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9岁的刘默涵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个天大的喜讯，却成了对她的严峻挑战。贫病交加的母亲想卖掉房子，供女儿读大学。刘默涵抹着眼泪坚决反对。正在刘默涵为学费发愁的艰难时刻，一双双援助之手从四面八方向她伸出，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解囊相助，数千元学费终于凑齐了。到学校后不久，她便开始了边上学边打工的生活。她成了家教中心最抢手的小老师，最多的时候，同时兼三份家教。生活的艰苦不曾使她放弃。她不再抱怨，身上释放的强大的精神能量为同学所敬畏。刘默涵不仅完全解决了自己上学的各种费用，每年还带回1500元供家用，并给妹妹攒够了上大学第一年的几千元学费。
刘默涵在被不幸击中时，灵魂永远保持站立的姿势。在她以自己的努力刚刚走出物质贫困的时候，她就想到帮助其他贫困的同学。她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她的善良和乐于助人。过去，她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现在她愿意回报社会，资助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学。
2005年寒假回家，刘默涵在无极县中学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办学习班筹到4110元，她利用这笔钱为14名家境贫困的高中生分别发放了100元、200元不等的助学金。这次行动成为“默涵助学金”的发端。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后，许多人表示要捐助刘默涵本人。刘默涵本人不再接受捐助，她说服那些好心人将善款投入到“默涵助学金”上。后来，她用“默涵助学金”筹到的12700元资助了37名同学，同时还有4位同学受到长期资助。“默涵助学金”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企业与刘默涵接洽参与助学金。她认识到，个人是渺小的，为了使基金长期维持下去，应该依靠一个成熟的团队。于是，她加入了北京大学阳光志愿者协会，“默涵助学金”也成为协会的重要执行项目。刘默涵感恩丁俊芬老师，感恩社会各界的热心人。有人问她帮助他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说，觉得终于能够站直了，眼前的天地变得很宽、很大，一种内心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黄来女4岁时，母亲因不堪生活压力离开了家，从此杳无音讯。不久，父亲在那里打零工的文工团又解散了。家乡地薄人贫，父亲决定带着女儿到外地闯荡漂泊。帮工、卖唱、做小买卖……父女俩辗转各地。父亲无论流浪到哪里，小来女都紧紧跟在身边。
艰辛的生活，磨炼了小来女幼小的心灵。懂事的小来女常常将人们丢弃的矿泉水瓶、饮料瓶收拾起来，拿到废品站去卖，换来区区几元钱也要乐半天。有一次，她和父亲抬着一袋豆子去磨，路边的一辆三轮车翻倒压在来女瘦弱的身上，疼得她说不出话来，对方见状主动赔了十几元钱。父亲很担心来女被压伤，来女却很高兴因自己被压，而获赔这么多钱。
令来女最为感激的是，在艰难的流浪生活中，父亲稍有空闲，就教她学习。因此，她从小就陆陆续续认识许多字。当来女长到入学年龄，父亲想尽办法送她去上学。那时，黄来女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课余跑到书店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翻阅着自己买不起的书，在书中她了解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一直十分突出。2003年，18岁的黄来女以7６3分的优异高考成绩被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录取。
2005年元月，父亲卖掉了广西合浦县农村老家的房子，准备来武汉边打工边照顾女儿读完大学。不料，父亲来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突发脑溢血，后来又查出患糖尿病、膀胱癌。为了照顾好父亲，黄来女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父亲病重，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来女的肩上。在学校做一份勤工俭学，一个月下来可挣６00元钱，除去房租，还有300元做生活费。为了支付父亲的医药费，黄来女还在社会上拼命做家教。这样，她每天从早到晚非常忙碌：早上６点起床，给父亲洗脸刷牙、打针吃药。吃完早饭后花半小时步行到学校上课，中午到下午课后连忙往家赶，给父亲做饭、熬药。晚上坐一小多小时的公交车到汉口做家教，回家时已近半夜。在深夜昏黄的灯光下，她又立即打开书本开始学习。
