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秦国的逻辑是这样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发展才是硬道理。当自己强大到能够把其他诸侯国踩在脚下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敢说我野蛮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在乎别人是否恨我，我只在乎别人是否怕我。”
这种逻辑是大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实力的强弱和受爱戴的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到了后来，秦国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大家虽然都怕他了，但仍然瞧不起他，时不时地就嘲弄两句。而秦国似乎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你们越嘲弄我，越讽刺我，我就越镇压你们。虽然我不能控制你的头脑和灵魂，但我却可以消灭你的肉体。思想记载在书上，我就焚书；讽刺嘲弄的话是从儒生那些知识分子口里说出来的，我就坑儒，让你们永远闭嘴。结果，拥有了天下的大秦帝国就像一根不断拧紧的发条，仅仅过了短短十五年时间就“啪嗒”一声，断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老天爷为你打开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关上另外一扇门。
秦国由于自身的出身和气质，抛弃了礼义和教化，得到了功利和富强。而这，恰恰是他能够在战国混战的年代中胜出的关键。虽然统一的秦帝国只有十五年的寿命，但毕竟有这十五年。其他六国，连拥有十五年寿命的机会都没有。那些嘲弄秦朝短命的人，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了。秦国吸纳东方文化，为什么没有选择东海之滨的“齐鲁之学”，而是接纳来自于赵、魏、韩的“三晋之学”？秦国作这样的选择，既有客观的现实因素，也有他自身气质上的特殊偏好。从客观上来讲，三晋本来就是秦的相邻，地域相接，文化的交流自然比较便捷。而齐鲁大地，远在东海之滨，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自然不大容易沟通交流。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据说连晋国都没有到过，更别说秦国了。战国时代，孟子、墨子这些“齐鲁之学”的代表人物，更是没有迈进过秦国一步。从主观方面看，“三晋之学”崇尚功利，重在实用，恰好与秦国的气质相符。而东方齐鲁等国生产的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代表，总以改良人性和整个社会风气为理想，而对如何富国强兵总是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当然会被秦国拒之门外。
钱穆先生曾经诙谐地说，秦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东方齐鲁诸国的文化，即使听说过，也实在没有兴致去听那些哲学性的大道理。可想而知，如果孟子来到秦国，向秦国的国君大谈“人性善”，如果墨子来到秦国，向秦王大讲“兼爱”、“非攻”，秦国的国君肯定理都不会理他们。当年商鞅入秦，求见秦孝公，一共见了三次。第一次，商鞅给孝公讲帝道（尧舜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孝公无动于衷；第二次，商鞅又给孝公讲王道（汤武之道，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孝公听得昏昏欲睡；最后一次，商鞅才给孝公讲了霸道（隆礼尚贤，奖励军功，鼓励生产），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欣喜若狂。看来商鞅的霸道思想确实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了。《史记》记载得更生动，说孝公与商鞅谈话，膝盖不由自主地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坐席（古人会客谈话的时候，都是跪在芦席上），一直谈了几天几夜，都没有感到厌倦。
正因为这样，在秦孝公下达“招贤令”以后，来投奔秦国打算一展宏图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三晋人士。首先入秦的是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后来又有张仪、范雎，他们都是魏国人，为秦国扫平寰宇、消灭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的甘茂、公孙衍也是三晋专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和军事家。正是靠着这些“客卿”的协助，秦才得以最终统一了天下。
但是，这些三晋人士推行的政策，都是一些“无道之术”。在他们的铁腕下，在权力的高压下，秦国的确是富强了，可老百姓却遭殃了。而且，这些三晋人士本身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观念，他们为秦国效力的同时，也在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秦国招纳了这样一帮人，是靠不住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大秦帝国的短命埋下了伏笔。
不能拿政治说事
