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相继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
上海地区共产党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地区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地区共产党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共产党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共产党代表邓恩铭、王烬美，广东共产党代表陈公博，日本地区共产党代表周佛海等12人出席了大会，共代表国内外党员50余名。陈独秀不能出席会议，指派包惠僧参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会议。在巴黎的共产党员，因未取得联系，没有派代表。由于会场遭到巡捕的搜查，大会的最后一天，不得不迁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
大会听取了各地共产党活动的报告，起草并讨论了党的纲领和计划，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大会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确立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组织彩民主集中制，党员和党的组织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发展职工运动，党在目前不仅不拒绝而且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从事革命运动。为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会议认为，对待其他党派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场上，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大会决定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并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共产党“一天”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的斗争有了自己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材料 ·“一大”的准备
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一大回忆”
密探搜查与南湖续会
材料一 “一大”的准备
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由上海去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由李汉俊、陈望道主编。1921年2月，李汉俊与陈独秀关系恶化，不愿再任书记的职务，便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由李达担任上海发起组书记的职务。陈独秀去广州后，上海发起组继续发挥发起、联络的作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是由上海发起组李达、李汉俊等人具体进行的。
1921年6月间，荷兰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自莫斯科经欧洲抵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接替魏金斯基的工作，也抵达上海。马林、尼柯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他们知道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7、8个中心地区有了组织和活动，因此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正式成立。根据党内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代表大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通知后，积极响应，推派代表前来上海参加大会。由于当时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特点也不一样，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长沙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的。
当时与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教育馆编《湖南通俗报》的谢觉哉，在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上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后来，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者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新观察》1952年第11期）。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车船，他们从长沙乘船出发，只能先到武汉，再由武汉转到上海，途中约需5天，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应是7月4日前后。
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又正好是学年终结期间，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北京推选的代表，是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因为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先去上海。刘仁静是在7月2日至4日于南京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之后，停留了2、3天，才动身去上海的。
陈独秀因为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为筹备广东大学事，走不开，未出席大会。广州推选的代表，是陈公博。他是7月14日启程赴沪，21日到上海的。陈独秀还委派包惠僧参加大会，他比陈公博提前一天到达上海。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烬美、邓恩铭，日本留学生中党员的代表周佛海，也先后到达上海。
上海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他们两人承担了代表大会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
各地代表先后到达上海，除陈公博偕夫人住南京路大东旅社外，大多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都已离校。这里距“一天”会址较近，所以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联系，以“北大师生时期旅行团”名义，向校长黄绍兰租借房子，作为代表的住宿地。代表们就在楼板上打地铺。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包惠僧住，靠西的一间是王烬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后一间。
大会的会址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家里。当时，李汉俊与他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党的“一大”开会期间，李书城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李汉俊和他哥哥住的两幢房子（望志路106号、108号），是沿街的里弄房屋，有后门通向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环境较为僻静。李书城的身份和“李公馆”附近的环境，对“一大”的召开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选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者庄有为等）
材料二 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实际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陈既这样说过，我就如实地把它写出来。
陈独秀还告诉过我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烬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
我听了非常诧异，就问他，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他说：“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像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他对一个人的革命或叛变，没有做出阶级的分析。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在闲谈中谈得较多，不管谈的正确与否，现在我如实地把它写出来，供了解他的政治思想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