我审视和坦白作品的方式。他解释了为什么本章“密切的欧洲关系”跟随他之前的“一次神圣的回忆和一次忏悔”。他说，他想先写他的“密切的欧洲关系”，但是发现在没有面对其他问题之前他无法这么做。因此他只能停下来，先写“一次神圣的回忆和一次忏悔”。
甘地评述说，他总能与不同背景的印度人很好地相处，与亲人和生人、本国人和外国人、白人和不同种族、印度教徒和其他宗教背景的印度人轻易地沟通。实际上对他来说，与不同种类的人相处比实践非暴力、独身和不占有的品性要容易得多。
这些评论是为了介绍他还在全职从事法律工作时所发生的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他的法律职员和他好像一起住在他家。
他和他的妻子卡斯图尔拜非常好客，其中一项是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为客人们放尿壶。当她不肯为低种姓的基督教徒放尿壶时，甘地坚持要放。她含着泪变得宽容了。他非常讨厌看到她流泪，因为他认为应该愉快地履行职责。于是他去纠正她，他们开始吵了起来。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甚至把她拽到了大门口，威胁要把她赶出家门。她表示抗议：
你没有羞耻感吗？你忘了自己是谁吗？我去哪儿？我举目无亲，没人收养我。你认为我作为你的妻子我就必须忍受你的拳打脚踢吗？看在老天的份上，你收敛一下自己，把门关上。别让人看见我们这种样子！
甘地缓和下来。他变得温和了，他们重归于好。在写到这个事件时，他说当时他仍然把卡斯图尔拜当作色欲对象，一个善恶愿望的目标，如性欲、愤怒，甚至是出于良好愿望改造她的计划。他承认，在那些岁月中，他学着让她有不同的思想，甚至与他意见相左。他们也确实达成了一项意见，不再讨论政治。
只有在这段个人插曲之后，他才能最终接着谈原来的话题“密切的欧洲关系”。尿壶事件只是小事一桩，但影响很大，多年后他还在思考与卡斯图尔拜的冲突，并认为它适合收录在自传中。这种模式具有很高的启发性：在他谈到他与欧洲熟人的关系之前，他需要承认修习是如何困难。在此之前，他必须补充，在与妻子相处中有些麻烦。只有到了那时，他才能写下我上面引用的“亲密的欧洲关系”的段落，关于无法清晰地看见神，关于神灵推动他写作的内容。根据他有关卡斯图尔拜的坦白，他在几页之后把写作本身描述为一种非暴力行为显得更加突出了。
在自传结尾，甘地重申他的目标只是告知真理，并谈到神：
我一贯的体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没有其他的神。如果这些章节中的每一页没有向读者宣明觉悟真理的唯一途径是非暴力，那么我认为我写这些章节都是徒劳无功……。
描述呈现在我面前的真理及我达到它的确切方式一直是我不懈的努力。这种训练给我带来了不可言说的内心平和，因为它一直是我的热望，希望能给犹豫不决者带去对真理和非暴力的信念。（《我体验真理的故事》453）我们在第四章中看到，在《薄伽梵歌》中阿周那最后面对面地看到了克里希那。但是甘地只在日常生活的倒映中看到一丝。甚至最后他只看到了一眼神：
我对真理极短的一瞥几乎无法传达不可名状的真理之光的概念，它要比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亮一百万倍。实际上，我所捕捉到的只是宏大光灿中最微弱的一丝闪亮。
对于一个喜欢“慈光引领”赞美歌的人来说，这是可以预想到的，这是一首关于见不到神，一次一步地行走在黑暗中的歌。
虽然甘地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但他的信念是实践性的，不是建立在超凡的想象中，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工作中，在忠诚、正直的平凡义务中。
在穷人中面对面见神
但有一次甘地宣称见到了神，这个宣称必须联系上下文看。
我们第四个，也是最短的例子引自甘地在北印度犍帕尔兰（Champaran）镇中短暂工作时期的记述，那个时期是他“在真理和非暴力中大胆的体验。”（《我体验真理的故事》274）他前往犍帕尔兰帮助绝望中穷苦的靛青种植工人。他们陷入了庭卡提亚制度（Tinkathia）的罪恶循环中，即：为了地主的利益，他们承租的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必须用来种植靛青。把这么多的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意味着他们每年永远无法种植足够的粮食以提供给家庭。在犍帕尔兰，甘地参与了收集冤情、法律证据和签名的基础工作。他也参与了其他善事，如安排学校和诊所的建设。
他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并在这一地区成为英国人不受欢迎的人，但是尽管他们尽最大努力想把他从犍帕尔兰驱除出去，他拒绝离开。公众压力及和平地采取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使他得到了报答，最后甘地赢得了留下来的权利。他因成功而充满热情，宣布“如此国家在公民反抗中有了第一个直接的客观经验”。最后，运动取得了成功，庭卡提亚制度被废除了。但为了小心讲述真理，不夸大他的成功，甘地补充到，当他离开的时候，许多其他任务——如建设各种项目和牛的保护计划——没有完成，其中许多永远无法完成了，就像“空中楼阁”一样。
