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旅游文献资料对旅游者以及旅游促销者的环境道德抱有一定的疑问（Holden，2003，2000；Fennell &； Malloy，1999；Lea，1993；Smith &； Duffy，2003；Stark2002），因此，针对通过教育减少这两者影响的有效性研究比较普遍（Davis &； Tisdell，199；Enzenbacher，1992；Forestall，1993；Grossberg等，2003；Jacobsen &； Robles，1992；Medio等，1997）。在户外娱乐管理的文献资料中，大量研究也对各种教育、说服和行为改进措施进行评估，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户外娱乐参与者更多地采用对环境友善的做法（Absher &； Bright，2004；Knopf &； Andereck，2004；Manfredo，1992；Manning，1999）。
一些研究着眼于不同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群体对环境的态度以及对环境友善的行为（Deng，等，2006；Hayashi，2002；Johnson等，2004a，2004b；Kemmelmeier等，2002）。这些研究表明，支持关心环境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社会倾向，而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基本观念也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不同（Callicott，1994；Fan，2005；Guha &； Martinez‐Alier，1997），这也就使研究者难以在个体研究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之外概括LRT在环境友善行为形成方面的作用。总之，还是有少量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断：至少有些LRT的参与形式有利于形成对环境友善的行为。
LRT作为环境保护的正当理由
LRT（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的理由和社会动员）是保护环境、文化和遗产的重要基础（原则3）。这既是一个历史要求，也是一种可以通过实际经验加以检验的观念。环保活动和自然保护的历史与促进娱乐、推广公园的运动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一致，这一点在美国特别明显（Nash，1982；Sax，1980；Wellman &； Probst，2004）。旅游和户外娱乐是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其他自然保护形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理由。这在20世纪与21世纪初显得尤其如此。同样地，城市公园也被认为是构建整个工薪阶层幸福快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Taylor，1999；Wellman &； Probst，2004）。在这段时期，公园和荒野对生态保护的关注较少，更多的是放在保护遗产，控制社会和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上（Nash，1982；Stormann，1993；Tay‐lor，1999）。经济的发展也证明了一些保护环境的努力是正确的。特别是某些发展中的县、郡，通过指定保护区域以发展旅游是一个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deOliveira，2003；Neto，2003）。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LRT保护环境的根本原因已经逆转。以环境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NGOs）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旅游不是达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而是实现保护目标和生态持续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全部理由（Burger，2000；Luck &； Kirstges，2002；Miller &； Auyong，1991；Staiff &； Bushell，2004；Whelan，1991）。尽管这些论断在政府、非政府环保组织和大的国际机构中颇受欢迎，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描述了生态旅游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的失败（Isaacs，2000；Jim &； Xu，2003；Luck &； Kirstges，2002；McLaren，2003；Neto，3003；E。Young，1999）。有些甚至对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前提提出质疑（例如，社会／经济与生态持续的内在兼容性），支持在保护问题上采取更为专断的态度（Terborgh，1999；Oates，1999；Brandon等，1998）。再者，追求环境保护目标有时候损害了本地土着人群的利益（Geisler，2003；Negi &； Nutiyal，2003），有时连经济利益也不能实现（Ankomah &； Crompton，1990）。
旅游也被视为可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Huxley，2005），但旅游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是混杂的。一些研究报道旅游给当地居民带来积极利益（Kariel，1989；Pizman等，1994；Trakolis，2001），而另一些研究却记录了旅游对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混杂或负面影响（Bleie，2003；Cohen，1995；Medina，2003；Mitchell，2001；Hill &； Woodland，2005；Palmer，1994；Perex‐Verdin等，2004；Stem等，2003；Stone &； Wall，2004；Teo，1994；Tosun，2002；Young，1999），也记录了减轻旅游对社会负面影响的方式（Honggang，2003；Montanari，1995；Nelson，1994）。尽管有一些失败，但仍然普遍达成共识：保护环境要取得成功，必须依赖于合作参与的方法，既考虑人的因素，也注意当地居民所关心的事（Baur，2003；Brechin等，2002；Turnbull，2003；Watson等，2003；Wells &； McShane，2004；Wilshusen等，2002）。
总之，LRT继续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强有力的理由，但却很难用实际经验来评估和衡量伴随着保护区建立所带来的实际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与成本。虽然在记录效益和成本上已有了一些进步，但各地的结果不同，也就不能对保护区所带来的相对成本与效益作出一般性结论。
LRT对特定地点的影响
本节前两个话题表明，LRT通常假定对环境发生积极影响，但是剩下的话题将集中讨论不同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在这部分，我会涉及LRT利用过程中的地点和环境影响。再回到生态系统服务框架，这可以理解为对LRT（文化）服务和／或与LRT背景连在一起的支持性服务的直接影响。因此，LRT是导致环境质量下降的重大因素，因为资源和风景是作为LRT参与中的背景或吸引物，在其使用中会直接对环境造成影响（4a原则）。然而，需要注意的是，LRT比起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危害并不显得更加严重（Butler，2000）。
正如Cole（2004b）指出，尽管LRT被认为是一种非消费型使用，它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诸如土地、植被、野生生物这样的环境特征，而这样的影响已经成为彻底研究的对象（Buckley2004；Cole，2004a；Hammitt &； Cole，1987；Holden，2000；Knight &； Gutzwiller，1995；Liddle，1997；Mathieson &； Wall，1982；Newsome等，2002）。另外，在建立影响监测方案、最佳管理策略和减少对植被、土壤影响的教育与行为改进措施上都已取得了进步（Cole，2004a）。人们对于数量、时间的选择和使用的类型是如何从一个特定的选址上影响生态系统，已有了相当具体的了解。影响通常遵循一种非线性（渐近的）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大多数影响是由最初使用造成的。然而，对于这种关系是如何推广到更大规模的风景上去运用，却了解甚微。此外，Butler（2000）认为，我们对于影响相对较弱的荒野和森林背景了解较多，但是对频繁被用来作为旅游背景的沿海地区了解甚少，但这种状况正在开始改变。同时，对于不同活动的了解也不同，远足和野外宿营的影响已有完备记载（如Andres‐Abellan等，2005；Cole，2004b；Cole等，1997），但针对远离公路的车辆（Priskin，2004，2003a）和山地自行车却只有有限的信息（Symmonds等，2000；Thurston &； Reader，2001）。
LRT的参与者对影响的认识随着人口统计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改变（Baysan，2001；Perez‐Verdin等，2004；Priskin，2003b）。一些研究表明游客能准确地认知影响（Priskin，2003b）另一些研究却显示游客经常不能识别他们自己宣称讨厌的影响（Farrell等，2001）。同时，大量研究记录了由LRT引起的景观改变对游客经历的负面影响（Cole等，1997；Eiswerth等，2005；Lynn &； Brown，2003），游客愿意接受、采纳对其行为的限制（Cole等，1997；Manning等，2004；Manning，1999）甚至为了缓和性的措施而掏钱（Baysan，2001；Mathieu等，2003；Park等，2002；White &； Lovett，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