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诞生以降，现实主义诗潮一直占据着中国诗坛的主导地位。而浙江诗人群在新诗的创作上，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亦颇为鲜明。
因“红色鼓动诗”享誉诗坛的殷夫可视为1930年代中后期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主潮的领潮诗人，冯雪峰、阿垅、力扬、赵萝蕤、赵瑞蕻以及温州“海燕诗社”诸诗人……都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大量现实主义力作。而艾青则是19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上颇有建树，而且以《诗论》、《诗人论》、《诗与时代》等论着系统地构建起现实主义新诗的美学体系。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我国新诗理论批评史上，艾青第一次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现实主义诗学观，并在创作实践中使自己的美学理论得以成熟和完善，以至成为整个19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共同追求。于是，在真、善、美的统一这面理论旗帜的导引下，中国的现实主义新诗终于攀上了诗艺的峰顶。
第一节 浙江诗人群：在现实主义新诗的旅程中
在中国诗坛，现实主义新诗始终呈现出与世偕行的特点。五四白话新诗时期“人生派”的写实主义诗潮，1930年代以普罗诗歌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潮，194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高潮，一路风雨一路歌，现实主义诗歌运动都艺术地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壮阔图景。而在历次的现实主义诗潮中，浙江新诗人都充当了弄潮儿的角色。
一、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的浙江现实主义诗人
浙江新诗人对现实主义新诗的倡导与试验，早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就显示出开拓者的才情与成就。
在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中，胡适及其他新诗开拓者们很少专门论及创作方法，但浙江诗人俞平伯却有精辟的论说：文学家的唯一天职是“老老实实表现人生”，“新诗的大革命，就在含有浓厚的人生的色彩上面”，诗人必须“传达人间的真挚、自然，而且普遍的情感”，“使诗建设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胡适的《尝试集》主要精神是写实主义的，代表了初期白话新诗的创作倾向。但这些诗歌在反映现实、表现人生方面毕竟太单调、太肤浅、太平庸了。而后来的文学研究会诗人们却从这里起步，把新诗的现实主义推向更加深入的境地。文学研究会三大中坚之一的浙江评论家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说，早期新诗“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从《新青年》到文学研究会的诗歌创作精神。以此为发端，中国新诗随后有一个长长的切入社会、面对人生的潮流发展壮大过程。
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专刊——《诗》（月刊）于1922年1月在上海创刊。它标志着从初期白话新诗衍化而来的写实主义的深化。
《诗》刊虽只出版到2卷2号即告终止，但它对于初期新诗写实运动的形成却具有重要意义。
《诗》刊四位发起人是俞平伯、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在《诗》上发表作品的主要有沈雁冰、周作人、徐玉诺、郑振铎、王统照等。从《诗》刊的发起者以及周围阵容强大的诗人群看，浙江作家无疑是其主体。
以《诗》、《小说月报》等刊物为阵地，俞平伯、沈雁冰、周作人等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浙江诗人一开始就表现了对人生严肃和冷静的态度，提出“为人生”的诗歌价值观念，把新诗和为人生的意图联系起来，因此，文学研究会诗人一般被称为诗歌中的“人生派”。他们认为：“诗是人生底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诗以人生做他底血肉，不是离去人生，而去批评，或描写人生的”。文学研究会诗人提倡“为人生”的核心，就是强调对现实人生的表现，认为“诗人的天职不在歌吟已往的死的故事，而在于歌吟现在的活的人生”。把诗歌作为“表现人生”的工具，作为一种体验人生、观照人生、改造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他们从文学与人生的紧密联系中，注重开拓比较宽广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内容，从对象的具体形态中开拓心灵的历史，反映时代精神。他们认为，只有丰富地体味了人生，才能产生真实的作品；只有忠实于人生，才说得上忠实于艺术。因此俞平伯、周作人等文学研究会诗人写生活往往带有一种沉重感，这固然一方面是坎坷经历在他们心中的投影，然而另一面更重要的却是表现了他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这些诗人的一些作品，不回避生活的矛盾，勇于披露内心的隐秘；不回避人生的艰难曲折，勇于揭示失落的悲哀和寻觅的痛苦。不管他们心里压着多少悒郁，可是他们的笔底总是流露出无法熄灭的对于生活的热情。他们不管是揭露军阀的罪恶，反映人民的苦难，还是表现自己内心的痛苦矛盾与困惑，勾勒自己思想演变的过程，都能触摸到现实血泪的奔涌和时代脉搏的跳动。即使描写人们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或自然景色，文学研究会诗人们也都能表达时代的光耀，透露时代的精神。
