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休闲和娱乐环境方面，这类研究探讨了休闲背景下对于残疾人（Devine，2004）和儿童（Karsten，2002）的“包容”问题，还探讨了地方和地区性公园的社会领域和归属（Lee，1972）；度假地家庭所在的社区（Jordan，1980；Lippard，1997；Williams &； Kaltenborn，1999）；在公园中再现文化和种族历史（Low等，2002）和公共土地（Johnson，1998）；富有国家特色的休闲和娱乐场所（Arnesen，1998；Campbell，2003）；社会资金（Glover等，2005；Harshaw &； Tindall，2005）和公民职责和权利（Hall，等，1999）；以及在有地区风景特色的地方进行登山运动（Blake，2002）。
社会文化研究着重探讨风景特征和背景是如何构建的——作为LRT场所象征性地进行。有两种途径：一是由使用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赋予其意义；一是由设计者、开发者、促销和管理机构有意识地赋予其意义（Appleyard，1979；Martin，2004；Stokowski，2002；M·Young，1999）。因此，LRT背景（场所）是在复杂、竞争的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利害关系者竭力操纵和控制这些场所的意义、价值和用途（Harvey，2003；Mitchell，2001；Williams &； VanPatten，2006）。对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这些研究方法越来越被证明是有价值的，因为各式各样的人竞相提出自己的环境优先项目，管理者和决策者则需要努力保持平衡。
因此，对于受管理的公园、保护区和旅游目的地来说，LRT要么成为风景和当地文化可持续性中一股使其失去平衡的力量，要么成为保护风景和当地文化的一种潜在的工具。（Williams，2001；2002b）。总的来说，已经提供的证据的质量相当优异，说明了在维护和加强集体认同感和社区意识方面，LRT背景的象征性构建所起的基本作用。但这个方法也有一定的危险，它可能低估了个人意义和对特定环境的情有独钟所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而这种个人意义和对特定环境的情有独钟是在用户所喜爱的RLT背景中形成的。
个人／表达关系
和社会文化模型一样，个人／表达模型强调环境关系的习得性和构建性。但是，在这里，环境关系的构建强调了个人历史和过去经历过的地方这两者的中介作用（Altman &； Low，1992；Tuan，1977）。这样一来，个人就拥有潜力，给环境或场所以独特而且难以捉摸的意义（Brooks等，inpress，Eisenhauer等，2000；Fishwick &； Vining，1992；Schroeder，2004）。与环境更多的接触和介入会使人情有独钟，产生情感上的依恋或联系（Hammitt等，2004）。对于个人意义的兴趣强调个体对一些地方的依恋之情，因为这些地方传递或表达了自己或他人的认同感（Guiliani &； Feldman，1993；Manzo，2003，2005；Trauer &； Ryan，2005；Williams &； Kaltenborn，1999）。大量文献探讨了人们对于家、居民区和社区的依恋之情（Altman &； Low，1992）。在这一基础之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把人们的依恋之情和地方感运用到LRT背景中去（Farnum等，2005），包括公园和荒野（Kyle，等，2004a，2004b，2003；Mitchell等，1993；Moore &； Graefe，1994；Williams等，1992；Williams &； Vaske，2003）、旅游目的地（Cano &； Prentice，1998；Hwang等，2005；Lee，2001；Trauer &； Ryan，2005）、居民区和都市景观（Fuhrer &； Kaiser，1993；vanderLand，2005）和娱乐家园等（Kaltenborn，1997；Jorgensen &； Stedman，2001；Stedman，2003；McInytre等，2006）。
这方面的研究显示，个人的依恋之情、地方感和以地方为基础的认同对于人的健康发展是多么的重要（Manzo，2003，2005；Twigger‐Ross &； Uzzell，1996），尤其在这些关系被打断或失去的时候。（Brown &； Perkins，1992；Milligan，1998；Fried，2000）。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休闲的健康发展就是建立和表达一种认同感（Mannell &； Kleiber，1997；Haggard &； Williams，1991），而LRT为参与者提供了机会，通过对特定LRT背景的联系和情感，确认自己的身份。同样地，对于地方的依恋之情似乎起着重要的中介影响，关系到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看法和对于背景管理的偏好（Farnum等，2005；Hailu等，2005；Kyle等，2003；2004a，2004b；Vorkinn，1988；Waarzecha和Lime，2000）。有些研究者更认为，这种对于地方的依恋之情带来了对于环境更多的关注，也为人们采取对环境友好的行为作出了贡献（Anderson，2004；Cantrill，1998；Vokinn和Riese，2001）。
越来越有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对LRT背景会逐渐产生依恋之情，而这样的关系对于人总体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建立起一种协调一致的自我目的感和生活意义感。个人给地方赋予意义：一方面能使个人把自己和他们所在的主要社会群体和社区区分开来（个性化）；另一方面，当地方意义从社会群体转移到个人身上时，又使得个人置身于更大的社会环境之中（Branderburg &； Carroll，1995）。与此同时，想要概括出哪种背景及／或哪种背景特征增加了产生依恋之情的机会，哪些用户会对特定的LRT背景会产生最强烈的依恋之情，那是困难的。具体情况可能因为文化背景和个人历史的差异而不同；个人意义的表达和LRT地方之间的联系表明了这些随地方而定的关系和联系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对LRT服务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言，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可能会抵制管理者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会转移他们的自我意识的话（Appleyard，1979）。
