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能够狠得下心这样残酷地去执法，是和他对人性的看法有着密切关系的。
商鞅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始终坚信人性是恶的，而不是善的。在他看来，人性之所以是恶的，是因为人在本性上都是趋利避害的，喜好功名利禄而害怕遭受刑法，所以，要想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的能量全部发挥出来，无非有两个办法：要么用利益去诱惑他，要么用刑罚去压制他。当要鼓励百姓努力从事农耕和打仗时，不妨采取奖赏的办法。但为了制止民众去做有害于耕战的事，就必须采取惩罚的措施。也正因为人性好利恶害，所以只能用赏罚而不能用别的什么仁义道德来进行统治。离开了以赏罚为核心的法律，就好比你没有牛马来驼还要背着大包裹走远路，没有船舟来运却还想要过江河，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商鞅的眼中，有功论赏，无功论罚，就是把人还原成了一团赤裸裸的欲望。
这种欲望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名利的追求。对待这部分争先恐后扑向名利的人，只要扔块骨头，他们就会奋不顾身。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赏之以其所欲”。另外一种则是生理的欲望，也就是贪生怕死的生存欲望。既然人都怕死，怕被处罚，对付他们的办法自然是拿刀子吓唬。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商鞅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不应该“重罪轻罚”，也不应该“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而是要“轻罪重罚”。因为对重罪施以轻刑，那罪犯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而对重罪施以重刑，轻罪施以轻刑，那就难以遏制轻罪，而要是遏制不了轻罪，重罪同样也没有办法遏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重轻罪的刑罚，理由在于：对轻罪严厉处罚，轻罪就没有了。而轻罪没有了，重罪就无从谈起了。新法才开始推行的时候，不是有一些老百姓纷纷议论新法“不便”吗？结果，商鞅把这些“刁民”全部抓了起来处以重刑。果然，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再说新法的不是了。
说到这里，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商鞅之所以不用文化教育、仁义道德来影响人，而是用劳苦、贫困、羞辱、刑罚千方百计地把人逼上绝路，是因为他把人当成了机器和动物。既然人的全部都是欲望，还要文化教育干什么，还要道德干什么？
只要先把人像狼一样关进笼子里，等到他饿得红眼的时候，再拿一点功名利禄诱惑他，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先刑而后赏”。《淮南子·要略》说秦国的风俗凶狠强力，不讲道义而只讲利益，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没错，孟子的儒家把人想象成了天使，自然是迂腐了；但商鞅的法家把人当成了野兽，同样也是偏颇了。即使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你把他逼上了死路，他还不反抗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老百姓不管如何选择都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他们估计就要反抗了。新法虽然靠权力的高压在秦国顺利地推行了下去，也造就了“千人之诺诺”的大好局面，但是，它在将秦国推向强大和鼎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战民众的生存底线，透支民众最后的忍耐。
当商鞅在秦国执政正风光无限的时候，有一个叫赵良的秦国人，已经向他敲响了警钟。他对商鞅说：“当年百里奚作国相的时候，从来都不坐轿子，夏天也不遮伞盖，出门在外，即不坐车，也不用侍卫带武器保卫。百里奚死的时候，小孩子都不唱歌谣了，捣米的人也不工作了。因为他们都很难过，知道国家失去了一个好国相。而商鞅你呢？出门都坐在结实的战车里，旁边守卫森严，刀光闪闪，兵士拿着长矛开道。如果没有侍卫，没有经过精心的准备，你连家门都不敢出。”最后，赵良得出了结论：“你要得到人们的拥护才有前途，不然的话必定失败”，“你要讲道德才会走向成功，靠拳头说话的人必定灭亡。”不仅秦国会因为新法而走向崩溃，就连商鞅本人也会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可惜，当时的商鞅没能听得进赵良的话。
结果，三个月后，商鞅被车裂而死，抛尸街头。
但话说回来，商鞅变法，终究让秦国走向了强大。这个对内疯狂镇压、对外野蛮扩张的战争机器，也在历史的舞台上高速运转了一百五十年。他虽然把大秦帝国带到了低谷，但在这之前，却让他走向了鼎盛；他虽然最终摧毁了自己，但在这之前却锐不可挡地摧毁了六国。这就是历史。无论我们对商鞅多么厌恶，多么嗤之以鼻，但他还是胜利了，最起码在当时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
取信于民最关键
商鞅虽然用法苛刻，执法残忍，但却是赏罚有信，绝不欺骗大家的感情。这正是法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切都摆在明处，决不在背后搞小动作。道德治国当然也很好，可“尚贤”、“爱民”之类的口号不能变成具体的原则和制度，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道德一旦蜕变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和幌子，就会沦为权术，而权术治国是最危险的。
儒家掌门荀子，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先祖，最反对的就是拿权术来治国。他说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既没有道德，又没有法制，大家伙儿都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玩的是结党营私，弄的是下三滥的伎俩。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亡国了。
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虽然把“法”、“术”、“势”三者综合了起来，但也强调三者的适用范围：只有“法”是用来治国、管理子民的；而“术”和“势”是君王用来对付群臣的。对象不一，办法自然不同。老子也说：治国要“正”，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则要“奇”，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治国的办法用来领兵是不行的，而把领兵打仗的一套战略战术拿来治国更是大错特错。
