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所倚仗的固然是强大的国力，但“天时”和“地利”的偶然性因素也不能不被考虑进来。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这一连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的。说“天时”，指的是秦的邻邦魏国没有趁其疲惫而穷追猛打，最终给了他喘息之机；说“地利”，指的则是秦国的地理位置优越，被山带河，四塞之国，易守而难攻。当然，秦在东进的过程中，以“连横”破“合纵”，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也是秦一统天下不可忽略的因素。
机会要用耐心等
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国人在路上丢了东西都没有人捡，山里没有了盗贼，百姓争先恐后地去当兵，没有人再打架斗殴，无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城市里，社会都是秩序井然。财力方面，则是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财富却有十分之六。这么一来，天下大势已定。
但是，秦国由贫到富、由弱到强，直到在天下版图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骤然变得强大，就像一个小孩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长大一样。秦国崛起于战国中期，强盛于战国晚期，而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里，秦国在国力方面与其他六国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不但没有优势，而且还处于劣势，简直是战国七雄中最不“雄”的一个。司马迁在《史记》里言之凿凿，说当时的秦国可谓一蹶不振，内忧外患，毫无称雄称霸的迹象和威风。黄河崤山的东面是六大强国，当时秦国面对的是“六对一”的战略格局，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再往前看，春秋时期，秦、楚两国是长期被中原诸侯集团边缘化的国家，楚国被认为是“荆蛮”，秦国是“戎狄”，中原诸侯集团会盟一般不邀请这两个国家参加。而秦国的内部，也是弑君篡位频繁，国家动荡不安，以至于无力对付外患，连秦穆公时代占领的河西之地，也被魏国夺了回去。总之，在春秋末年到战国初期这段时间内，我们的主人公秦国，既没有国际威望，也没有东进的实力，只是蜷缩在黄河和崤山以西，凭借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勉强能够自保。
在秦始皇之前，已经有六代秦王为秦国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接力棒传到秦始皇手里，要由他最后冲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空前伟业。秦始皇之前的六代秦王依次是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秦武王（在位四年）、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秦孝文王（在位一年）、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其中真正有过大作为的是三位：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
在秦国的这六代君王中，秦孝公无疑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秦孝公在位二十四年，重用商鞅推行新法十年，逐步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东方的六国为什么会眼巴巴地看着秦国窝在家里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难道他们不知道一个强大的秦国在西方崛起以后，对他们将是致命的威胁？他们为什么没有趁秦国羽毛未丰、一蹶不振之际对他进行联合绞杀，把他的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
据《史记》记载，在商鞅推行新法的十年里，秦国几乎没有遇到大兵压境的危险，国内国际局势出现了少有的平稳态势。特别是商鞅在秦国搞新法试点的头三年，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从而为新法的推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试想，如果在这关键的十年里，六国揪住秦国不放，穷追猛打，势必会让秦国在实力尚且薄弱的情况下被迫直面强敌。这个局面一旦形成，就算秦国能够凭借山河之险得以全身而退，估计也没有精力和时间一门心思搞建设了。
可惜，这种局面在战国的大棋盘上根本没有形成。令人称奇的是：东方六国，特别是秦的邻邦魏国，在战略决策上出现了一系列失误，最终送给了秦国十年宝贵的时间。十年，对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又雄心勃勃的秦国而言，已经足够了。
同时，在羽毛未丰、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秦国选择了低调。据《史记》记载，自秦孝公以来，后继的几位君主很少主动出击，插手中原事务。即使大动干戈，也是拿一些少数民族小国开刀；即使开疆扩土，也是着眼于自己的后方和偏远地区。