但是对甘地来说，他的犍帕尔兰经历的永久价值是对他的访问的最开始的观察。他到达的时候受到了工人们的热情欢迎，毫不害怕来自掌握权力者的报复。甘地把这一愉快的时刻解释为对他的信仰的完美证明，即：神、真理和非暴力是不可分割的：
毫不夸大其词地说，在这次与农民们的相会中我面对面地与神、非暴力和真理同在，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当我开始仔细观察我对这一觉悟的名称时，我除了对人民的爱以外别无所获。反过来说，这也并没有什么，只是对我毫不动摇的非暴力信念的表达。在犍帕尔兰的那天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经历，对农民们和我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甘地不是那种在瑜伽冥想中或庙宇崇拜中寻求神的人。他从不宣称对神有特殊的视觉。他并不把自己展现为一位虔诚的奉献者或有智慧的哲学家。就是在那些穷人的面上他最清楚地瞥见了神：终于是面对面地。
在自传的结尾，他强调，发现神、坚持真理、过非暴力生活同为一体。这一见解构成了他对政治和宗教的理解：
但这些，作为我的所有的体验的结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圆满地看到真理只能是在对非暴力完全觉悟之后才能达到。要面对面看到无所不在、遍存万有的真理神灵，就必须能够爱最渺小之生物如爱己。有如此追求的人不可能置身于生活的任何领域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真理的奉献将我引入政界。我可以以最谦卑的态度，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那些说宗教与政治毫无关联的人并不知道宗教的意义。
正义的行为、自我体验、在日常实修中发现自我：这些都是他走向神的步骤，这些内容也提供了印度教智慧的另一面，即使在今天，21世纪之初仍有特殊意义。
有许多方式可以充实我们对甘地的智慧的欣赏，当然是开始于我们对自己生活中的故事和我们在自己生活中面对在真理和暴力之间进行选择的反省。我们也许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人们的生活故事中找到灵感，如那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走过与13 4甘地一样道路的人们，像马丁·路德·金、大主教罗梅洛。每当我读到甘地时，我都会想到一位美国妇女多罗西·戴（DorothyDay，1897－ 1980），她与彼得·茂林共同创办了《天主教工人》。
她也把非暴力和团结穷者的基本价值运用于实践中。她也探索过灵魂，动情地写过她是如何接受到仁慈的智慧，使她有可能完美地生活，并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她的自传题为“长日孤寂”
（The Long Loneliness），它是这么结束的：
我们刚在那里坐下来谈话，这时彼得·茂林走了进来。
我们刚在那里坐下来谈话，这时人们开始排起了队，说：“我们想要面包。”我们不能说：“吃饱了就走。”如果有六条面包和几条鱼，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分成份儿。面包始终有。
我们刚在那里坐下来谈话，人们就朝向我们拥了进来。
那些能拿的人就去拿吧。有的人出去了，把空间留给更多的人。人墙又展开了。
我们刚在那里坐下来谈话，有人说：“我们都住到农场上去吧！”
我经常在想，一切都是那么在不经意之间。它就这么出现了，它就这么发生了。
我发现我自己，一个不孕妇女，是孩子们的快乐母亲。
要想总是快乐，可不那么容易，要把让人愉快的责任牢记在心。
有人说，关于“天主教工人”最有意义的事是贫困。
还有人说，最有意义的事是团体。我们不再是孤独的。
但最后一个字是爱。在佐西玛神父的言语中，它经常是一种苛刻的、可怕的事情，我们对爱的真正信念经过了火的考验。
除非我们彼此相爱，否则我们无法爱神。要去爱，我们就必须相互了解。在掰饼时我们知道祂，我们不再孤独。
天堂是一席盛宴，生活也是一席盛宴，即使外面包着壳，但里面有着友谊。我们都知道长期的孤独，我们知道唯一的解决方法是爱，而爱伴随着团体而来。
一切都是在我们坐着谈话时发生，它还在继续。
甘地一定会对她的义务、她的非暴力、她对团体与孤独互相影响的感觉产生很大的共鸣，他一定会赞赏她写下那种体验的能力。如同印度教智慧精华一样，他的思想揭示了也能在其他地方、其他生活和其他忏悔中发现并确认的真相。
根据玛哈斯韦塔·戴薇——女人的躯体，女人的真相现在我们越过甘地。因为如果设想印度宗教历史或印度教智慧终结于他那就错了。即使在他的时代，许多人物都在思考印度教传统应该如何在新的世界环境中自我更新，甘地只是其中一位。从独立开始，一些人就按照甘地的日程忠实、明智地努力，为一个没有宗教边界的、包容的印度奋斗。同样，也有一些印度教徒始终激烈反对甘地将不同传统混合，并进行适应性改变的做法。在当代印度教团体中，许多传承并不直接信赖甘地。
然而，为了保持我们与甘地的通道，我愿意从印度仍然在扩大的智慧库中提供一个例子，介绍今天生活着的印度人是如何寻求以积极和有力的方式运用写作，以揭示印度生活的真正本质，包括宗教生活。我想到了玛哈斯韦塔·戴薇，一位出生于1926年的孟加拉活动家和作家。
像甘地一样，玛哈斯韦塔·戴薇致力于帮助需要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