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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社会名流(3)

“一门四博士”,胡大律师家有几口人呢?一共四口,他、夫人、两个儿子,都是博士学历,那得是多么聪明的一家子啊!先说胡鸿烈老先生吧,1920年胡鸿烈出生在绍兴,他自幼丧父,但是他非常勤奋好学,在15岁的时候,就拿到了全浙江省初中会考的第一名,被绍兴人称为“关起城门仅一人”。成年之后,在全国的外交官考试中,胡鸿烈获得第一名,之后,就跟当时中国的首位女法官钟期荣女士结婚。婚后两人一起留学海外。1952年,胡鸿烈顺利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伦敦考试获得英国伦敦大律师。1955年回到香港执业,成为香港最早具有大律师资格的知名人物之一。

2007年,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八十多岁高龄的胡鸿烈推着坐在轮椅里的夫人走上领奖台,这是应得的褒奖,这是迟到的奖项,胡鸿烈夫妇倾尽毕生的财产,只为办起一所知识分子自己办的大学,这到底是怎样的缘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采访时间:2008年3月

采访地点:演播室连线

精彩对话:

程程(以下简称程):如果您有数亿的家产,您会做些什么呢?相信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很不一样。有这么一个浙江人,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同寻常的答案——为了自己的坚持,他倾尽财产。

在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一对年迈的夫妇,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他们就是胡鸿烈和钟期荣夫妇。

1971年,胡鸿烈和妻子在香港创办了名为“树仁学院”的大专学校。为了给学校大楼挣工程费,胡鸿烈年逾七旬,仍然出入法庭打官司。

据估算,胡氏夫妇为创立树仁学院,已经拿出了他们的毕生积蓄,总数至少有四到五亿元。而在最艰难的时候,胡鸿烈甚至出售住房,以筹集款项。

在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颁奖现场,主持人敬一丹问到:“您二位为什么一定要办学?”

胡鸿烈是这样回答的:“中国有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需要多方面地训练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才是社会有用的一份子。办教育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一种途径。所以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做多少算多少。”

程:胡先生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荣誉,也非常荣幸能以视频连线的方式采访到远在香港的您。有一点我觉得挺惊讶的,也是看了“感动中国”之后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您在香港已经生活50多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是一口绍兴味的普通话呢?

胡:我是1955年来香港的,到1956年,就已经打了很多官司了,但那时候都是讲英文的,写的也是英文写,而且回到家里也没有广东的朋友,就根本没有机会学广东话。所以虽然我在香港做了20年的民选议员,但我并没有讲广东话,还是说绍兴话。

程:我记得1997年去香港,那时候我们说普通话,很多香港居民还是听不懂的。您在那里生活,不说广东话,会不会有什么不方便?

胡:我只有一个困难,就是坐出租车的时候,我一定要带写了地址的纸才能坐。所以我不大坐出租车,去坐大巴、小巴,这样就用不着跟司机讲,我要到什么地方。

程:您应该有专车才对啊,怎么还坐巴士呢?

胡:我以前说过,办树仁学院的话,每个月要准备亏三、五十万。我们大学现在一个月的支出大概1000万,全部我一个人负责,这钱都是我几十年积攒起来的,全投到了学校。我们要慢慢发展,不能用政府的钱,政府的钱它也要控制的。

程:按你这样说,您在香港办学,您自己个人又要出力,又要管理,还要去教学。能兼顾好吗?

胡:在香港可以,因为香港的经济环境,比别的地方更自由一点。当然你要自己做一些牺牲,要以身作则。如果你自己拿很高的薪水,那就不可以了。我们内地将来是可以私人办学的,将来可以,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当然我所谓的私人办学,不包括企业办学,是真正知识分子来办学,并不是说我今天要靠你捐一点钱,我也从来没要求人给我捐过钱。

程:其实,树仁大学创办三十多年来,并不是没有得到过政府伸出来的橄榄枝。然而在最后关头,因为一些坚持,他们却“错过”了类似的资助。

胡鸿烈夫妇之所以要办大学,最初的动因是由于香港一直对大学实行“精英教育”,中学升大学的比例只有5%,大学毕业生基本上都能成为公务员,而其他行业的高等人才却相对匮乏。

香港树仁大学校董张舜尧曾经说过:“老牌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他们一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是社会上的精英。”

1978年,当时的港英政府要求树仁学院从四年学制改为三年制,其目的是试图让这学院的学制与英国学制相衔接。对此,胡鸿烈夫妇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拒不改制。也因此,树仁学院被港英政府排除出政府资助名单。对此,胡鸿烈并不觉得遗憾:“我不愿意牺牲任何一个学生的利益,因为他们的前途很宝贵,至少我坚信,四年制好过三年制的!”

