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汉语的很多评论本身就由话题、评论构成。所以我们可以有中国套盒式的谓语里面有谓语的句子。“我今天城里有事”，“我”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评论。“今天城里有事”，“今天”是话题，其余部分是评论。“城里有事”又有“城里”作话题，“有事”作评论。甚至“有事”都很容易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虽然它没有话题。汉语的话题跟评论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看来是异常松散的，特别是只把它跟英语的主语跟谓语之间的通常联系相比的话。这从“我｜ 是三毛钱”这个句子可以看出来。
从此，话题成为很多语言学讨论的中心，特别是跟汉语有关的讨论。例如，Charles Li和Sandra Thompson在1976年发表了论文《主语与话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他们认为主语与话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列出了七个不同之处。按照他们的说法，汉语句子可以既有主语，又有话题。汉语跟英语的区别在于，汉语是话题突出型语言，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
曹逢甫不同意Li和Thompson的观点。他在1979年提出，主语与话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主语是句法概念，它只在句子范围内起作用；而话题是篇章概念，它可以同时在多个句子中发挥作用。他认为，话题之所以对汉语重要是因为汉语是篇章取向的语言。因此，他建议把语言区分为篇章取向、句子取向两大类。
我的看法是：“话题突出／主语突出”，“篇章取向／句子取向”这两种语言类型学并不矛盾。如果把话题界定为篇章概念，那么，话题突出的语言自然就会是篇章取向的，反之亦然。而话题是篇章概念这一观点现在几乎是语言学界的共识。Li和Thompson（1976）在自己的文章里也说，“话题是篇章概念，主语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句内概念”（p.466）。
Elinor Keenan和Baambi Schieffelin（1976）在他们的论文《作为篇章概念的话题》里则明确指出话题是篇章概念，“因为它通常是篇章生成（有关）的，而且常常是生成篇章的”。
四、西方的篇章语法研究
上文把汉语研究传统概括为篇章语法，把西方语言研究传统概括为句子语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并不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马氏文通》以来的最近一百年，汉语研究采用的也是句子语法的思路；而西方也不是一点都不研究篇章语法。这一节我们从西方语言研究的源头和20世纪的西方语言学这两个角度来讨论西方的篇章语法。
柏拉图是第一位把logos区分成onoma和rhema的西方学者。在《智者篇》里他提出，一个logos一定要同时具备onoma和rhema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前者是“实施行为的人”，“所谈论的对象”，或简单称之为“事物”；后者则表示行为。一个logos 不能光有事物，没有行为；也不能光有行为，没有事物。
柏拉图没有说onoma和rhema到底是词，还是词组。但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把它们用做词。他在《解释篇》里说，“我们用onoma 表示一个约定的有意义的声音，它不指称时间，而且其中没有一部分能独立表达意义”。R.H.Robins（1979）在他的《简明语言学史》里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很像Meillet的定义——‘具备语法功能的一定的意义跟声音之间的结合’”。但是，他认为这两个定义都不合适，因为它们都没有考虑词素。他还说亚里士多德的rhema跟柏拉图的一样，也包括现在所谓的形容词。“因此，把这个阶段的希腊语法理论中的onoma和rhema译作noun和verb是一种误导”。
M.A.K.Halliday比Robins的态度还要激烈一些。他认为，柏拉图把logos分成onoma和rhema实际上是在区分篇章成分。他的区分基础是意义，是语义功能——施事和行为。柏拉图说logos一定有一个谈论对象，所以onoma也是话题。Benjamin Jowett把这个功能译作英语的“主语”，Halliday认为“这不是后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主谓分析中的主语，而是现代语言学所谓的‘主位’”（2003［1977］，p.96）。Halliday还指出，亚里士多德首先是逻辑学家，所以他的语言研究跟柏拉图有很大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年作为连贯语言（或篇章）的logos变成了句子。而且，希腊语表达式meros logou，原意是“logos的组成部分”，后来经由拉丁语也被误译成了英语的parts of speech，变成了“词性”。
换言之，柏拉图的logos是篇章的意思。他的onoma和rhema是句子成分，甚至是篇章成分，绝对不是词性。句子概念以及句子语法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
Halliday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的语言研究传统称为“描写人类学观点”和“哲学逻辑学观点”。他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相斥的，尽管它们常常看起来是那样。在西方语言学历史上，它们有时候靠得近一些，有时候离得远一些”。
我认为Halliday的看法是正确的。在西方，描写人类学传统和哲学逻辑学传统（用本文的措辞就是“篇章语法”和“句子语法”）一直同时存在，虽然后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限于篇幅，下文只回溯篇章语法在过去一百年中在西方的发展。
20世纪的第一位西方语言学家Ferdinand de Saussure基本上是哲学逻辑学派。他坚持“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而不是语言运用。不过，他把句子归属于语言运用，排除在语言系统之外。Jonathan Culler（1974）认为：“人们可能会说Saussure没有区分作为语法形式的句子跟句子在说话时的实现形式——话段（utterance）。实际上，问题比这更严重。固定搭配短语，他是归属语言系统的，甚至‘按常规模式构建的句子和短语’也归属语言系统。但是，他似乎不愿意把‘常规模式’这个概念延伸下去他缺少的是由规则支配的创造性（由语法规则系统掌控的个人创造性），这个概念有待Chomsky提出。他说明了语言系统怎么能够既不否认说话人的个体自由，又解释句子的生成。”
在Saussure和Chomsky之间还有一位重要语言学家，那就是Leonard Bloomfield。