黄来女还抽时间一次次带着父亲到医院进行化验和诊治。她坚定地说：“我守着爸爸，照顾爸爸，我不会放弃！虽然很累，但我觉得很幸福。”苦难没有压垮这个单薄的女孩。黄来女的功课一直很优秀，2005年获得国家奖学金，200６年被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授予“全省自强不息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黄来女对自己的父亲充满了感激之情，对自己的学校也充满感激之情。她说：“当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最有力、最及时的帮助的正是武汉大学和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社会上许多人也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省里一位领导个人资助她2000元现金，一位不愿留姓名的老板把3000元钱送到医院交给她，华中师大汉口分校一位学生用自己不多的生活费给父女俩买了一箱牛奶，走的时候又留下300元钱。黄来女说：“是曾经帮助过我的那多么爱心，造就了我。我看起来是不幸的，但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因为我的身边总有一群很好的人给我关心，我也希望自己给身边的人带来阳光。”
200６年10月8日，黄来女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免试研究生资格审查。黄来女说：“接受了那么多人的帮助，我没有办法一一回报。但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坚持完成学业，然后在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会尽力地去帮助更多的人。”她的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
男生刘霆出生在浙江湖州市双林镇，原来有个美满的家庭，父亲是个普通职员，母亲是缝纫师傅，家庭经济状况良好，而且还在镇上买了一套新房。爱好艺术的刘霆，从小就学会了多样乐器，他的理想是当音乐家。然而，严酷的生活降临了。1999年，刘霆13岁时，他的母亲被检查出患了尿毒症，巨额的医疗费不但耗尽了他家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外债。2002年，父亲被迫卖掉了房子，还掉债务后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给母亲看病而失去工作的父亲此时绝望了，一个人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
1６岁的刘霆面对命运的沉重打击，勇敢地承担起边学习边照顾母亲的责任。在远赴山东潍坊肾病医院求医的路上，体重只有90来斤的小刘霆一路上背着母亲。在火车上，为了让母亲能够休息好，他买了一张卧铺票和一张站票，让母亲躺在床铺上，而自己则站在母亲的身边。
就是在这样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下，2005年，19岁的刘霆考上了浙江林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他非常高兴，不过很快就陷入了深思：要上大学，学费从哪儿来？母亲谁来照顾？他怀着试探和恳求的心情给浙江林学院领导打去电话：“我想带着母亲上大学！”学校领导详细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既震撼，又感动，不仅同意他带着母亲上学，而且特批他在校外租房。
入学后，学校有关部门领导多次慰问刘霆母子，并给他们带去了慰问金和真挚的爱心。考虑到刘霆的实际困难，学校不仅为他办理了贷款手续，而且为他减免了部分学费。同时，在勤工俭学上优先为刘霆安排了食堂保洁员岗位，除免费提供每日三餐外，每月还可收入50元。刘霆吃饭时，拨出一半饭菜到随身带来的饭盒里，带回家给母亲吃。刘霆在医生的帮助下，学会了为母亲打针、敷药。病情已重的母亲，失去了一切劳动能力，她看到儿子既要完成学业，又要料理所有的家务，很不忍心，一个时期她曾想一死了之。刘霆得知母亲的心迹，伤心欲绝：“妈妈，如果你走了，我也不读大学了，和你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妈妈，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
刘霆知道，要让母亲活下来困难重重。母亲的尿毒症要治愈必须换肾，至少需要10多万元钱。刘霆时刻都在担心，母亲能否熬到自己大学毕业后挣钱为她治病，能否等到他有能力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社会各界的好心人被这个男生的孝心所感动，纷纷为他们献爱心，刘霆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捐款10多万元。上海中山医院还免费为他母亲实施了换肾手术。刘霆非常感激。他向社会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他和母亲决定除了留下部分捐款作为母亲今后几年康复用药的费用外，将剩余的5万元重新捐献出来，设立一个孝心基金，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学会感恩，弘扬孝心。200６年，由国务院扶贫办、全国妇联等组织的“中国援助母亲行动”，聘请刘霆担任爱心大使。2007年，刘霆获得了全国十大“中华孝亲敬老楷模”称号。刘霆动情地对母亲说：“妈妈，你要好好活下去，我要让你享受一个幸福的晚年。”现在，刘霆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母亲的幸福与自己的幸福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让母亲享受一个幸福的晚年”，是刘霆的一个愿望。正是刘霆的这份孝心，感动了社会。社会的真挚关爱，又使刘霆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
