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带兵去打郑国，他的大军和郑国的救兵楚军在泓水相遇。宋军的数量小于楚军，处于劣势，但是宋军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当楚人还没渡完河的时候，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了。这时，大司马建议襄公说：“他们人多我们兵少，对阵起来我军获胜的希望不大，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我们发动截击，完全有可能扭转劣势。”但宋襄公不听，他觉得截击还在渡河的对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命令全军不得出击。等到楚军渡过泓水，正在慌忙列阵的时候，大司马又建议说：“我们趁敌人还没有列阵完毕，掩杀过去，还有希望获胜。”宋襄公又拒绝了，说：“要等敌人列阵完毕，我军才能出战。”楚军排列完毕后，严阵以待，宋襄公这时候才下令对楚军发动全线进攻。他自己亲自驾着兵车，车上飘扬着“尊王攘夷”的大旗，杀向楚国的中军。一场大战下来，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精锐的中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乱军中被砍伤了屁股，那个狼狈啊！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恪守的就是所谓“贵族式的战争”。估计当时，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这样，有很多原则和规矩。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中世，指的是春秋时期。那个时代，诸侯各国虽然明争暗斗，但却没有揭掉最后一层遮羞布，大伙儿都还有所忌惮。因为你蔑视周室天子的罪名一旦成立，其他诸侯就会抓住你的小辫子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诸侯玩的是“计谋”，但不敢耍大牌，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面孔来。
所以，春秋时期尽管也老是打打杀杀的，但还是能够勉强维持“礼制”。可是到了韩非子所说的“当今”，也就是战国时期，一切都发生改变了。战国，战国，正是因“战”而成“国”。各路诸侯纷纷扯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赤裸裸的真面孔，开始了明目张胆的角逐和杀戮。这个时候，诚信退出了历史舞台，功利开始成为各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你不讲诚信，你唯利是图，不但不会遭到谩骂和诋毁，人家还会说你有本事。
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式的战争肯定没有前途。于是，车战逐渐被骑兵和步兵代替了。而战争形式的改变，又加剧了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斩首六万”，“斩首七千”，遍布在《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腥风血雨。孟子这样评价这个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国以战，杀人盈国。”（《孟子·离娄上》）在这个时候，谁如果还迂腐地去讲道义，谁如果还傻乎乎地遵循古代的旧制，那他的命运就只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如韩非子所说，这个时候大家伙儿拿来较劲的不再是计谋，而是实力，拼的是力气，而不是嘴皮子。春秋时期，要攻打一个诸侯国还需要一个借口，到了战国时期，连借口都不需要找了，直接打你就是了，因为我不打你，你早晚也要打我。
战争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武力了。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拳头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彻底臣服。战争的结局，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你在战争中失败，那你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国家领导人、战争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直被中原诸夏各诸侯国称为蛮夷的秦、楚两国，却可以大显身手了。这两个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国家，本来就是靠战争发家的，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只有战争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春秋时代，秦、楚被中原诸夏手中的文化大棒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害得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装深沉。而现在，时来运转了，不用再管什么文化不文化了，仁义道德也不讲了，靠拳头说话的日子到了。在这个需要人变成流氓的时代，野蛮反而成了优点和优势。而对中原诸侯来说，这种转变反而有些不自然了。以前“五讲四美”惯了，守规矩守多了，现在要他们抛弃仁义，丢掉文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实在很难做到。而这，已经注定了中原诸侯灭亡的命运。
虎头蛇尾的变法
身背文化的重负，东方的诸侯不仅不能顺理成章地完成向军事国家的转变，而且在内部体制改革方面也是虎头蛇尾，放不开手脚。
在战国时代，兴起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变法”。用今天特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改革。而变法也好，改革也罢，都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利益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来顺应战国这一特殊时代的要求。战国时代，战争成为了国家第一要务，那在分配利益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大家伙儿拿军功来论功行赏，而不能再因为你是领导的小舅子就给你特别的好处。按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以前贵族是战士，现在战士要成为贵族。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兵哥哥，那些为国家的强大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理应分配到更多的利益、财富和政治地位。而那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王室子弟，就不能再靠血缘关系坐享其成了。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中央政府也要直接有效地控制地方，以便能够随时组织和调配战争所需要的兵力和财物。这就要求破除分封制，取消地方领导人在自己领地内的军政大权，同时推行郡县制，派公务员去管理地方，把所有的权力全部收归中央。
中原诸侯国当中，首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当时在位的魏文侯是一位罕见的贤明君主，他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重用李悝、吴起等人率先进行变法。李悝的变法内容，主要是改革政治制度，不让贵族们世世代代无功受禄；同时，建立公务员制度，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吴起的变法，主要是改革军事制度。吴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家，在他看来，兵不在多而在于如何治理。他还首创了士兵达标考试：凡是能身着全副甲胄，拿着12石的弓弩（12石指弩的拉力，一石大约30公斤），背负50枝箭，持戈佩剑，携带三日口粮，在半天内跑完一百里的，就可入选为“武卒”，免除他全家的徭赋和田宅租税，而且还对“武卒”进行严格训练，使他们成为魏国的精锐王牌军。吴起治军，主张刑罚赏赐应该严明，他认为如果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有百万大军也没有什么用。
