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具有交流功能、融资功能、沟通功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功能，有利于行业内部整合和行业秩序规范。建立一个公平合法、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也是绝大多数民间商会成立的初衷之所在。同时也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准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表达渠道。根据浙江省工商联提供的数据，到2005年年底，挂靠在工商联的乡镇以上的行业商会为221家，其中省级以上4家，副省级与地市级83家，县级114家，乡镇街道级的浙江企业家20家。
如山东省浙江投资企业商会（简称“浙江商会”），是由在山东兴办工商投资企业的浙江企业家自愿组成的，于2003年7月经山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山东省民政厅批准注册的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浙江驻鲁民营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是政府管理异地民营经济的助手，是浙江驻鲁民营企业之家。遍布山东各地市、县的浙江工商投资业户约30万人，在鲁经商投资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企业达几千家。涉及的投资领域和业务范围不断拓宽，主要有各类市场开发建设、电器制造与营销、房地产开发、环保和高科技产业、矿业开采、服装和鞋业、餐饮服务业、投资融资等十几个行业。
温州民营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高速发展，随后的恶性竞争使温州因“假冒伪劣”而闻名全国，柳市的电器、苍南的商标、鹿城的皮鞋、瓯海的泵阀和平阳的机器都成为劣质产品的代名词。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启动“质量立市358系统工程”，这为温州商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民间商会随之蓬勃兴起。而1990年代政府体制的转型使温州商会获得了更高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截至2006年年底，温州市和各县（市、区）已全部建立了总商会，并有市级商会100多家，其中市本级工业、商业领域行业协会（商会）78家；异地温州商会140多家。温州商会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推动力，它的作用具体体现在：整顿秩序，规范市场；行业维权，鼓励创新；引领产业，打造品牌；突破壁垒，拓展市场；走出温州，促进合作。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
3.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非营利性自律组织，是联系政府、企业和市场的纽带和桥梁，它发挥着行业领域的服务、协调、自律、监督等功能，对市场秩序的维护、企业行为的规范、政府职能的转变起着重要的作用。
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具有政府所不具有的功能，可以在WTO规则下对本行业企业进行政府所不能的公开保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单个企业难以面对和承担这些成本，因此需要联合起来，整合力量，这也需要行业协会在协调市场、价格、组织反倾销应诉等行动中发挥作用。在政府的支持和积极引导下，浙江越来越多的行业协会走上前台。行业专业协会实现了行业自律，避免了无序竞争，在对外维权中发挥积极作用。
无论在应对反倾销诉讼中，还是在促进行业发展中作用充分显现，如温州烟具协会、舟山出口水产行业协会、省茶叶协会等一大批行业协会，都起到了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铁三角”互为联动、缺一不可的作用。浙江的商会、行业协会发挥着政策宣传、参谋、参与行业规划、推动光彩事业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招商引资、加强质量监督等职能。毋庸置疑，在我国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温州等地的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营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是私人秩序的一种合理扩展。可以说，没有在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民营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为这类企业的利益服务的行业协会。或者换个角度说，只有具有广泛社会合法性、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才能担当起为民营企业利益服务的重任。浙江行业协会诞生于80年代初，快速发展始于1992年。2001年年底，全省县以上行业协会有2060家，其中省级行业协会140家。截至2005年年底，浙江省共有行业协会3044个，增长了47.8%；行业协会占全省民间组织的比重由2001年的12.4%，上升到2005年的13.9%。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和特色产业群鲜明的特点，使行业协会数量逐年大幅提升，出现了一大批“一业一会、一品一会”的行业协会。从全国范围看，浙江行业协会总数排在山东、四川、江苏、河南之后，居第5位，每10万人拥有的行业协会数列全国第4位。行业协会民间化进程逐步加快。
从地区分布看，省、市、县级行业协会数量呈逐级扩大分布，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中心城市。在2002年8月，温州市本级就已建立了各类民间商会和经济性行业协会104家，加上所属各县、市、区级的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全市共有各类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321家，拥有会员企业42624家，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民营企业，基本上覆盖了温州地区所有的工商行业。
如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由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自发组建，成立于1991年。
1993年，温州市政府下发文件，授予烟具协会对新注册企业的考察、对关系行业利益的国家法规草案的技术意见和咨询、行业信息的收集以及公布、行业展览会的组织等等权力，将烟具行业的管理权主动让位于烟具协会。至此，烟具行业协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治组织。2001年9月，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这样就打赢了中国入世后的第一个反倾销案。
在反倾销之前，烟具行业协会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举措是针对温州打火机的恶性价格竞争建立的惩罚机制，恢复了市场秩序。温州烟具协会此次能够将众多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并取得成功，说明依托行业协会可以使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过程中形成合力，做成单个企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温州烟具协会作为温州众多行业协会的一个代表，反映了行业协会的生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民间组织还能扩大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范围和深度，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和融合，从而增强社会的稳定性。民众透过社会组织和合法渠道规范化表达利益诉求，在有秩序的前提条件下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将减少自发行动给社会带来的对立、排斥、冲突，整个社会将更加成熟、理性。浙江部分社会群体开始借助行业协会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行业协会已初步涉及社会参与领域。近几年，社团组织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劳动关系领域。在一些劳资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劳资双方还开始探索通过各自的组织，建立符合非公经济特点、符合当前劳动关系的新的利益协调机制。
自2003年起，温岭市长屿羊毛衫行业协会、泽国泵业协会等代表资方的社会组织，与代表职工的行业工会协商制定了行业工资标准，作为企业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附件，已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在这些已开展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行业，劳资关系逐渐理顺，停工和上访事件锐减，职工的劳动报酬权得到了有力保障。
一些地方开始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破解政府工作中的难点，同时也使社会组织焕发出了活力。浙江不少地区遭遇较严重的“民工荒”之后，政府劳动部门出省招工，花费了不少财力和人力，效果却很不理想。温岭通过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到江西鹰潭等地建立民工培训基地，并派代表赴培训基地招聘职工，企业根据招工的数量向协会支付招工费用，企业的用工需求得到满足，协会正常运转和人员专职化也有了经费保证。
三、社会事业的现代推进
社会事业是指为确保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可持续，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性支持与服务活动的总和。社会事业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及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科、教、文、卫、体、保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应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社会发展正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社会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和信息型转变，社会生活从匮乏、总体小康型向更加宽裕的小康型转变，社会管理从全能、统制型向有限、服务型转变，社会事业也从政府包办型向政府与社会共办型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缓解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公共服务产品总量不足、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现象。而这一切的发生既得益于社会事业发展体制机制的改革，也得益于社会化小生产催生了一大批民间资本投资于社会事业发展。
（一）民间力量推进社会事业的现代发展
改革开放前，浙江社会原有的社会事业发展模式是一种政府包办型的一元化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面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过多的控制权，不利于相关社会组织群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降低了社会事业供给的效率和针对性，甚至造成了一种政府在社会事业供给上的缺位或越位的情况。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原有的社会一元供给模式被打破，政府不再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的承担者，而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性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得社会公共性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事务中，政府开始主动地、有选择地逐步退出一些领域，引导相关的社会群体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理。也就是说，浙江3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的分化，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化。正是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多元化，使社会系统的分工归位并细化，以满足社会的多样化需求。
30年来，浙江社会事业发展改革的目标取向坚持了优化社会事业领域的资源配置，既使现有社会事业机构充满生机和活力，人力、物力得到更好的利用，又能最好地运用政府的投入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的互惠机制，促进社会事业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