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高潮过去之后，新文学阵线逐渐发生了分化，不少新诗人五四高潮中的那种激情消退了，斗志松懈了，甚至悲观失望，因而逃避现实，寄情于风雪花月，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在这种情形下，鲁迅格外重视以正视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去揭破“瞒”和“骗”的文艺假面，实际上是希望将新诗运动初期反封建斗争深入下去，使新诗能继续紧密配合思想革命的任务，这对处于五四低潮时期的新诗人来说，无疑具有振奋的作用。
由是，“真”成为鲁迅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要求。殷夫诗集《孩儿塔》在技巧上算不得精巧圆熟，但鲁迅却为它写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篇现代诗集序言，与其说它的意义在于政治斗争，毋宁说更在于文化品格的跃进，殷夫的诗歌虽然还略显稚拙，但比较起雄踞1920年代中国诗坛的其他诸流派诗人来，却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是真诚的愤怒，真诚的抗争，“怪鸱的真的恶声”实在要比衰弱无力、“古已有之”的风花雪月好得多！这样的诗路一旦比较健康地走下去，或许就是中国新诗的将来。
在提倡“真”的同时，鲁迅力倡诗歌应该具有含蓄的内蕴和永久的价值。鲁迅说：“预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预言家。”他认为“预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鲁迅指出，“诗歌较有永久性”，诗歌的永久性在于它的抒情本质，更在于所抒之情的隽永和持续。“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诗美”的被抹杀，无异于抽掉了“诗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3．《摩罗诗力说》：中国现代诗学的起手作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多数人的观点是：中国现代诗学的起点，是由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其实，中国现代诗学的起点，应该是比“诗界革命”的理论更加开阔、更加系统、更加直接、更具现代性的诗学观念。这样的诗学观念来自于鲁迅写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河南》杂志、1927年又被作者收入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坟》中的长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
在《摩罗诗力说》3万多字的长文中，鲁迅着重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一批19世纪欧洲革命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们虽“种族有殊，外缘多别”，但在鲁迅眼中却是“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对于这样一派为世俗所不容、为反动势力所仇视的“摩罗”（恶魔）诗人，鲁迅却亲之、敬之，热情地介绍其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他们作为“国民诗人”、“报复诗人”、“爱国诗人”和“精神界之战士”在文学和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而且在诗歌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诗歌的功用、诗歌的本质、诗人何为以及中国诗歌传统与西方诗歌传统的比较等等中国现代诗学至今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由此显现出鲜明的现代诗学意义。因为中国新诗，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正是中国由封闭的民族国家向国际化的现代国家过渡形态的产物。意识到世界文学的存在，是中国新文学产生的重要根源和条件，同样也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基本前提。鲁迅率先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反思与认识中国诗歌写作，与“诗界革命”中的维新派和五四时期的胡适等诗家对诗歌革新的见解相比，更具有现代性、科学性和诗学价值。应该说，《摩罗诗力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试图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现代转型的论着，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
《摩罗诗力说》建立起全球视野与文化高度上的诗歌本体观，亦即：诗歌是一个种族的“心声”，文明的“荣华”。
《摩罗诗力说》开篇指出：“盖人文之遗留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紧接着鲁迅将“心声”确认为“诗歌”：“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闳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继而鲁迅以印度、希伯莱、伊朗、埃及等几个文明古国为例，证明了作为种族心声的诗歌，是文明兴盛的标志和“荣华”。一个民族只要能够唱出雄浑美妙的歌声，就必然有着强盛的文明；相反“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声辍响，荣华收光”。如印度曾经产生过《吠陀》、《摩诃波罗多》、《罗摩衍那》以及迦黎陀萨及其《沙恭达罗》。这些被歌德誉为天地间之绝唱的歌声，但“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然而，诗歌作为种族的心声，一旦诞生，即使它所赖以生存的文明衰落了，但它的魅力和影响则是永久的，譬如以色列尽管遭到了上帝惩戒，以至国破家亡，但其“教宗文术，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鲁迅假卡莱尔之口又列举了意大利和早期的俄国，意大利尽管四分五裂了但仍然是统一的，因为它诞生了但丁；而早期的俄国尽管兵强炮利，却是支离破碎的，因为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哑巴。由此鲁迅极为认同卡莱尔的一句箴言：“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
鲁迅此番宏论自然是针对中国而发的。中国属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文明虽然衰落了，但中华民族却始终歌声不绝，原因何在？
这一问题正是《摩罗诗力说》作为一篇介绍外国诗人的文章与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关联点：诗人绝迹，事若甚微，而萧条之感，辄以来袭。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自觉之声发，每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
中国需要“自觉之声”，鲁迅呼唤着中国的“摩罗诗人”出现，而他们应该是一群“精神界之战士”。
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极力推崇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摩罗诗人，鼓呼诗人的战斗性，目的正在于呼唤中国诗歌中出现“精神界之战士”。西方摩罗诗人们，触犯世俗成见，反叛上帝和基督教传统，与剥夺他人或他国自由的侵略者战斗，并为之献出青春、鲜血和生命，他们是怎样值得尊敬的“精神界之战士”！而中国却缺少这样的“战士”。
在论着的最后一部分，分析完八位西方诗人后，鲁迅感慨道：求之华士，孰比之哉？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呼？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呼？