以俞平伯、沈雁冰、周作人等为代表的浙江诗人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但有了现实主义的自觉意识，而且在实践上深化了现实主义新诗内容和拓展了现实主义新诗艺术，由此奠定了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基石。
二、革命诗歌浪潮中的浙江现实主义诗人
1930年代，当中国新诗跨入第三个阶段的大门时，一股诗歌的龙卷风扑面而来，这就是革命诗歌浪潮。如果说，现代中国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条件，现代中国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内容和发展方向，那么“革命诗歌”的产生无疑是一种合规律的、合目的的现象。
在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对诗歌的影响，造就了政治的诗歌，而政治的诗歌又增强了诗歌的政治意识。鲁迅针对当时的文坛指出：“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是第四阶级文学。”
在一个经济贫穷落后，政治腐败不堪，基本上笼罩在封建思想文化氛围中的社会里，新诗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没有脱离与现实的密切联系，新诗人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思考与探索，再加上政治革命的形势是那么激动人心，并且它以刻不容缓的姿态感召和牵引着诗歌的神经。
于是，无论是写实派诗人，还是浪漫派诗人，都无法摆脱社会形势的纠缠与诱惑，都不能不时常去考虑超乎艺术之外的社会政治问题，去倾听时代和人民的呼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诗人从他们过去的文学圈子里走了出来，形成了新的诗歌的战斗群体，使中国诗歌从“诗歌革命”走向了“革命诗歌”。
与中国1930年代的社会历史进程相一致，革命诗歌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气势。从总体趋势上看，它经过了从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密云期新诗人这样三个既相连属又各有侧重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浙江诗人的群体性特征以及诗歌创作的鲜明时代性是中国新诗发展史应该纪录的典型个案。
1920年代中期以后，诗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革命诗歌的产生。
革命诗歌的产生，始终与国际国内政治文化背景相关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社会政治运动，促成了革命诗歌在五四时期的萌发。一些诗人的作品，讴歌十月革命，歌颂劳工神圣，呼唤“世界新开”、“共产大同”；发出“打倒强权，唤醒奴隶，消灭兵匪，武装人民”的呼声，显示出政治革命的思想特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一批进步文人和早期共产党人在1924年明确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浙江评论家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中强调革命意识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革命的实际生活经验对于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这些理论的倡导，使“革命文学”、“革命诗歌”的意识在诗人心中逐渐明晰起来，并上升为自觉的努力与追求。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这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就在这一年，很多诗人在人生选择和文学选择上开始了一次大的转换。杭州的湖畔诗人中，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工作，汪静之也不再歌咏爱情，而是写出了《劳工歌》那样充满革命色彩的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但反抗并没有停止，且愈来愈激烈。为了配合斗争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与论争掀起高潮，无产阶级诗歌——普罗诗歌的创作也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潮流。