没有Bloomfield，Chomsky是不可能取得他已有的成就的，虽然他声称自己是反对Bloomfield的。Bloomfield使语言学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缩小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把许多无法用科学方法进行确切研究的方面，如语义，排除在外。
而且，Bloomfield是现代第一位有意识地开创“句子语法”的语言学家。他明确地把句子作为语法研究的中心，宣称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
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照样有篇章语法的研究。例如，Zellig Harris对当时语言学研究只局限在句子范围内非常不满意。他在1952年发表了论文《语篇分析》，试图把分布法——根据分布情况为语言单位分类——扩展到对“连续的话语（或文字）的分析”。
在Harris开创美国篇章语法的同时，欧洲也开始了类似的研究。在一个意义上，布拉格学派从1920年代开始的“功能句法观”研究就是语篇分析。不过，一种更加自觉的以“篇章语言学”为名的运动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1963年，Peter Hartman出版了他的《语言科学理论》。他认为把音位、词素、句子作为研究重点是错误的，这些单位都不能单独完成交际任务；只有把这些单位合起来，构成语篇，才能完成交际任务。因此，他提议把篇章作为最基本的语言符号。1967年，Harald Weinrich再次使用了Eugenio Coscriu在1955年首次启用的“篇章语言学”这个名称，并主张语言学必须被理解成篇章语言学。
1972年，荷兰学者van Dijk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篇章语法诸方面》，论证了篇章语法比句子语法优越之处。他还提出了陈述篇章中心思想的“宏观结构”这个概念。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John Rupert Firth一直在倡导结合情景语境研究语言，而篇章正是情景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Halliday继承了Firth的思想，并把它跟布拉格学派的理论结合，发展了自己的系统功能语法。为了根据语言学理论研究文学篇章，Halliday在1960年代初期提出了衔接理论。1976年，Halliday和Ruqaiya Hasan出版了今天已成为语篇分析领域经典的《英语的衔接》，丰富和完善了衔接理论。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那里同样有轰轰烈烈的篇章语法研究。他们提出了很多扩大语言研究范围的建议。例如，1948年波斯彼洛夫（H.C. Поспелов）提出了“复杂句法整体”。1952年，布拉霍夫斯基（И.А.Фигуровски）提出了“超句统一体”的概念。
1980年代以后，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从句子序列或复杂句法整体扩大为整个言语作品，称为“大篇章”。
综上所述，西方不仅在语言研究的开始阶段有篇章语法，在现代也有篇章语法。这一事实说明，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不是两个地域概念，也不是文化概念，而是两种着眼点不同的语言研究思路。
上一节提到，话题是篇章概念。这一点在西方篇章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人们对柏拉图的onoma有不同的理解，是因为有人将它与句子相连，有人将它与篇章相连。前者将它解释为“主语”，甚至“名词”；后者则将它解释为“主位”、“话题”。van Dijk在倡导篇章语法的同时提出了语义“宏观结构”，有时候则明确把它等同于“话题”。美国当代篇章语法研究的代表Robert Longacre1983年出版了《篇章语法》。他强调语言是在语境中的语言，语言学不能只研究孤立的句子，必须研究篇章。2002年，他也提到了“宏观结构”，把它界定为篇章的中心思想。美国华裔语言学家屈承熹（Chauncey C.Chu）1998年出版了《汉语篇章语法》。他同样把话题看做篇章概念，他指出“如果把话题局限于句子范围内，这种研究将是毫无意义的”。
五、呼吁多样化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多样化。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呼吁多样化，语言学领域也不能例外。
van Dijk（2001）在谈到多学科批评语篇分析时说：“优秀的学术，特别是优秀的批评语篇分析，应该整合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思路的学人的最杰出的成果，无论是知名的还是不知名的，尽管不必调和他们的不同之处。换言之，批评语篇分析从本质上说应该是多样化、多学科的。”我认为这一呼吁适用于各个语言学分支。
从本质上说，句子语法与篇章语法是互补的。它们各自强调了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脱离了另一方，它们都是不完整的。这是西方从一开始就有，以后也一直存在篇章语法的根本原因。然而，单纯研究篇章语法的汉语研究传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为什么马建忠要以西方句子语法为模式撰写《马氏文通》的内因。而且该书一经问世，句子语法就在中国迅速占领了语言研究的主导地位。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句子语法研究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的感觉。汉语的主语到底应该怎么界定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的句子语法研究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
因此，本文并不是要倡导用篇章语法来替代句子语法。我们的唯一希望是：矫正只注重句子语法的偏向。更广义地说，是矫正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偏向。我认为这也是Derrida的主张。他说：“这永远都不是一个用文字中心主义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问题，广义地说，不是用任何中心反对任何其他中心的问题。”换言之，他不要逻格斯中心主义，也不要文字中心主义；他不要任何中心主义，他要的只是多样化。
汉语的篇章语法研究传统，就像汉语的非拼音文字书写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在逻格斯中心主义之外另有一种强有力的文明运动”。它同样为语言研究多样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我们所需要的是篇章语法与句子语法两大传统的有机结合。经过两千多年的磨合，这两大传统各自的优缺点都已经比较清楚了。而且，我们在心理、学术上也为这两者的结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总之，目前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整合这两大传统。让我们共同努力，迎接语言研究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