第七节 提高幸福感的五种因素
幸福感属于人的情感范畴。它是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现代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失落的幸福感问题逐渐凸显出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长契机。
在西方的发展经济里，GDP统计多年来一直遭受批判，因为GDP中不包括资源利用，不包括环境保护，不包括儿童教育，不包括妇女生活状况。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修正性的或者替代性的统计方案，比如“绿色GDP”、“能源GDP”。不丹国王的办法则是“国民幸福指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政府治理、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
在物质生活已经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提高幸福感，成了当今全球关注的时髦话题。在中国眼下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也是一个研究热点。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提高民众精神上的幸福感。幸福研究机构纷纷应运而生，对幸福程度的衡量方法层出不穷。荷兰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学教授吕特·费恩霍芬主持的“世界幸福数据库”是被各国研究机构引用最多的一个国民幸福数据库。该数据库以10分标准对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幸福排名，评定标准包括民众的受教育情况、营养状况、对恐怖和暴力事件的担心程度、男女平等和生活的自主选择度等。在2007年的最新排名中，丹麦以幸福指数8.2高居全球榜首，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亚、冰岛、芬兰。美国虽然国力富足，但民众的幸福指数只有7.4，刚刚挤进前15名。美国人虽然自主选择度较高，但营养不均衡、暴力问题严重等问题影响了总成绩和排名。不丹王国成为“黑马”，位列第八。
有人问吕特·费恩霍芬教授：“您到过中国吗？中国的幸福指数怎么样？”费恩霍芬回答：“我到过香港，也去过上海，我对中国的情况一直很关注。从调查数据来看，中国的幸福指数有一些波动。
比如关于中国的调查中，有一个问题为：‘将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您认为自己很幸福，比较幸福，不是很幸福，还是根本不幸福？’调查数据表示，1990年为６.5，1995年为7.08，2001年降到６.６，2005年约为６.3，人们的幸福感似呈下降态势。其中有一点原因不可忽视。10多年前中国人初次接受这种调查时，都以为是政府部门派来的，回答时会有一些‘水分’。如今，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发达，人们的回答也越来越诚实，也就是说调查数据越来越体现了实际水平。中国目前的幸福指数处于中等水平，但我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将会上升。”
吕特·费恩霍芬说：“我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有生活的感觉，是比较主观的。每个人心目中对幸福都有不同的诠释。我们用来衡量的并非客观标准，像是否拥有住房、是否拥有家庭、是否拥有满意的工作等等。我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对现有生活感受如何，是否感到幸福？有的人没有房子，没有妻子，没有钱，但他们仍然感觉很幸福。可以说，我们的衡量指标与物化的标准完全不同。”
根据费恩霍芬的研究，一个国家民众的幸福感与该国的富裕程度不一定是同步的。比如日本人与丹麦人一样富裕，丹麦人感觉很幸福，而日本人感觉比较不幸福。费恩霍芬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财富只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全部。有些精神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萨比娜指出，与受到父亲或丈夫严格限制的女性相比，那些生活虽不富裕但自由的女性幸福感受程度更高。
美国研究人员还发现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比如，已婚人士通常比单身人士幸福感更强，但有孩子并不能增加幸福感。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吉尔伯特在他的《幸福发现》一书中写道，准父亲都知道，养育孩子并不轻松，可他们相信，有孩子会让他们非常幸福。
然而，研究表明，事实恰好相反——为人父母深感养育孩子的艰辛，他们的幸福感仅仅在孩子离家读大学后才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