在秦国如此偏执、功利地学习东方文化的过程中，自身也进行过反思。吕不韦作为国相在秦国执政期间，就曾经对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化倾向进行过纠正。他不像商鞅、张仪等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是想把东方的学术思想全部移植到秦国，至少应该对这些思想有所了解，以备后世借鉴。吕不韦的文化战略，对秦国的发展来说，是一件非常有建设性的事情。可惜的是，吕不韦的这种努力最终仍然以失败告终，而自己也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吕不韦并不是来自三晋，而是来自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卫国，和苏秦、张仪这些三晋专家不是一路货。吕不韦出身并不贫贱，而是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富足的境遇，衣食无忧的生活，使得吕不韦并不像三晋人士那么市侩和功利，他的目光自然深远。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不出自己的历史，而一个人也走不出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比如韩非，虽然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却没有像商鞅和张仪那样无耻地钻营。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韩非是韩国贵胄，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很多事情是不屑做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商人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在流通领域吃价格差，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这就需要在各地来往，对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相当的了解。就像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一样，在外流亡，周游列国，见识多了，直接影响了执政以后晋国的各项政策。吕不韦也是这样，他遍游了各诸侯国，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政治文化也十分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在秦国执掌政权期间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当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做生意，偶然遇到在赵国作人质的秦国王孙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这个人奇货可居，就给他提供重金资助，并说服了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来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成了孝文王，子楚就变成了太子。第二年，子楚就继位了（即庄襄王），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死后，年幼的太子嬴政继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由此，吕不韦完成了从商人到政治家的角色转变。
吕不韦在秦国当政时期，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末年。这个时代，正是豪门养士、游侠鼎盛的时代。各国权势政要，都礼贤下士，王侯公子，都用利禄作诱饵来网罗人才。吕不韦作为国相主持秦国政权期间，一方面继承秦国的富国强兵路线，积极对外扩张；另一方面，他对秦国这个军事大国在文化上的落后感到很羞愧，着手文化的振兴。于是，他便仿照关中四君子的做法，用高官厚禄招纳天下人才到门下。
吕不韦养士，成效很大。据史书记载，来投奔他的食客有三千多人。这些人已经不仅仅是三晋人士了，而是天南海北，什么地方的都有。这些食客也不是白吃饭的，他们还要向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官方贡献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和思想。吕不韦让这些食客分别着述自己所通晓的学说，然后汇集成册，这就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全书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十二万字，是百科全书式的汇总编撰。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种思想流派。按照吕不韦的原意，该书不过是现存的各家思想的记述，以备后世借鉴，并没有打算牵涉到政治。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的取舍存留完全从客观出发，对各家思想的点评，也一视同仁，态度相当公正。
但事与愿违的是，思想和知识不可能不与政治挂钩，也不可能不与当前的政权脱离干系。特别是吕不韦门下那些来自东方的知识分子，虽然吃人家的饭，寄人篱下，但还是无法改掉在文化上轻视秦国的老毛病。他们对秦国的政治指手画脚，极尽讽刺轻薄之能事，丝毫不给秦国留面子。《吕氏春秋·谨听篇》这么说：“现在周朝已经被灭了，周天子也死了。没有天子那就是最大的混乱。没有天子那强者就会欺侮弱者，人多就会凌辱人少，大家就会兵戎相见，不得安生。这就是现在的世道啊！”