商鞅的新法，的确苛刻，但它却是“正”的，里面没有一丝权术的成分。有功劳就给你赏赐，犯错了就得惩罚你，一切都按照规定阳光执法，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既不打白条，也不拖欠工资。这就是取信于民。商鞅的新法哪怕有万般不是，但凭“赏罚有信”这一点，就已经贯彻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而且，在把百姓的生命当作草芥的战国时代，一个“信”就足以大大抬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
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从此以后，在秦国发挥效力的是法，而不再是人；是“法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老百姓如果有什么害怕的，那也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触犯法律，而不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得罪当官的而遭到报复。秦国的官吏，也没有什么特权，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
他们犯了法，照样会受到制裁，而且处罚比平民百姓还要严厉。帝国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政治现象估计也就在秦国出现过。后来的历朝历代，独尊儒术，虽然把“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你服从教化的时候，自然是温文尔雅；但你稍微有些牢骚，马上就是血腥的镇压。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要说：“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诚信”和“法治”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不可分割。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等于没有法律了。正因为这样，变法伊始，商鞅就想方设法要让老百姓相信他是讲“诚信”的。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经详细制订但还没有公布，他怕百姓不信任法令，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然后和百姓们说，有人能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给他十金。大家伙儿感到这事很诡异，没人敢动手去搬。于是商鞅又抬高了价码：“能搬过去的人，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抗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二话不说，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之后，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商鞅也遇到了头痛事，太子也犯了法。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以后可是要继承王位的。他犯了法，是视而不见，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给商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太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太子一旦登基，就会给自己穿小鞋。这个简单的道理，智商起码200的商鞅不会不明白。但是，一旦算计这个，就是权术了。很多权术不就是用来明哲保身的吗？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法的贯彻，为了让“诚信”深入民心，商鞅果断地处罚了太子。当然，太子高贵，不能罚他本人。不是有“教不成，师之过”的说法吗？商鞅就拿太子的文化课老师公孙贾和体育课老师公子虔开刀，把这两个人给处罚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商鞅思想中的另外一个思想基础，那就是国家主义。法家虽然强调刑罚的强迫，但却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国家谋福祉。
这一点，正是法家和纵横家最大的差别。权术是用来谋身的，法律才是用来谋国的。谋身，还是谋国？两者兼得固然很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选一个。卑微的人为了谋划自己的利益而抛弃国家，伟大的人为了谋划国家而牺牲自己。境界高低，不言自明。那些在商鞅背后唾骂的卫道士，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在危急时刻选择了牺牲自己？
后来的李斯就没有做到，在官禄和名利面前，他选择了出卖国家。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究和这个人摆脱不了关系。沙丘之变，是大秦帝国的转折点，是大秦帝国由强大走向衰亡的标志。这并不是因为胡亥上位，而扶苏没有上位。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会让一个君王决定兴衰？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沙丘之变，是权谋泛滥的开端，是商鞅所着力打造的法治社会坍塌的肇始。从此以后，法开始退出了秦国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专断、暴政、滥刑和权谋。秦二世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建宫殿。这些都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他在赵高的怂恿下把同胞兄妹以“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杀掉，这又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而除扶苏、杀蒙氏兄弟，更是拿权力压制法律。权谋的横行，必定导致人人自危，大家伙儿都各顾各的，从此就内耗不止，把诚信抛到了九霄云外，这样哪里还有不亡国的道理？
商鞅是伟大的，一个“信”足以让他在诈力横行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就连一直恪守德化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加家赞扬：“商鞅虽然用法苛刻，但身处权术横行的乱世，他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单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治四海，平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