程:你就是要坚持纯粹的知识分子办学,现在还是不要政府的一分钱吗?

胡:私人办学当时是控制的。当时有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我们办的只是一个私人小规模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港英政府是出于当时英国的王国需求培养人才,我训练的人才,不是出于这样的需求,不是港英政府训练的,而是我私人训练的,所以我们始终不要拿政府的钱。现在政府给我们两个亿,我没有办法不接受,但我放在那边,一个钱也不用。

程:要办学,但是一个钱也不用政府的,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难。办学到现在,胡鸿烈和他的妻子钟期荣付出的已经不仅是几亿元的家产了。

30多年来,胡氏夫妇为学校拼尽心力,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到了节衣缩食的地步。尽管年事已高,他们仍然一直没买私家车,出行都是自己走路或者坐计程车。几年前,钟期荣由于操劳过度而中风,胡鸿烈就以80多岁高龄,一人身兼校监和校长的工作。

在胡鸿烈的努力下,2006年,香港树仁学院终于获得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批准,正式升格为大学,并改名为“香港树仁大学”,成为香港首家私立大学,圆了创办人胡鸿烈夫妇三十几年的心愿。

在采访中,香港树仁大学毕业生林伟豪说:“在大学成立的发布会上,钟期荣校长因为生病的原因,说话很困难。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清她当时在说什么。但那是一颗心吧,那颗心即使听不懂,也能感受到。”

程:学院改成了大学,而且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您觉得这是不是对自己最大的一种肯定,是自己的成功?

胡:主要是我们教育的理念成功了,我们的校训是“敦仁博物”。博物就是要用心读书,敦仁就是对人、对社会有一定的境界。我们说我们中国的教育,除培养知识以外,还要培养人的品德。教育是百年大计,这个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但一般人并没有真正注意到。一般大学他们都要去排名,排第一名、第二名,其实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学生出去,就是“敦仁博物”,到外面做人做事,都有一定的境界。所以我们这里出去的学生,人家愿意用。否则的话,我们凭什么跟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去竞争?

程:教育,是胡鸿烈先生和他夫人的终身事业,他为之的付出和坚持都值得我们敬佩。但其实,在胡老先生本职的法律业界,他同样有非常大的贡献。

胡鸿烈的主要着作涉及婚姻、国际法、青少年、人权等,对完善香港法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20世纪50年代,胡鸿烈曾经建议,应该对越来越多的小贩采取合理的对策,多发放小贩牌照,并在一定区域划出“小贩市场”。也因此,他后来成了全香港“小贩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而在争取国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胡鸿烈更是出力良多。

程:我们知道,香港以前被英国殖民统治的时候,英语是唯一的官方语言,到后来才渐渐承认了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这个也和您有关吧?

胡:这是我的功劳。

程:能跟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胡:1965年,我去竞选“民选议员”。当时我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中文也应是官方语言”!英国人很厉害,自己搞了个中文推广委员会,组织的人是亲英的人。按他们的说法,规定了中文是“法定语言”。什么叫“法定语言”呢?

没有这个叫法的。我的绍兴话也可以在法庭上讲嘛!“官方语言”就一定是政府承认的语言,我就认为,在当时应该得到港英政府承认的,不仅仅是英文,中文也应该有这样的地位。我所谓的中文官方语言,当然是指普通话,但在当时他们就搞个广东话。所以现在香港大家都讲广东话,是从1965年才开始的。这是中文作为官方语言的提议,还有一个就是“港人身份认同”,这两个提议当时没有人敢提,都是我提的。所以当时的港英政府以这个来对付我,把我从前年轻的锐气,干掉一半!