魏文侯实行的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使魏国得以继承以前晋国的威势，在战国初期一度称霸，成为了阻挠秦国东进的主要力量。当时，魏国的实力远在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之上，在和秦国的几次交手过招中，都把秦国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可惜的是，当时的魏国在战略上出现了失误，并没有乘胜穷追猛打，一举揍死秦国，而是倾全国之力在中原谋求霸业，给了秦国喘息的机会。
魏国的变法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在国内没有政治基础和民众基础，领导者个人因素在变法中占了很大比重，难以逃脱人亡政息、虎头蛇尾的命运。魏文侯去世后，魏武侯继位，受到本国贵族的挑拨，吴起、犀首等屡建奇功的良将先后受到魏主猜忌，一个南逃到楚国，一个西奔入秦国。这样的倒霉事还没个完，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惠王不以为然，商鞅只能去了秦国，结果开创了最成功的变法改革；孙膑向魏王献兵书反而被挖了膝盖骨；范雎出使齐国有功，不仅没有受到嘉奖，反而遭到陷害下狱，差一点惨死。这一系列的失误固然与魏主昏庸无能脱不开干系，但是魏国强大的贵族势力的百般阻挠、屡加破坏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吴起逃离魏国后，投奔了楚国。当时的楚悼王也是个眼光独到的猎头，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命为国相。吴起也是好样的，他严明法令，撤去了不急需的官吏，废掉了比较疏远的贵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对外，他也是纵横捭阖，南平百越，北并陈蔡，有效遏制住了韩、赵、魏的扩张势头；同时，也向西征伐秦国，屡屡得手。一时间，楚国又恢复了当年的雄风，得瑟了起来。
但和在魏国一样，吴起的变法侵害了楚国贵族的利益。悼王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过世后，他们就纠结在一起，反叛作乱，联合起来攻击吴起。吴起这样一个外国专家，没有党羽，没有靠山，无处可躲，最后只能跑到灵堂，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想要绑架一个死人。但追杀吴起的士兵毫无忌惮，还是射杀了吴起，但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悼王下葬后，楚肃王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把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抓来，统统杀光。因为他们对先王不敬。据统计，因射刺吴起而被诛灭的公室宗族有七十多家。吴起是伟大的改革家，到死了，他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楚肃王铲除旧势力提供了借口。如果没有这个借口和机会，一个刚刚继位的毛头孩子凭什么拿这些旧臣宿将开刀？
这就是魏国和楚国的变法。由于有了英明国君的强力支持，变法得以推进；可是，领导人一死或者失势，改革和变法的成果马上就流产了。这就是“人治”的弊端和软肋——人亡政息。当初秦穆公一升天，秦国的对外政策立马改弦易辙，也是因为“人治”。秦国在秦穆公死后一蹶不振，原因就在于此。而中原诸侯国，在由封建国家向军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由“德治”过渡到“人治”。
可这还没完，“人治”还需要向“法治”转化。德治-人治-法治，这是管理国家的成本越来越低的过程。可惜，中原诸侯国，直到灭亡的那一刻，都没有完成这种转变。
说到底，这还是因为中原诸侯国内部的阻力太大。他们都是从封建国家脱胎而来的，尽管各国都对贵族阶层进行了有意识的打压，但是，他们的势力还是很顽固很强大。他们有的是庙堂上的卿大夫，有的是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封君，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自己的爵位遭到剥夺，这些人当然会拼了老命来挣扎和反抗。而且，各国根本不敢彻底消灭公室贵族，因为当权者对血缘关系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毕竟是自家人最值得信任。这种对贵族阶层又爱又恨的态度，导致了各国的变法和改革总是反反复复，虎头蛇尾，曲折不断。
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要问，秦国的变法为什么能成功呢？也许，中原诸侯国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也正是秦国变法成功的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商鞅在秦国搞了十年变法，最大的成绩就是给秦国留下了一套完善的集权制度。虽然秦孝公和商鞅先后死去，但这套制度却被后来的历代君王所采纳和继承。秦国没有形成一个贵族阶层，在建国伊始就没有信赖过公室贵族，没有给过他们权力。这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也是商鞅变法的成果能够在秦国巩固下来的根本。正当中原诸侯国从“德治”向“人治”转变的时候，秦国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了。秦国自始至终就没有过“德治”，根本就不需要完成这个转变。也就是说，他又快了半拍。
但是，无论是中原诸侯国，还是秦国，都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宗法礼乐文化和集权制度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这个问题，中原诸侯国解决不了，所以他们一直在封建和集权之间徘徊，一方面想要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破除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礼乐文化。秦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野蛮的底色让他毫无顾忌地打破了血缘，强硬地推行集权制度，使得大秦帝国迅速强大起来；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失去了立国的灵魂——宗法文化。没有了宗法文化，集权制度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迟早会轰然坍塌。秦始皇焚书坑儒，只是治标，而没有办法治本。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后来的汉武帝和董仲舒。他们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得统一的国家最终有了统一的精神支柱，这样，集权制度才能勉强地嫁接在了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儒家文化上。但是，这种嫁接仍然是两张皮，总是不断地发生碰撞，积蓄冲突，酝酿矛盾，最终只能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加以缓解，直到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的那一声枪响。
杀害妻子的人才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重负，中原诸夏各诸侯国在用人政策上也面临着太多的尴尬。
我们在上面提到，秦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大胆起用异姓专家，任人唯贤。像百里奚、孟明视、蹇叔、由余等人，都不是秦国的本地人，更不属于王室公族，只不过是因为有了点才华和本领，就受到了秦穆公的提拔重用。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的用人政策更加宽松了，加大了吸引外国专家的力度。可以这样说，那些为秦国的强大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几乎都不是秦国人。关于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吕不韦、商鞅是卫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李斯、甘罗是楚国人，蒙骜、蒙恬父子是齐国人，范睢、张仪是魏国人……总之，只要你有才，不管你出身如何卑微，不管你来自哪里，秦国都是大大地欢迎。这些人在当时的秦国被称为“客卿”，既是臣子，又是客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遭到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