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他俩是醉心“左”
倾名词的“疯子”，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俩也不看看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的可笑”。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最少还要几十年。陈独秀说，李汉俊要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可惨的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李汉俊还免不了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拒绝了这两种倾向，制定了党的章程（按：应为党纲）。
他说这个章程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要革命得多。
（转引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
材料三 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毛泽东“一大”回忆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何叔衡）。
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
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祥。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着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澎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烬美和邓恩铭。
同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同时也是创始人中唯一的妇女。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始人。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其成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
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七大——引者注）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情也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选自《毛泽东谈毛泽东》）
材料四 密探搜查和南湖续会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讨论通过党纲和决议。
会议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竹布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张目四看。
代表们问他干什么？回答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代表们告诉他，没有这个人。
他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退了出去。事情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当机立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分别离去。”于是，代表们迅速从前后门分散走开，只剩下李汉俊、陈公博两人。
大约一刻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一个法国士兵、三个翻译，共9个人，包围了李汉俊的家。那个法国士兵是全副武装，几个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表现出要马上拿人的样子。他们翻箱搜箧，严密搜查，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得很乱，字迹模糊，他们以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连看也不看，所以没有被发现。
搜查之后，法国巡捕盘问李汉俊。李汉俊沉着地做了回答。
“谁是这屋子的主人？”
“我。”
“你们刚才开什么会？”
“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谈谈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问题，并不是开会。”
“为什么家里藏着这么多书？”
“我是教员，这些书是为了参考、研究用的。”
“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
“我兼商务印书馆编辑，什么书都要看看。”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英国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这次暑假到上海，常来这里谈天。”
法国巡捕没有搜查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从李汉俊的回答中得到什么东西，只好搭讪几句，怏怏而去。
巡捕房搜查望志路会址，并不是偶然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北京军阀政府曾三令五申，密令各地“防范过激党”。对于国际大都市上海，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更是严密注视，防范国内和国外来的革命者进行活动。马林从欧洲到上海的途中，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遭到了拘捕。不久，虽然得到释放，但是维也纳警察局把马林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并向马林打算去的所有国家作了通报。所以，马林一到上海，就受到监视。当年荷兰外交部档案文件中，就记载着：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乘意大利船“阿奎拉”号到达上海，住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得烈森。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9月底，他到汇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里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可见，马林到法租界望志路来开会，显然已被人监高。况且一个外国人和许多中国人在一起，更加引人注目。
当天深夜，转移出来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
编辑部（陈独秀寓所）。李达当时住在这里。大家认为，法国巡捕的侵扰，虽然没有造成直接损失，但代表和会址已受到监视，大会不能再在上海继续进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到，她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搜画舫，在湖中开会。代表们都同意，委托她去安排。
7月31日清晨，王会悟和代表们乘火车去嘉兴。为了缩小目标，代表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与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乘头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其余代表，乘后一趟车续行。陈公博正值新婚，没有去。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怕引人注目，也没有去。上午10时左右，代表先后到达嘉兴车站。
王会悟在嘉兴鸳湖旅社租了两间客房，作为代表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画舫。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栋，陈设考究。为了会议的安全，代表们以打麻将为掩护，继续开会。王会悟坐在船舱处望风、放哨。上船后不久，忽然大雨滂沱，游人渐少，更利于大会的进行。
这次游船上的会议，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
陈独秀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时期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声望，因而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组织工会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由此宣告正式成立。
（选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作者：庄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