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力图避免过去一些研究中将西方概念、理论生吞活剥、简单照搬的比附性所带来的片面和尴尬，努力摆脱一切预断，从外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并对个体意识有强制作用、可以为并必须为人们所认识的“社会事实”
本身出发，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经验事实与理论演绎相统一，根据历史渐进中的“社会事实”，建构起一个解读中国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框架，并试图以这种本土的“地方性知识”为当今现代化知识体系增添浙江或中国的元素。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理解，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生产组织必然如韦伯所说的企业与家庭、家族的分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消解与现代性确立的过程。但从浙江改革开放30年现代化实践来看，却走出了一条分散化的工业道路，走出了一条家庭、家族与企业紧密结合的道路，走出了一条充分利用传统来发展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把这种生产实践形式称之为“社会化小生产”。
社会化小生产是根据中国尤其是浙江社会生产的基本“社会事实”而提出来的一个试图解释中国本土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理论解读。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说法，小生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本质内涵就是社会分工及生产的相互依存关系。
而社会化小生产则是相对于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社会生产实践形式，这种生产实践形式是一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联结纽带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实践方式既有着传统社会里“小生产”方式的特征，即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同时又有着现代社会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以专业化生产为形式。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晶。这种以家庭、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形式，以草根力量和现代社会分工为主流的发展方式是一条较典型的以内生为主的发展路径。这种内生性体现在对人民意愿和创造的尊重，体现在草根阶层是发展的主体，体现在充分利用发掘本土的资源，体现在对传统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在利用本土文化经验对外来的经验文化模式加以吸纳和重构。
社会化小生产与传统的小生产既相联系，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其形式上，即仍以家庭或家族为其主要的生产组织，并以亲缘、地缘、业缘为其主要的生产网络，但它在本质上又不同于传统的小生产，它是在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一种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小生产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社会化小生产方式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家族组织基础上形成的，浙江的经济组织大多是这种传统家庭与现代企业融合成的结合体。
第二，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社会化小生产的第二个显着特征就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的生产网络。这是由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延伸而来的。
第三，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社会化小生产的第三个显着特征就是以市场为纽带的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形式。
第四，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联结纽带。社会化小生产的第四个显着特征就是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的联结纽带。浙江的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化小生产正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现代化市场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化生产。各家庭、家族企业分工合作、互相补充，共同完成全部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分工既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之间密切相关。中国家庭、家族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如整体性、延续性、包容性、权威性等，十分有利于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组织和运营，也是浙江乃至中国的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能够借助家族和亲族力量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化小生产将家庭、家族与工业企业相融合，将亲缘、地缘关系与理性的契约关系相融合，将传统的小生产组织与现代的大分工市场相融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
建立“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理论框架并非本书的根本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读中国人的独特的现代化实践活动，解读中国丰富的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社会化小生产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理论概括，它建立在丰富的本土的“社会事实”基础上，试图为现代化知识体系提供一个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观照。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让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有了新的解读：
第一，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可以成为现代工业化发展的一条路径。
按照一些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的观点，现代工业的发展只能是一种高度集中化的大生产方式，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很少认真对待乡土的工业现象，更没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但浙江改革开放后30年的工业化实践，却证明了与家庭、家族相结合，与乡土相结合的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工业生产不仅没阻碍工业化的发展，相反却成了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的一条主要路径，浙江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形式已不是小农意识的残留，也不再是自然经济下的一种小生产方式，而是以市场为连接，以现代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化的生产，是一种融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生产组织的传统性的小生产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的现代性的大社会于一体的本土化的生产方式。
第二，家庭、家族可以成为工业化、市场化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
关于西方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路径，社会学家韦伯有过深入研究。
韦伯认为，新教中强调个体工作和关怀的所谓“圣职”，使得家庭和邻里关系个人化，从而造成情感上的隔膜，而个体与家庭的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在韦伯那里，工业化、产业化的本质是反家庭和家族化的。但浙江现代化发展显然与西方不同，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家庭、家族并没有从企业中退出，相反却得到了更密切的结合。浙江家庭、家族企业的活动内容（从事现代工商业）是现代的，其外在形式（家庭、家族结构）却是传统的，融企业与家庭、家族于一体，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旧的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向新的以资本或劳动收入为经济基础的血缘共同体转变的过程。浙江的家庭、家族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浙江的市场化、工业化就充分借助了家庭、家族制度和组织形式，使得家庭、家族工业在浙江整个经济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建立了复杂而庞大的生产体系，并成为一个有效率、有竞争力的经济组织，成为一种高度分工的合作生产单元。浙江这种家庭、家族企业实际上是企业与家庭、家族的统一体，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社会文化伦理组织。
第三，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而宝贵的社会资源。
社会化小生产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生产，是一种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社会网络的生产。社会化小生产理论向我们昭示了，传统是一种资源，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一种全民族所共享的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宗旨，以家庭、家族为单元的家文化，或称家族主义文化。社会化小生产正是直接利用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这一宝贵而丰富的资源，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以家庭或家族文化为纽带，崇尚亲情，服从权威，近亲远疏。以自我为核心，以血缘、姻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化小生产利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来配置资源和经营扩展业务，通过把公共关系变为私人关系，利用传统文化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社会化小生产下的家庭、家族制企业把工具理性和世俗理性结合起来，将家庭模式嵌入生产之中。
社会化小生产这样一种生产实践形式有着厚实的传统经济社会文化土壤，当前，信息革命继工业革命解放人的体力之后正在席卷全球，这一革命进一步解放了人的脑力，人类的观察能力、协调能力、控制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也使得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小生产有了更广阔的可能，生产集中化和分散化也成了并行不悖的两股历史潮流。一些经济学家提出，随着近年来信息产业的发展，“家庭、网络和创业”将会产生互动作用，一个新型的生产经济形态将崛起并改变人们的生活。如果浙江的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能和互联网技术有效整合，必将爆发出惊人的魅力和巨大的竞争优势。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提大众生产，提小的是美好的。他认为，大众生产是一种大众直接参与、以人本身为目的、可以改变穷人生活状况的生产方式。
在这一点上，我们讲的社会化小生产与舒马赫的大众生产及“小的就是好的”
有相同之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家庭、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具有深厚的“家文化”传仅统。我国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为目标的现代化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社会化小生产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为主要生产形式，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相吻合，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可资深入探索的发展路径。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社会化小生产这一现代化实践形式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