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尽量避免直截了当的正面陈述而以相当的外界事物寄托作者的意志与感情；戏剧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也就是说，现代诗应该追求曲折深意，而反对情感泛滥以及由此造成的感受性。
二是新诗戏剧化有三个不同的发展方向。第一，里尔克式的方向，即“努力探索自己的内心，而把思想感觉的波动借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的认识而得到表现”，它体现为两个层次：其一，诗人内心的所得与外界客观事物“打成一片”，主、客体应合；其二，注意对“事物的本质的了解”，不止于描写或照相式的写实。其审美形态为“沉潜的、深厚的、静止的雕像美”。第二，奥登式的方向，即“通过心理的了解把诗作的对象搬上纸面，利用诗人的机智、聪明及运用文字的特殊才能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着眼心理隐微的探索”，其审美形态为“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第三，诗剧的方向，“现代诗的主潮是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而诗剧正配合这个要求，一方面因为现代诗人的综合意识内涵强烈的社会意义，而诗剧形式给予作者在处理题材时，空间、时间、广度、深度诸方面的自由与弹性都远比其他诗的体裁为多，以诗剧为媒介，现代诗人的社会意识才可得到充分表现，而争取现实倾向的效果；另一方面诗剧又利用历史做背景，使作者面对现实时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透视或距离，使它有象征的功用，不致粘于现实世界，而产生过度的现实写法”。这三个方向都指向“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即“新诗现代化”。
三是必须击破“诗只是激情流露”的迷信，现代诗“必须融合思想的成分，从事物的深处，本质中转化自己的经验，否则纵然板起面孔或散发捶胸，都难以引起诗的反映”。诗歌是经验的传达，没有思想，自然无所谓诗。
“新诗戏剧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客观对应物”和“思想知觉化”来实现的。
新诗“戏剧化效果的第一大原则即是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所谓“客观性”即实在性、具象性；间接性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指“以与思想感觉相当的具体事物来代替貌似坦白而实图掩饰的直接说明”，即诗不直接地抒写情思，而是通过对物象的刻画，在物象自身运动的过程中完成“感觉曲线的优美有致”，以相当的外界景物“为自己的情思下个定义”，“间接的标明情绪的性质”；二是指意象比喻的运用所达到的效果，即厌恶和超越空洞、含糊的浪漫派意象比喻，而专致于“发现表面极不相关而实质有类似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从而使创造产生的意象具有一种“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丰富”。
客观性与间接性是通过“客观对应物”而实现的。所谓“客观对应物”或称“客观关联物”、“客观联系物”，是指诗人在诗歌中用以表现思想情感意志的媒介。它是西方现代诗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哲学基础是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斯威登堡的“对应论”。在此基础上，艾略特更明确地提出了“客观关联物”的观点：“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惟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唤起那种情感……艺术上的‘不可避免性’在于外界事物和情感之间的完全对应。”
袁可嘉接受了艾略特“客观关联物”的理论。他的“客观性与间接性”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的观点——“客观性”即是针对“客观对应物”的“客观”而言的，“间接性”即是针对“客观对应物”的“对应物”而言的。通过“客观对应物”，诗人能以一种客观的艺术方式去认识世界，体验人生和本质，让其思想情感意志在戏剧性的曲折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从而使创作出来的诗歌具有感觉曲线、意象比喻独特、想象逻辑、文字具有弹性韧性等特征，能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客观对应物”因意象联结方式可分成两种类型：一是从一个单一的基点出发，逐渐向深处、广处、远处推去，合乎逻辑发展的相关意象，一一展开，每个意象不仅是前一个意象的连续，而且是他们的加深和推进，读者的想象距离通过诗人笔下的暗示、联想，以及本身的记忆，进入作者的创造氛围里；二是诗人从许多方面来接近主题，同样通过暗示、联想、记忆、感觉的综合，把感情思想结晶在由众多意象伴随的一两个核心意象上。前者，被称为“诗境的扩展”，它可以营造氛围，“增加了诗底戏剧性，扩大并复杂化了人类的感觉能力”；后者被称为“诗境的结晶”，它可以造成感觉强度，加强诗的戏剧性。通过“客观对应物”来使新诗获得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可能会导致新的“晦涩”，但“客观对应物”与“晦涩”之间又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晦涩常常来自诗人想象的本质……诗人们晦涩的程度虽有深浅大小的分别，但是想象必然多少带点晦涩似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思想知觉化”即“充分发挥形象的力量，并把官能感觉的形象和抽象的观点、炽烈的情绪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孪生体”，从而达到“抽象观察与具体形象的嵌合”、“肉感中有思辩，抽象中有具体”，其实质即抽象具象化，抽象与具象契合。
袁可嘉认为，新诗要现代化，就得取法现代诗，让“思想知觉化”，从而使感性与智性得到统一，抽象与具象达到契合，突破传统诗歌单一的实象结构，实现“从抒情底‘运动’到戏剧底‘行动’的转化”。
“新诗现代化”是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少诗论家都曾论及过这一问题，如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一文中认为“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唐湜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认为当时诗坛存在着“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但他们都仅仅只是“论及”而已，而未能像袁可嘉这样建构起一定的理论体系。袁可嘉的诗歌本体论较为科学地阐述了诗歌的本质，其“包含的诗”理论较为科学地阐述新诗的基本形态和最高“范式”，其“新诗戏剧化”理论较为科学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途径。三者彼此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颇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诗现代化”的问题。它是袁可嘉在“利用全部文化、学术成果来接近文学，而决不自限于某一套教条或某一迷信”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而充满了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理论与现实、抽象与务实、内容与形式等多方面的辩证法，比象征诗派的诗论具有更强的“中国”色彩，比现代诗派的诗论具有更强的“现实”色彩，比现实主义诗论具有更强的“现代”色彩，体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它是中国现代诗论在艰难曲折中深入发展的标志，是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在总体上突现突破、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