在一段时期内，秦国好似销声匿迹一般，在战国的版图上蒸发了。这正是秦国的高明之处。六国没有穷追猛打，自己也不去出风头，而是偷偷地壮大自己的实力，等到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时候再来摊牌。
其实，秦国的实力是逐渐强大的，即使是在推行新法以后，国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不足以和东方的一些强国抗衡。就拿秦的邻邦魏国来说，秦就拿他没辙。
商鞅就曾经清楚无疑地告诉秦孝公：“以秦国之力以抗大魏，恐不敌也！”看来，当时的秦国，依托山河之险自保疆土还可以，但是要想同魏国较量，还为时过早。
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相互攻打，都向秦国求救。当时在位的秦惠王想趁机攻蜀，但李白说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攻打蜀国，肯定是要费尽千辛万苦的。而这个时候，韩国正在攻打秦国，若这个时候出兵，恐怕国内空虚，被韩国占了便宜。所以，秦惠王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就去咨询大臣们。当时，朝中的大臣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大将军司马错为代表，主张攻蜀；而另一派则以丞相张仪为代表，主张攻韩。
张仪的理由是：韩国在中原腹地，拿下韩国，再采取“亲魏，善楚”的策略，下兵三川，攻占新城和宜阳，就可以占领周王室的老巢。到那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谁敢不听？这才是霸道之路。如果在这时候选择攻打远在天边的蜀国，就离霸业越来越远了。
但司马错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要想国家富强，必须先扩充地盘；要想强兵，必须先富民；要想称王称霸，必须要先积累好的名声。现在的秦国，地小民贫。而蜀国是弹丸小国，统治者更是一帮乌合之众。这个时候，就应该先做容易的事情，把蜀国拿下来，扩充地盘，富国强兵，而不是在自己还弱小的情况下四面树敌。要是现在去攻打韩国，觊觎周王室，不但有欺王之名，还会触动六国的共同利益。到那时候，六国一旦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势必会陷入被动。
结果，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攻蜀，到了十月就灭了蜀国。蜀国本来就是天府之国，土地肥沃，是天然的粮仓。蜀归了秦所有，秦国的实力大大增加。秦国后来能统一天下，打败六国，和秦惠王的这一英明决策不无关系。
由此可见，即使到了秦惠王时期，秦国还是认为自己“地小民贫”，没办法和东方六国抗衡，更别说在更早的秦孝公时期了。正是由于自孝公以来的几代君主选择了正确的对外战略，韬光养晦，厚积薄发，隐忍待时，才得以让秦国在弱不禁风的时候没有和东方的强敌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从而默默无闻地强大了起来。
走错一步的魏国
自孝公以来的几代秦国君主选择了装孙子卖乖，韬光养晦，隐忍待时，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内国外环境，这是强大的秦国在西方崛起的一个内在前提。而在秦国这个最为重要的“黄金战略发展期”，东方六国，特别是秦国的邻邦魏国，在战略决策上的一连串失误，则是导致秦国强大的外部因素。
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大国已不再满足于称王争霸，而是展开了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兼并的结果，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悬念。自然是秦国吃掉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但是，在战国初期，天下的格局并不像后来看到的那样明朗。当时，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实力都很强大，鹿死谁手，难见分晓。如果现代人像《寻秦记》所说的那样回到了战国初期，告诉当时的人们七国争雄的最终结局，估计多半人都会惊得瞠目结舌。
不怪人们不相信，实在是当时的秦国太不显眼。当时谁最显眼？是身处中原腹地的魏国和位于东海之滨的齐国。尤其是魏国，在三家分晋以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最终继承了母邦晋国的威势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
说天时，是因为魏国在战国初期恰逢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明君。魏文侯和魏武侯是历史上有名的英明君主，既有王霸之气又有儒者之风。他们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奋力强国，不仅笼络了大批的人才，而且还与时俱进，率先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完成了社会转型。魏国是战国时代首先进行变法图强的诸侯国。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西门豹制定“法经”，建立“武卒”，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封建官僚制度，并且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公务员，削弱贵族特权，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魏国社会转型较早，所以在战国初期优势非常明显。正是因为魏文侯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才奠定了魏的强盛基础。其他的六国君主，都是借鉴魏变法强国的经验，开始变法自强的。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李悝变法的翻版。《晋书·刑法志》中记载，商鞅是学习了李悝的“法经”以后才到秦国实行变法的。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强大，可谓占尽天时。
