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的老大帝国——中国，遭到亘古未有的挑战，产生了巨大深刻形变的世纪。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个屈辱和失落的世纪，也是我们民族自觉最强烈和寻求富强、步入现代化的世纪。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是一场庄严神圣的运动，它已成为席卷全球的历史潮流。这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我们已在这条通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摸索行进了一个多世纪，并在这千年一逢的世纪之交迈过了长达百年无法绕过的苦难卑弱的历史低谷，正万众一心奋力攀援那高耸的希望之岭。但是，在得到现代化美妙果实的发展道路上，仍横亘着许多弄不好就可能招致灾难的陷阱和沼泽地。如何才能自觉而不是盲目、主动而不是被动、全面而不是片面、加速而不是延缓、顺利而不是曲折地去实现中国人的百年夙愿？这正是新世纪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所谓现代化，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以现代工业革命为核心和动力，以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广泛运用为重要标志，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全方位变革和加速发展的过程。这种变革和加速发展的结果就是现代社会。显然，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应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然而，无论如何，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即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现代化实质上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涉及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而现代化理论就是对这种转变过程的系统认识，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概括、研究、解释的诸种理论，是关于现代化研究成果的集成。从社会学的古典学派开始，历来就有不少学者从他们各自的方法论角度，用不同的范式对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给予界定。从历史的角度来检视、回顾这些理论范式具有多重意义。因为，学术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前辈学术大师的思想就如一座座巍峨的高峰，人们无法绕过，也无法彻底超越。同时，前辈学术大师的思想，又总是不断地成为现时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连接点。并且，他们的理论还可以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化发展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
一、社会学古典学派思想家关于现代化的理论
现代化的理论尽管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主义，一切有关现代（包括早期现代的“近代”和晚期现代的“当代”）的理论话语、经验研究、比较论述等等都属于现代化理论。但我们这里还是从社会学古典学派思想家的现代化理论开始讨论。
（一）马克思：社会分工推动着社会结构现代变迁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是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高度总结，既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也对社会学学科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马克思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奠基地位的社会学经典作家之一。
马克思的思想直接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述中经常使用“现代”、“现代化”等词语，如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在社会学家最初开始讨论现代社会与现代问题时，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社会现代化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在对人类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熊彼特说：“社会学家马克思进行工作的手段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他不仅是用巨大的历史图景而且也能使用种种历史细节来说明他的社会见解，他使用的大多数历史细节的可靠性都高于而不是低于他那个时候其他社会学家的水准。他用穿透乱七八糟不规则的表层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抓住这些事实。”
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有着显着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发展规律、发展动力以及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冲突的暂时解决推进了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则是促成这一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还概括出了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特征：大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世界整体、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就是社会分工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社会形成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分工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伴随生产力的演化而演化，社会分工促生了所有制的建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分工时指出：有一般的分工，如农业与工业；有特殊的分工，如把生产大类中分为种与亚种；还有个别的分工，如工场内部的分工。并指出，工场手工业分工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马克思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当然，高度的社会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分离状态或是无政府状态的存在。相反，正是由于分化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机体的各种子单元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赖性，即任何一个层面如脱离了其他层面便无法生存。这就进而造成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高度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这种相互依赖又必须以一种权威性的社会控制系统的存在为必要前提：“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分工推进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本身便是一种通过人类历史文化创造物、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观念形态而反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性状态，体现着人类文化发展水平，标志着处于历史时间的坐标点。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不断改变着的状态中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同时也相应地处于不断改变着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从而从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发展着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会不断地发生变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通过分析三种所有制形式说明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论证了社会分工产生的社会结构变迁。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其他一些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分析包括对于现代化不同阶段、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不合理关系以及落后国家进行正常的现代化建设的先决性条件、现代化多种模式的探索，等等。
与同时代社会学家相比，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要明显地高出一筹。
但是，受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思想中存在着一些论证不够充分、不够系统之处。如对于民族性现代化模式、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问题等，没能给予完整的论述。
（二）迪尔凯姆：有机团结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迪尔凯姆认为，秩序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只有在具备特殊变迁力量时才可能出现变化，通过分化形成了先进的、有劳动分工的社会。他根据社会分工程度的不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团结的两种形态。他说，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不同，社会团结的形式也不同。社会团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机械的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一种是有机的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机械的团结是前工业社会的特征，在前工业社会，社会有机体没有分化，各种社会组织都与中央权威协调，相互之间依赖程度差，功能相似。这个社会人口密度、物质密度、道德密度都处于低水平，集体意识和集体信仰主宰一切，个人意识缺乏。在机械团结的社会，个人的行为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集体的。机械的团结也就是一个把个人直接而和谐地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结合形式。有机的团结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工业化程度很高，人口密度也很高，社会组织高度地相互依赖。与机械的团结相比，有机的团结产生于个人的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中不同功能的日益分化，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与这种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社会成员之间生活方式、活动方式不同，他们的共性越来越少，差异却在不断增大。随着个人的独立性、个性得到发展，个人也就不再为社会的集体意识所吞噬。但是，正是因为个人的自主性的强化，使社会这个有机体愈发呈现出类似于高级动物的生理连带关系，即它们躯体上的各个器官的个体化程度越高，功能分化越强，机体的统一性越大。所以，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中，人们的相互依存性却远大于机械团结的社会。有机的团结也就是指一个有着功能分化和专业化，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而达到统一的系统，个人依存于组成社会的各部分，从而也依存于社会。
但是，迪尔凯姆认为，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情况，它在大多数的社会领域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的职能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势，对科学和艺术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的时代，早已不再是以哲学为唯一科学的时代了，它已经分解成了许许多多的专业学科，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目的、方法以至精神气质。”
社会分工促成了社会秩序，增进了社会有机团结，同时它还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他说，如果说分工带来了经济收益，这当然是很可能的。
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总之，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这种功能不止是在暂时的互让互助中发挥作用，它的影响范围很广。因此，“社会的凝聚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劳动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分工决定的。尽管我们还没有确切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已经了解了它的大概情况，如果分工的功能确是如此的话，它就必然具有一种道德属性。一般而言，正因为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的凝聚性、向心性、整合性是完全依靠，或至少主要依靠社会分工来维持的，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也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正因为社会分工需要一种秩序、和谐以及社会团结，所以它是道德的。
这样，迪尔凯姆就有理由充分地认为，社会分工尚不发达的地方，社会团结仍旧是一种机械团结。（这种情况下，）共同意识不再呈现为一种涣散状态，它借助确定的中介机关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一种具有机械团结特性的社会结构就是由彼此相似的同质环节共同构成的一个体系。
那为什么社会分工能增进社会的有机团结、建构社会的秩序呢？在迪尔凯姆看来，这是因为，有机团结是由发达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成员间的异质性所决定的一种社会联结方式。在这种社会联结形式下，由于分工导致的专门化，增强了个体间的相互依赖。一方面，分工越是细致，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依赖就越是深入；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行动越是专门化，个性就越鲜明，就越是能够摆脱集体意识的束缚。就像迪尔凯姆所言：“正是分工，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原先由共同意识承担的角色。”迪尔凯姆把这种建立在个人分化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结方式称为“有机团结”。把每个人比作人体的各种器官，这种器官各自都有专门的功能，彼此各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人体生命所不可少的。
他认为，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也就不再有其自身的局限了。无疑，只要集体类型存在，我们就应该将它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换言之，如果我们缺少了共同的情感和观念，也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尽管某些规范规定我们必须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但这些规范毕竟是受相反的规范限制的。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团结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