虽然当时的港英政府施加了种种阻挠,但正是因为胡鸿烈的努力,中文最终确定了其作为香港官方语言的地位。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普通话也正式成为粤语之外的香港官方语言。

生活中,胡鸿烈先生受到最多的称呼,就是“胡大律师”,还有“校监”。也正是由于他在教育、在法律方面的杰出贡献。1987年,胡鸿烈就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更成为常务委员。在16年的政协工作中,他对“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正确实施,对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程:作为政协委员,您提了很多的建议,包括“引曹娥江水到绍兴河渠,以整治污染”的提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基本法的制定期间,您也做了很多重要的提议。

胡:最重要是1992年。全国政协不是有个政治报告吗?“平稳过渡”,当时没有这样的说法,是我当时提出来的!因为政协报告草稿已经有了,就是最后通过一下。我说不行,一定要加“平稳过渡”,所以政协花了一天的时间来讨论通过,这个很不容易。政协开会,一天、半天都是要排得很紧的。

程:为什么当时您一定要加上“平稳过渡”这四个字呢?

胡:邓小平讲“一国两制”嘛,当然两种制度是不一样的,要平稳才能过渡嘛。当时我们内地一般人还没有这个意识,当然我们领导有这个意识,所以就加了“平稳过渡”。

在“平稳过渡”四个字被写入政治决议之后的几年,胡鸿烈在政协全会上反复重申:“如果没有平稳过渡,香港就没有繁荣与稳定。”如今,香港的回归路已经走过11个年头,胡鸿烈当年对这四个关键字的强调,显得尤为可贵。

程:现在香港平稳回归祖国已经10多年了,您觉得香港未来的发展会怎样?

胡:一定是会变的,一定会倾向祖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想是会往好的方面走,我是很乐观的。

程:好,非常感谢胡先生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谢谢。

胡先生今年(2008年)已经88岁高龄,据他透露,他和妻子钟期荣女士将在一两年内退休,由他们的两位儿子担任校监和校长,接替他们的教育事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胡鸿烈夫妇正是在以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在以教育改变社会,并为教育树立楷模。让我们祝福他们!

记者手记

胡大律师在香港生活了六十多年,还是一口绍兴乡音,实在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真实写照。一头银发的胡鸿烈老先生耳聪目明,清爽利落,拿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偶尔擦擦鼻子,一副绅士的老派,我曾经在香港有幸会过胡老一面,他为夫人不能和我们晤面致歉,其实是他夫人钟期荣因为操劳而中风,如今卧床了,除了请菲佣外,胡老不离左右细心照料,让人感叹岁月无情,让人感动地老天荒!

离去时我们见到了他的大儿子,白衬衫整整齐齐系在西裤里,也已一头华发,如今他是树仁大学的校长,已子承父业,可以说为了教育,胡鸿烈老先生已不止付出了自己和夫人的毕生财产,连两个儿子也一并奉上了。

在香港,兜来转去很容易见到以人名命名的教学楼,如周亦卿楼、曹光标楼,都是工商业骄子捐助的,如今这样的捐助在内地也越来越多,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就有许多这样的教学楼,随着他们的名字传承下去的,绝不仅仅是他们的建筑,应该还有他们的精气神吧!正是这样的一代代流转、一个民族的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人物]潘石屹 知名地产商——命运给你安排的困难是对你的考验

晚八点半,潘石屹出现在我们的镜头中,一路同我们微笑寒暄着走进设在书店里的采访区。摄氏37度的高温下,潘石屹竟然穿着一套西装。随行人员说,他本来穿的是衬衫,因为要接受电视采访,特意换上了西装,非常注意公众形象!当然,最终风度还是抵不过温度,书店被热心读者和报社记者围得水泄不通,空调明显不足。采访前潘石屹脱去了西装外套,穿一件熨烫服帖的米色长袖衬衫坐在镜头前。

潘石屹老家是甘肃天水,主持人程程长在陕西,两个地方的家乡话很像,很自然地,两句西北话之后,距离迅速被拉近了。一脸憨憨的笑,眼前的潘石屹不像是叱咤风云的地产大亨,俨然就是一个邻家的大哥。采访前,程程要把访问提纲给潘石屹先看一下,他说“没关系,我们随便聊吧,你也别看提纲了”。于是我们就把采访提纲丢在一边儿,采访就在轻松的气氛中,在数家报纸媒体记者的包围下,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