《吕氏春秋》成书于始皇八年，也就是公元前239年。当时，西周和东周都已经灭亡。六国虽然尚存，但也已经是苟延残喘，秦国统一天下的迹象已经出现。可是，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里，竟然出现了呼唤周朝天子，批评武力兼并的言论。执笔者可能是在批评乱世，但说者可能无意，听者势必有心。秦国的国君要是听到国内四处散布这种言论，一定很生气，后果一定很严重。
《谨听篇》里的这段话也许还是在含沙射影，但下面《功名篇》里这段话对秦国讽刺和嘲弄就完全没有掩饰了：“要想坐天下，不能不体察百姓的动向。严寒来到，人们喜欢去暖和的地方；酷暑当头，人们愿意到凉快的地方去。所以，老百姓是没有固定的住所的，他们看到什么地方好，就跑那里去；看到什么地方不好，就离开那儿。想当天子，就不能不考察百姓奔走的原因。现在的国君，不主张教化，而是以暴制暴，以乱平乱，虽然讲信用，但是用利益来驱使百姓，老百姓仍然不愿意依附。百姓不买帐，那消失的是真命天子，迎来的将是暴君。这样，百姓会更加绝望。所以说，当今的仁人志士们，不能不了解这一点；而贤德的君主，也一定要这样去做。”
当时，“想当天子”的，就是秦国。这段话所批评的，显然就是秦的政治。秦国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用法苛刻，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也就是说这是暴政，而暴政就当不了天子，坐不了天下。
这种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当时的秦国，在东方人士眼里，就是这个形象。公元前262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围困了上党。上党郡守冯亭宁肯将上党拱手让给赵国，也不肯降秦。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做秦国的子民太悲惨了。
联系到我们前面说的鲁仲连，他也说自己宁肯跳到东海里死掉，也不愿意做秦的子民。
人都不愿意听别人揭短，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而这些来自东方的“食客”，却不停地挖苦、嘲弄、讽刺秦国政治。记载在书中的文字就那么嚣张，那没有记录下来的街头巷议不知道会怎么无法无天。更妙的是，在《吕氏春秋》的初稿完成以后，为了精益求精，扩大影响，吕不韦竟然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让全城的老百姓都来观看。
这个时候，学术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也不再是单纯的思想。一旦拿政治来说事，秦国政府当局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都是自卑惹的祸
公道地说，秦国对东方思想，一开始是非常包容和克制的，虚心向东方学习的心态也比较端正和真诚。明朝的方孝孺说：“《吕氏春秋》数落起秦国先王的过错来，实在是毫无忌惮。而秦却没有治他们的罪，足见秦国的法律是十分宽松的。”其实，方孝孺的这种说法并不恰当。当时的秦国法律是非常苛刻的，之所以没有惩罚这些胡说八道的人，是因为在忍让，能不爆发就不爆发。
可是，忍让是有底线的。对秦国来说，底线就是政权的稳固。一旦这些思想、文化和政治发生了关联，秦国就不能坐视不理了。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到了消灭六国的关键时刻，哪里还能容忍这些人在这里扰乱民心？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拿嫪毐之乱的事作文章，降罪吕不韦，免去了他相国的职务，把他赶到河南封地去居住。不久，又命令他举家迁往蜀地，吕不韦心灰意冷，就服毒自杀了。
吕不韦尸骨未寒，秦始皇就下了“逐客令”，吕不韦的门客，来哭吊的，如果是外国人，就立刻驱逐出境；如果是秦人，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削除爵位，迁离旧居，五百石以下没有来哭吊的，也迁离旧居，但不削除爵位。
就这样，秦国彻底堵塞了向东方学习的通道。秦国不是瞧不起东方文化，也不是不愿意借鉴，只是实在没有办法。不向东方学习，就被认为是蛮夷；向东方学习，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东方专家又到处挥舞文化大棒，乱评时政，诽谤朝廷。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境地下，秦国以及后来的大秦帝国，一直在痛苦地选择着，徘徊着，时而表现出对东方文化的谦恭，时而又表现出不屑一顾。这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估计只有当事者才能切身体会。
秦始皇平了嫪毐之乱以后，把嫪毐车裂了，还把嫪毐的两个儿子（其实是秦始皇同母异父的弟弟）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秦始皇觉得还不够解气，就把自己那位淫乱的母亲赵姬迁到雍地监视居住。秦始皇知道会有人来为太后求情，于是下令说：“谁敢为太后的事提意见，我就杀了他，还要砍断四肢。”因为这件事被杀死的说情人达到二十七人，尸体和残肢断臂在台阶下堆成了一座小山。这时候，有一个叫茅焦的齐国人，他冒死向秦始皇进谏：“车裂你的假父，是不仁；摔死你的两个弟弟，是不慈；把母亲软禁在外，是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要是天下人听说了，都不会再到秦国来了。我实在为秦国担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