说地利，是因为魏国在三家分晋之后得到了晋国最好的土地，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魏国地处中原腹地，土地肥沃，人口繁庶，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当时，战国时期最大的商业城市除了宋国定陶外，就数魏国大梁了。战国时，铁器逐渐推广使用，而当时天下的冶金中心就在魏国。魏国尤其以兵器制作业的发达而称雄一时。当时的魏军，都是重装步兵，披着重铠，持戈配剑，背弓弩，挎箭囊，可以说是装备精良，武装到了牙齿。张仪游说六国时说“魏军甲兵犀利”，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我们上面提起，秦国，到了战国末年，还是清一色的青铜兵器。仅就武器装备而言，秦国就已经落后不只百年！如果没有强大冶金工业和兵器制作业的支持，拿这般精良的装备武装到单兵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崛起，可谓占尽了地利。
说人和，是因为当时的魏国人杰地灵，英才济济。那时候，法家李悝，兵家吴起，政治家西门豹、公孙痤，大将乐羊、庞涓、犀首，都在魏国效力。而当时的魏文侯和魏武侯，又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量才适用，使得这些人才都能为魏国所用。所以说，魏国在战国初期遥遥领先于其他六国，是占尽了人和。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大魏国，在外部又和韩国、赵国结成了强大的作战同盟，三晋合力，齐心攻守，共同进退，不仅在人力、物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又占据了天下枢纽，因此所向披靡，没有一个诸侯国能够抵挡他的锋芒。就这样，魏国在战国初期一跃而成为诸侯霸主。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魏国的战绩就明白了。魏从公元前413年到公元前408年五年的时间里，连续攻秦，得到了秦河西之地，逼迫秦国退守洛水，勉强自保。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6年，魏国派大将乐羊越过赵国灭掉中山国。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373年，魏国连续十一年攻打齐国，突破齐长城，使齐国内地震恐。公元前375年，魏又攻打楚国榆关，于公元前371年攻占了楚国的鲁阳。可谓战无不胜，威风不可一世。
但是，仅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实力，还不足以吞并天下。要夺取天下，除了有雄厚的国力作后盾以外，还必须学会拓宽视野，合理布局，审时度势，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方针战略。可惜，魏国非但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文侯、武侯的后继者都昏庸无能，失去了昔日他们的辉煌。魏国仅在霸主的宝座上坐了七十余年，就成了昨日黄花，风光一去而不复返。
人亡政息，是魏国从强盛走向衰弱的直接原因。自魏文侯、魏武侯之后，魏国统治者忌才妒能、刚愎自用、轻视贤才，致使人和的有利因素渐渐消失，而霸业也就废弛了。吴起、犀首是魏国良将，屡建奇勋，却受到了魏主的猜忌，一个南逃到楚国，一个西奔到秦国；公孙痤临死举荐商鞅，而惠王不以为然；孙膑向魏王献兵书反被挖了膝盖骨；范雎出使齐国有功不赏，反遭陷害下狱受刑，差一点惨死在狱中；信陵君是魏安厘王之弟，是战国末期优秀的贵族军事家，曾率魏楚联军解邯郸之围两败秦军，却反而受到魏王疑忌，几次被罢了兵权，最后忧愤而死。像吴起、犀首、商鞅、孙膑、范雎、信陵、尉缭这样的贤才，都受到了魏国的轻视、排斥和迫害，使得他们四处奔逃，投靠别国建功立业去了。所谓“得士则强，失士则亡”，这正是魏国盛衰兴亡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毫无规划，盲目出击，招致四面树敌，最后在多线作战中精疲力竭，是魏国由强盛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魏国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却是一马平川，没有山河险要，这是魏国致命的软肋。而魏国却无视自身的弱点，在蚕食天下的过程中，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毫无战略谋划可言。魏自持强大，肆意破坏三晋同盟，攻打赵国、讨伐韩国，一边防秦，一边迫齐，一边逼楚，虽然表面风光，称雄一时，但在没有地利之险的情况下，四面受敌，让自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战之国和四战之地，最终陷入多线作战的不利态势中不能自拔。魏国为维护霸主地位，抡着两个拳头要跟天下人打架，怎么可能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