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商鞅变法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迁都咸阳、推行郡县，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变法内容。迁都咸阳不是改革，只是东进战略上的需要。而郡县制，秦国早就实行了，并不是到了商鞅变法的时候才推出的新举措。只不过以前搞郡县是靠习惯，现在却是由法律明文规定下来。就上面这三项主要的变法内容而言，奖励军功和重农抑商属于实体法，起着政策导向的作用。秦国所谓的“耕战立国”，到了商鞅变法以后，才明确地成为了秦国的国策。对国家而言，中心任务就两个：抓农业，抓军事。而对个人而言，也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到战场上杀敌，要么老老实实在家种地。
“保甲”、“连坐”等基层制度，“禁止私斗”等法律规定，都属于程序法的范畴。它们目的就是保证实体法的彻底贯彻。在这里，它们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法律了，而是赤裸裸的高压和强制。《资治通鉴》中说：商鞅变法十年，秦国人在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捡，山里面没有盗贼，百姓都争先恐后地去当兵，没有人再打架斗殴，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城市里，社会都是秩序井然。这里几乎出现了天下大治的所有征兆。但是，这种美好景象的出现，并不是来自于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和民风的纯朴，而是因为严刑酷法的外在强制。所谓天下大治的后面，其实是像死一般的寂静。
胡萝卜加大棒
商鞅变法所确立的各项规定，只不过是让原来赤裸裸的权力披上了法律的外衣。这种法律，代表的并不是秦国老百姓的意志，而是靠“胡萝卜加大棒”的强制性，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国家意志。
胡萝卜就是奖赏。秦国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国有化，然后再用这些资源去交换老百姓私人拥有的资源。国家拥有的是什么？是土地、金钱、房宅、妻妾、爵位、官职。老百姓拥有的是什么？是劳动力。老百姓只要按照法律规定付出劳动，国家就会把土地、金钱、房宅、妻妾、爵位、官职赏赐给他们。老百姓不拥有国家的资源，国家也不会平白无故地增加财富，国家要富强，最终还要依靠老百姓的劳动。
结果，各取所需，平等交易，公家和私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秦国变法，与其说是向社会颁布法律，规定权利和义务，还不如说是对老百姓的行为进行政策引导，就像今天的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为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国家完全可以通过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减免税收、鼓励创业）来整合社会资源，控制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向。商鞅变法也是这样，既然国家需要把老百姓的劳动力全部发动在对外战争和对内务农上，自然就在这方面给出了非常具体和优惠的政策。既然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就可以免除赋役，那么，老百姓当然都愿意去种地了。既然奴隶可以通过种地恢复自由身，那么，那些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必然会拼命劳动。总之，商鞅变法，就是要把老百姓引导到自己所预期的道路上来，而且让每个人都觉得生活有了蹦头。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处于社会中层的平民，则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更多的财富。
除了有形的物质财富，国家还控制着无形的社会资源，那就是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政治地位是一种社会评价，它往往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有关系。那个时候的社会主流价值，基本上都是由官方倡导的。你要不符合官方的价值观，政府就会封杀你，让你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相反，你要是顺应了官方所倡导的价值观，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鲜花、美女和掌声就会纷至沓来。秦国，就是靠这种无形的社会资源来吸引国内的老百姓去参加战争。到战场上去砍敌人一个脑袋，回来以后就能封爵。砍的脑袋多了，还能升官。即使死在战场上，自己的子孙也会得到政府优厚的抚恤，还能有一个“烈士家庭”的美誉。对老百姓而言，权衡利弊，上战场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秦国还极力排斥金钱和财富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在政治和金钱之间划出了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有钱的未必有地位，但有地位肯定会有钱。对秦国的老百姓而言，务农虽然可以改变命运，得到官方更多的赏赐，但却没有爵位，没有官职，没有地位。想要有爵位，有官职，有地位，只能拿军功去和政府交换。而要有军功，只能上战场，别无他途。
