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这一高峰期过去之后，中日两国间汉字语汇互动的规模渐趋减小。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以降，中国主要用力于从欧美直接译介西学，西方新概念或以汉字意译，或以汉字音译，都采自欧美原本，很少再借助日译本。另一方面，日本自昭和时期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以假名音译西方术语，极少用汉字意译，这样，日制汉字新语便不再成批出现，因而也不可能发生中日间新生汉字词的大规模交流。如英文computer，中国以汉字意译为“电脑”，日本以假名音译为“コンピコーター”，二者间不可能彼此传递；microcomputer，中国以汉字意译为“微机”，日本以假名音译为“マイコン、パソコン”，二者分道扬镳。当然，在中日频繁交往的当代，少量日本词语仍偶有传入中国的，如人气、料理、居酒屋、便当、卡拉OK、新登场等日制名词，近年不时出现在中国的书刊乃至街头招牌上。而中国的新名词“特区”等，也被日本采用，2003年5月日本政府便宣布建立“新技术、新产业特区”，“特区”一词即借自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语。
中日两国近代都面对西力东渐的大趋势，从语文层面而言，两国都有一个如何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事实证明，关门拒斥既不可能，也无济于事；而弃己以从人，废除自己的语文传统，走拉丁化路线也绝非良策。中日两国在异见纷呈的情形下，都选择了在汉字文化框架内因应变通的方针，而改铸汉语古典词及创制汉字新语以对译西学概念，是两国共同的着力点。经过四个世纪（16-20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较成功地实现了汉字词与西学概念间的对译，证明了东西文化在意义层面上的可通约性，当然，这种“通约”是相对的、有限度的。由于中西之间在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加之两种语文的类型之别，要达到准确、传神的对译，是十分困难的，诚如翻译家傅雷（1908-1966）1951年在《栀高老头枛重译本序》中所说：
各种文字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
总之，东西语文间的通约是可能的，又是不易的，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粗转精的渐进过程，这是近代汉字新语生成史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近代汉字新语生成史给我们的另一启示是，中日两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可以更有成效地实现互补，这大有裨益于两国文化的发展。以对译西方概念的新语互动而言，无论是近代前期日本采借中方创制的新语，还是近代后期日制汉字词大举入华，都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文化的进步。虽然，中日间汉字语汇交流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由于语言影响的稳定性和不可逆转性，昔日交流的词语及其所负荷的文化内涵，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财富，它们记述了两国汲纳、涵化西方学术的成果，并化作两国语文世界须臾不可或缺的成分。
地球、经纬度、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哲学、科学、艺术、宗教、干部、社会、民主、自由等新语，作为中日两国近现代文化的中坚概念，已经并将长久影响人们的思维与文化的运作。
由于近代以降的西学东渐（新语为其语文表征），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进行的，中国人容易产生拒斥心理，故以历史进步主义的理性态度对待之，是一种先觉者的卓见。对中西文化交会的正面价值有真切认识的王韬（1828-1897）便是这样的先觉者，他在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指出：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这里使用了“古今之创事”、“不世出之机”（难得的机遇）等词语，积极评价西力之东渐。王韬又在《答强弱论》中说：
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
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这便将爱国主义与迎受外来文化统一起来。模仿王韬此一句式，笔者试作如下评说：
与西力东渐相伴的西语东来、日词入华，曾引起一些人的担忧甚至恐惧，然而，实践证明，与西力东渐相为表里的西洋概念及其译词的入华，非欲弱汉字文化，正欲强汉字文化；非欲祸汉字文化，正欲福汉字文化。汉字文化由于新语的层出不穷，而赢得发展的“不世出之机”。
与异文化的词语互动是汉字文化的源头活水，随着地域间和世界性文化交流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展开，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而反映新事物、新观念的新语，必将经由“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陈望道语）等途径纷至沓来，正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诸如货色、写字台、垃圾、瘪三等江浙方言，二流子等陕北方言，老伴、奔头、草包等东北方言，打工仔、打工妹、埋单、打的、派对、生猛海鲜等南粤方言成为遍及全国的新语；电脑、企划、资讯、力度、作秀、不夜族等台湾熟语也广为流播；革命、共和、自由、民主等古典词，通过“旧瓶装新酒”，已成为传递新信息的常用语；宽带、电子邮件、黑客、伊妹儿、萨斯、网吧、丁克家庭（双收入、无子女家庭）等意译、音译或音意合璧译的外来词遍及口语笔端；CEO、WTO、ATM、DNA、KTV、MBA、GDP等英语缩词频现于资讯之中（最近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分析和投资计划专家小组撰写报告书《与BRIC 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新造BRIC 这一英语缩词，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开头字母。此四国领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将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因而可以预期，BRIC 将成为流行词）；此外，BP机、卡拉OK等汉语字母词，大众已耳熟能详；黄金周、海归派、极限运动、农转非、排行榜、大片、辣妹、帅哥等新造词人们亦常常脱口而出。
现代信息采取工业化的方式批量生产，迅疾流播，良莠不齐的新语滔滔而至，不断丰富着我们的词库，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资讯传播、学术表述上的某些混乱，导致对汉语、汉文“纯洁性”的侵蚀。因此，外来词的进入、新语的涌现并非多多益善，这里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度”。陈原在《社会语言学》中指出：
当借词达到超饱和程度（即超过了必要的程度），语言就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污染（语言污染不限于借词），这就需要净化。
这里提到了借词的数量问题（不宜达到超饱和程度），此外更有质量问题——当借词在中外概念的对接上发生重大偏误，也会导致语言污染。
面对由借词等原因造成的新语的迅速增长，我们在热情迎受的同时，对于那些逾越饱和程度的新语、导致概念紊乱的新语将何以处之？是任其在语言的约定俗成过程中自然筛汰，还是辅之以政府及专业机构的规范与协调？近几十年来，我国多次发出“纯洁民族语言”的号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过社论），并采取一系列术语标准化的措施，20世纪80年代，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了《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术语标准编写规定》等国家标准。然而，语言净化及术语规范化问题，并不是颁发一纸文书所能解决的，这是一项全民性工作，因为词语是由全民使用与选择的，故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地渗透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中去，使大众在语文实践中提升汰劣存优的理性自觉；而这种自觉的获得的途径之一，便是向历史讨教，尤其应当反顾当下语汇新变的直接前史——近代中西日语汇互动的历程，总结其间的经验教训，探索其运行规律，这将为厘定新语这一未有穷期的工作提供借鉴。透过对前史的真切把握，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指引未来去向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