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地方视角定位对“人治”的否定
建设“法治浙江”，是从地方视角定位对“人治”之彻底否定。“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政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法治”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提出建设“法治浙江”，也就是从理念上强化了在地方同样要实行法治，否定人治，保证宪法、法律在地方的绝对权威性，限制机关和个人权力的滥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2.从地方法治建设视角对政治建设目标的清晰定位
在“法治地方”建设中，明晰地方政治建设的政治稳定、政治民主、政治制度化、政治文明的建设目标，使政治建设规范运作，这无疑是“法治地方”建设的重要价值。
建设“法治浙江”，是浙江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目标。相对于全国而言，“走在前列”的浙江省，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公民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诉求日益强烈。只有通过完善法律制度来明确政治权利义务，通过法律、法规设置权威的、程序化的矛盾解决机制，通过民主政治的深化推行，才能实现政治的稳定和民主生活的健康发展。
政治民主只有走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建设“法治浙江”，用法治保障民主、支持民主，使民主不受侵犯，对在地方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最终实现国家的民主政治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制度化也需要法治的保障。法律作为明确的、可预见的、普遍的、稳定的强制性规范，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法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建设“法治浙江”，通过法治对地方政治权力体系进行符合人民利益的规范，通过法治对地方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调整，促进地方政治权力运行规范化，实现地方政治制度化，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通过地方法治建设，努力使党委的领导在宪法、法律的规范内进行，使党委的意志尽量通过立法表现出来，通过法律来贯彻执行。尤其是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尽力推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努力减少人治色彩，实现依法治理。在党的民主建设中实行地方党委全委会任用干部票决制（即投票决定制度），发挥常委会的核心作用和扩大党内民主，增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透明度，防止用人上的失察失误。实施党政“一把手”年度总结报告工作，以书面形式接受民主评议，并将这一制度与述职述廉制度有机结合，成为推进党内民主监督的重要制度。在基层村党组织成员选举中实行“两推一选”、“两推两选”、“三推三选”的选举方式，并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的精神，稳步探索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公推竞选”。诸项改革措施的实施，促进了政治体制由下而上改革，推动了政治理念向法治化发展。
总之，在“法治浙江”建设中，不论是通过法律规范来促进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还是利用法律规范来平息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促进政治稳定，或者是运用法律来规范公权力和私权利，进行公正的权力（权利）配置，都体现了“法治地方”建设的价值。
（三）经济价值：推进“八八战略”，促进经济市场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先进的法治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规范和促进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文明在中国社会的扩展，各种市场利益主体的博弈在一个新的利益格局中展开，新的和过去多年积淀下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同时呈现，这对于经济先发地区来说，表现更为明显。这就要求地方党政权力机关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探索新的发展思路。为此，浙江省委审时度势，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八八战略”，为“法治浙江”建设、为经济发展服务指明方向，使地方法治建设为促进地方经济市场化发挥作用。
1.“八八战略”促进浙江经济发展走向深入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改善，浙江经济社会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国际化、市场化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和文化正孕育着新一轮飞跃。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在历届省委工作的基础上，围绕如何加快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确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浙江实际，作出了“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和总体部署，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浙江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为全省人民描绘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任务，使经济市场化走向深入的美好前景。“八八战略”拓展了浙江发展的新思路，绘出了浙江发展的新蓝图，使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走向深入。
2.建设“法治浙江”，强化地方“经济法治”，推进“八八战略”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化法治经济。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畴，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制化与之相适应。“法治浙江”建设，强化地方“经济法治”，为地方经济建设走向市场化提供法治环境，对推进“八八战略”具有重要价值。
“法治浙江”是浙江经济发展市场化走向深入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力，率先培育了市场主体，以商品为主，基本建立了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转变也相对领先，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无论企业组织制度和市场体系，都具有初级市场经济特点。这主要表现在：绝大多数市场主体，无论是企业制度还是组织形式，仍然是以家族制为核心，没有完全实现产权制度化、经营集中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在体制的结构、运行的机制等方面仍然有计划体制色彩存在；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设尚不完善。
“法治浙江”建设，就是要在浙江保障全国统一市场规则的完善和通行，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良性运行，促进浙江经济市场化深入发展。
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独特优点：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动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法律的调整手段比其他手段有效性较高，副作用较小。我们建设“法治浙江”，就是要发挥法律手段的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建立一套以人为本的法治化市场经济制度，并给经济社会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进一步促进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障浙江经济市场化健康发展。
（四）社会价值：创建“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法治浙江，要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维护司法公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法治浙江”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同质性，是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对依法治省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建设“平安浙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