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打开新局面，是摆在全党面前的历史性课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在分组讨论中，陈云率先提出，为实现党内的安定团结，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响应，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全会对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于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要着手认真的改革，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严肃党纪，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强调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指明了方向。
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拉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