秦耕战立国，正是通过这种交换来实现的。这种交换之所以成为可能，前提必须是国家拥有全部的社会资源，能够完全控制整个交换游戏的规则和节奏。试想，要是你国家能有的东西，我私人也有，那我凭什么还要把劳动力“卖”给你。这样一来，奖励军功和求本务农的国策就没办法贯彻了。所以说，社会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化，才是商鞅的新法得以贯彻的大前提，而这正是商鞅极力打击私营工商业的根本原因。官位、爵位是政府特有的，私人是夺不去的。但是，财富却有可能通过商品流通和买卖聚集在非官方的私人手里。一旦私人手里囤积了大量的可供交换的商品，就会形成一股可以跟官方抗衡的民间力量。他们不但能够扰乱官方的国有经济秩序，还能够极大地弱化国家对老百姓的控制力度。如果老百姓的需要都能在私营商人那里得到满足，他们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供国家役使？所以，商鞅把打击私营工商业当作了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没有给“私有化”留下一丁点生存的空间。
就这样，在商鞅的秦国，只有公家，没有私人；只有国家，没有个人；不是藏富于民，而是聚财于公。老百姓的选择有限，生活单调，但资源和财富却在国家层面得到高度集中，从而形成了无以伦比的对外力量。
但是，公有化和国有化，虽然能够让资源和财富向国家层面集中，但却不能让财富增加。如果把秦国比作一个大蛋糕，公有化和国有化只是关系到如何切割和分配这个蛋糕，但却不能把蛋糕做大。而把这个蛋糕做大，才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关键。如果国家的GDP不增加，无论你在分配领域玩出什么花样，都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那么，GDP从哪里来呢？从生产领域中来，从劳动中来。唯有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正是这种财富观，促使商鞅无以复加地强调农业。农业是从无到有的生产，是真正的创造。在人的劳动下，种下种子，发芽、开花、结果，变成粮食。这是在创造财富。而商业，不过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在流通领域吃价格差。它虽然能够让财富向特定的人群流动，但却不能让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
何况，“商”还总让人有一种不劳而获的企图，总是会煽动一颗唯利是图的欲望之心。如果大家伙儿都去从商发大财去了，谁还去种地，谁还去织布呢？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去种地和织布了，整个国家的财富又靠什么积累呢？所以，商鞅把农称为“本”，把商称为“末”。劳动才是光荣的，而“商”则是那些不愿意劳动、慵懒至极的人才从事的职业。这样的人多了，势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商鞅要压制商业，要打击商人，把那些不务正业、懒惰而贫穷的人，那些投机取巧、企图不劳而获的人，全部都收为国家奴隶。
就这样，对商业的贬斥和对农业的强调，使得秦国的财富迅速积累，成了一个强国，一个富庶的国家，为对外发动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血红的渭河水
商鞅的新法如果仅仅是通过“赏”来推进的，就只能算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更谈不上是酷法。因为那些不愿意领赏的人，那些甘于平淡的人，就不会被这些政策所打动。可是，商鞅的新法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的。它不仅讲“赏”，还要讲“罚”，不仅有“胡萝卜”，而且还有“大棒”。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就给你奖赏；而妨碍了国家的需求，等待你的就是严重的处罚。这样，秦国的老百姓前有进路，后无退路，只能老老实实地听从政府的号令。
比如，秦国的法律规定：那些因为慵懒而贫穷的人，要全部被收为国家奴隶。
本来，贫穷是个人的事情，甘于贫穷也是个人的权力，国家为什么要干涉呢？因为在商鞅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工具，都是国家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都要自愿地为国家作贡献，配合这台大机器高速运转。如果你不识相，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对不起，只能剥夺你的人身自由，让你到皮鞭底下去工作了。
法律的作用往往是通过惩罚的方式来体现的。商鞅的新法也是这样，到处都是毫无弹性的强制色彩。而且，这种惩罚根本就不是经济惩罚，而是直接摧残人的身体。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只有刑法，没有经济法，更没有民法。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让平民百姓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史记》中记载，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刑法条文多如牛毛，密如凝脂，处处约束，老百姓的一举一动都有规矩，甚至在路上倒一点灰都会被抓起来，以至于各地都出现了“褚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状。
《资治通鉴》中说，商鞅执法严厉，处罚残忍，杀人无数，用刑无度，每年秋天都要在渭水河边处置犯罪的囚犯。因为杀人太多，渭河里的水都被染得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