普罗诗歌运动是一个将诗歌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相结合的自觉运动。普罗诗人用如火如荼的战斗回答现实的白色恐怖，热情地歌颂了叱咤风云的工农革命运动，谱写出群众斗争的篇章。普罗诗歌以呼唤与鼓动革命情绪为主要目标，“在狂热式、冲动式的呐喊中夹杂议论和标语口号，革命的思想内容包蕴在粗犷而简陋的艺术形式中，汇成一股强大的诗潮”。在这股革命诗歌潮流中表现较为激进的主要有郭沫若、黄药眠、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殷夫等。后起者殷夫，在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上则承续了蒋光慈又跨越了蒋光慈。他把革命诗歌创作推到了新的水平，成为这个诗派成就最高的代表诗人。
鲁迅在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就明确指出殷夫诗歌属于我国诗歌发展的新时代，称他的诗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是“别一世界”即无产阶级新世界的诗。殷夫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诗歌，用鲜血写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最基本的特征：与时代的主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直接的、自觉的血肉联系。
艾青被人们看成193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杰出代表。
他一登上诗坛，便很快显示出一种对艺术的高度敏感和创作上的雄厚力量，以及朴素自然而又坚实的艺术风格。1936年的第一个诗集《大堰河》，就深沉地倾诉了一代人的抑郁、忧伤和悲愤。他的诗有深厚的生活气息，而不流于概念与口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而不流于一般化。
正如胡风所指出的，艾青的诗没有“魔火似的热烈，怒马似的奔放”，没有“用论理的雄辩向读者解明什么问题或事象”，也没有脱离内容的“精巧的形式”，完全是富于个性色彩的诗，是艾青用他那“健旺的心”所发出的“我的歌”，所以读他的诗，能够感受“诗人底悲欢”，走进“诗人所接触的想象的世界”，没有发生疑虑也没有感到生疏。由于艾青“健旺的心”是“潜在大众里面”的，与大众相通的，因而他虽然受了魏尔伦、波特莱尔、李金发等诗人的影响，但并没有“高蹈的低回”，即没有感伤颓废的情绪，“只不过偶尔现出了格调的飘忽而已”，而这也将“被溶化在他底心神底健旺里”，即诗人与人民大众心心相印的健旺精神境界将使他克服感伤颓废的情绪。
艾青早期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中国新诗变化的先声，“与三十年代柔肠百结的现代派相比，艾青更能接近象征主义魏尔伦的现实感和忧愤的情绪，他以这种方式坚持着对现实人生的反省和自强不息的抗争；与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人没入大众、放弃自我不同，艾青诗中始终激荡着一种浪漫主义式的自我形象”。可以说，艾青的诗歌创作，划出了现实主义新诗运动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诗歌高潮中的浙江新诗人
抗战爆发后，“纯诗”艺术与时代的要求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现代派诗人群急剧分化，从象牙之塔走出来，重新站队组合。
如果说当年逃避黑暗现实、躲进象牙之塔是不约而同的话，那么1937年大多数现代派诗人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神圣的民族抗战中，诗人们匆忙地告别了过去，“一面撇开了艺术至上主义的观念”，“一面非常迅速地把自己投进了新的生活的洪流里去，以人群的悲苦为悲苦，以人群的欢乐为欢乐。使自己的诗的艺术，为受难的不屈的人民而服役，使自己坚决地朝向为这时代所期望的，所爱戴的，所称誉的目标而努力着，创造着”。诗人们“为自己找到了他们诗的新的栖息的枝桠”。健康的战斗的歌唱代替了过去“纯诗”世界中精致的低吟。正如卞之琳所说：“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也在离散中打破了我私人的一时好梦。”
在整个1940年代，如果说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是各种不同倾向的诗人走向统一的结合点，那么现实主义乃是各种不同倾向的诗人自觉的艺术追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成为1940年代诗歌的主潮，是一种时代的必然趋势。
在1940年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主潮中，胡风、冯雪峰、艾青、何其芳、李广田、王亚平、穆木天、任钧、阿垅、臧克家、力扬、柯仲平等诗人是诗坛上一群“力”的战士、歌的勇者。他们的创作，凸显出现实主义诗歌的巨大魅力。而在这群诗人中，冯雪峰、艾青、阿垅、力扬等都是浙江诗人。
冯雪峰尽管早期以写情诗见长，但抗战时期则从早期的浪漫主义转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他的诗集《真实之歌》、《灵山歌》、《荒野的曙色》、《背影》、《落日》、《风》等作品在中国诗坛上颇具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