为此，鲁迅分析了维新20多年来中国文化与现实的优劣，并与18世纪的英国相比较，指出了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精神界战士的迫切性。
在这里，鲁迅建立起自己以自由个性与世俗叛逆为标志的诗人论。
他对诗人精神个性的论述，可以说准确地预言了中国新诗反传统、反世俗的品格。
《摩罗诗力说》还深入探讨了诗歌的功用问题。这个问题便是中外现代哲学和现代诗学一再追问的“诗人何为”、“诗歌何为”？
鲁迅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感兴怡悦。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
文章作为美术之一，质当也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福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
特世有文章，而人乃几于具足。
这里，鲁迅阐明了文学（诗歌）可以令人在“感兴怡悦”中“神质悉移”、“涵养神思”。“感兴怡悦”无疑应该是指人们一般所言的审美愉快，“神质悉移”即指从精神到身体都发生了变化。“涵养神思”，根据赵瑞蕻先生的翻译，即指“培育人们的理想”。
由此可见，《摩罗诗力说》已经从新诗的使命、诗人的个性、新诗的审美功能等要素上对中国新诗进行了论述。理应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起手作，并开创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现代诗学传统。
第三节 周作人：五四白话新诗的拓路者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他的一系列理论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学的指导思想、表现对象、创作方法等理论问题，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论贡献，很大程度上在他对新诗理论的探讨以及新诗创作的艺术实践中得到体现。
中国新诗的诞生，西方诗歌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动因。正是周作人中西融合的诗论，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而寻求中西诗艺的融合，是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分不开的。周作人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钱玄同曾高度评价周作人的翻译，“在中国近几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和其他许多先驱者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从文学观念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给新文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因素。其中，西方文学形式的引入，对诗歌等现代文学体式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五四文学体式的现代化。
五四新诗的创造者们一开始就苦索新诗创作的最佳形式。周作人通过对新诗创作实践的考察，提出新诗的体式应该是抒写真情实感的“自由体”，并建立起他的“自由诗体论”，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诗体论之一。
1919年2月，周作人的白话新诗《小河》在《新青年》上发表，因独步一时而被胡适称之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因此，周作人虽不以诗歌名于后世，但他对中国新诗运动、新诗理论、新诗发展做出的贡献是积极的，影响至关重要。
一、引领诗坛风气的新诗论
1920年代初期，在中国新诗的草创阶段，新诗理论还相当贫乏的时候，周作人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他不仅在五四新文学团体中，最先提出“个性的文学”主张，而与后来的“创造社”有着思想上的沟通；也不仅在1920年代中期，直接支持、推荐了李金发寄自柏林的象征主义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的出版，使国内诗坛骤然掀起一场“微雨冲击波”；而且他还在并不惹眼的一系列诗歌评论和文艺杂谈中，建立起比较完整、系统的诗论。尤其可贵的，他的理论见解和主张，都不是囿于一己所好和一党一派的偏嗜，而是体现着思想解放的时代特点和诗歌本体的特点，闪烁着一种求实的、辩证的、智慧的光辉，表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包容气度和历史的眼光。
1．诗的本质：“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
从内容出发，诗歌的本质即在于它的抒情性。中国古代诗论中早有“诗言志”的主张。这里的“志”，直而言之，就是指诗人的主观情志。
《诗经》中成就最高的《国风》，作为周代的民歌，真挚、朴素地抒发了人们对于现实、人生、爱情的感受，成为不朽的艺术杰作。可以说，这是人的真实感情自由抒发的结晶。自汉代儒家取得正统地位，推行封建纲常礼教之后，诗歌的情感就越来越被严格地置于礼教的约束之下。
《毛诗·序》提出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主张，就正是这种正统诗教的典型表现。自此以后，诗虽然仍可从抒情出发，但诗情却被种种非人道的封建礼义束缚着、禁锢着、扭曲着，不能得到自由的抒发。
诗歌要求表现真情与传统诗教礼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着，并且越来越尖锐。新诗诞生以后，由于受到五四个性解放精神的影响，这一冲突则表现得更为激烈。
值此之时，周作人连续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着。
认为一切文学都应是“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的文字”。人性应当是“灵肉一致”的，“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1922年9月，青年诗人汪静之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站在封建传统诗教的立场上指责《蕙的风》“言两性之爱的都流为堕落轻薄，有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和挑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嫌疑，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诗是染了无赖文人的恶习”，会“引导人走上罪恶的道路”。这种攻击代表了当时一批封建卫道文人对新诗的共同仇视，因而受到了新文学阵营中进步作家的有力反击。周作人及时发表了《情诗》一文，批评了胡梦华等人的谬论，指出传统诗教重礼义的观点，“只是旧习惯的一种不自然的遗留，处处阻碍人性的自由活动”，“在它的约束之下，情也就没有生长的余地了”。接着，他从诗歌的本质特征说明了情诗存在的合理性。他说：诗本是人情迸发的声音，所以情诗占着其中极大的地位，正是当然的。我的意见以为只应发乎情，止乎情，就是以恋爱之自然范围为范围，在这个范围以内我承认一切情诗”。
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立场上，对汪静之情诗创作的反封建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誉之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这是周作人对诗的本质的最基本的认识。
因此，周作人特别看重诗歌的感情的“真实”。他要求诗人在创作时，“必须用自己的话来写自己的情思”。还这样表述说：世人的心与口如不尽被虚伪所封锁，我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的衷曲，当能得到如大艺术家所能给予的同样的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