本节的观察结论
纵观本研究提供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了环境质量在界定高质量的LRT经历——尤其是户外和旅游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自然环境在许多文化和社会群体中受到高度重视。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情况必须认清。①环境经历决不永远是积极的，因为存在着某些情况，使人们害怕环境条件，特别是环境条件过于新颖、无法预测时更是如此（Bixler &； Floyd，1997；Herzog &； Kutzli，2002；Pollio &； Heaps，2004）。②尽管LRT一般都依赖于环境质量，但是由于文化、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和参与的具体活动不同，还存在着很大的变数（Cordell等，2002；Ewert等，1993；Virden &； Walker，1999；Wolch &； Zhang，2004）。③人们经常可以从一定的环境背景中获得许多不同的经历和好处，不同的背景又可能会提供相似的经历，在相同的地方寻求不同的经历的人可能会妨碍到其他人，从而导致矛盾的产生（Jacob和Schreyer，1980；Schreyer等，1985；Wallace和Smith，1997）。所以一方面应该说，已经拥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环境经常是LRT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组成部分，其价值很高，另一方面又须指出，要概括具体的环境投入和生活质量产出之间的关系是困难的。
附加的一点是，这里引用的大多数证据包括了文化／娱乐服务对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在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中设想过不同类型的支持、管理和供应性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是如何为LRT服务质量和生活质量作出贡献的，则并未讨论。这些问题常被当作对LRT背景的威胁加以思考，如对资源的攫取、对大气的污染和对物种的干扰（Cole和Landres，1996）。威胁之一，即LRT活动本身对支持、管理和供应性服务的影响，将会在下一章节中讨论。同样，人们如何看待环境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LRT经历的影响，这个问题将会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LRT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在讨论休闲和环境的问题时，我们不仅要看到由环境特征和背景带来的经历、服务和利益，而且也应注意到LRT活动对环境的需求。本章节叙述了为原则2～4提供的研究证据，讨论了LRT活动对环境质量——因而也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由于对环境提出要求，参与LRT对生态系统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这对生态系统的支持（维持）和文化（LRT）性服务来说都是这样。这些影响来自对于LRT背景的直接使用或消费，也间接地存在于对生计基础的消费性要求中。这种要求的提出是为了支持以LRT为基础的消费，尤其是与休闲相关的旅游。
对于LRT对环境的影响横跨了不同的学科。有关LRT环境在生活质量中所起的作用的大部分研究来自于社会科学，LRT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则更多地包含了环境科学。此外，由于LRT环境影响的巨大的复杂性而使归纳变得困难。考虑到这一情况，我将重点回顾那些集中于从LRT角度最直接地考察这一问题的文献。
LRT和对环境友善的态度和行为
在环境和行为研究中，对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起源和力量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作为一个集体性术语，环境态度包含了一些不同的观念，如环境道德、关注环境以及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负责任的行为（例如：能源保护和回收）或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恶意破坏行为和乱丢垃圾）等。在LRT文献中，一般认为休闲（尤其是户外娱乐），对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原则2）（Tarrant等，1999）。
同样，在环境、户外活动和经历教育领域，有一部分研究向努力表明自然／户外活动经历和教育项目会有助于对环境的关注和环境道德的形成（Kollmuss &； Agyeman，2002；Legault &； Peletier，2000；Ward，1999）；而对环境的关注则会转化为支持自然保护（Carrus等，2005）。从心理发展的角度看，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在玩耍和教育环境下接触自然的儿童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友善的态度（Bixler等，2002；Chawla，1999；Kahn，1997）。
有些探讨环境友善态度和行为的文献准确无误地提出了这类态度和行为形成的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决定因素（Dietz等，1998），尽管这样，还是很难把参与LRT活动的具体作用独立开来（Bixler等，2002；Chawla，1999；Nord等，1998；Stewart &； Carig，2002；Tarrant等，1999；Teisl &； O"Brien，2003；Wellman等，1982）。造成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同的研究着眼于LRT参与的形式不同，造成产生的结果前后不一致（Teisl &； O"Brien，2003）。但是，参加欣赏性户外活动似乎对环境态度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Jackson，1986；Nord等，1998；Tarrant等，1999；VanLiere &； Noe，1981），只是有些研究未能确认这些发现（Geisler等1977；Pinhey &； Grimes，1979；Wellman等，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