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充地盘固然很好，但守住地盘却更为关键。而对魏国来说，毫无谋划的盲目扩张战略，使得魏国的国土变得易得而难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魏国国土的地形就明白了。魏国的国土地形可以说是哑铃型或扁担型，一根扁担挑两头，两头重中间轻。魏国西部是与秦国接壤的河西之地，东部是以大梁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北部地区是以邺为首的河内之地；另外还有隔着赵国的飞地中山。东部的中原地区与西部的河西地区，受到了韩国的阻碍，只能凭借上党的崎岖狭窄的战略走廊相连，而且在迁都大梁后，东重西轻的态势已经确定，一旦河西发生危机，魏国从中原地区调兵经上党的山地驰援河西，道路崎岖，路程遥远，肯定难以应急。尤其是秦强大以后，对河西之地志在必得，魏国以河西之军是难以抵挡秦倾国兵力的。况且，中原才是魏国的根本，而那里又是四战之地，魏国精兵多半被他国牵制，难以分身援助，即使魏军千里赴援，秦军占了地利的方便，以逸待劳，魏军远道而来未必能占得便宜。后来，魏惠王把河西七百里地割给了秦国，并不是因为他傻到了家，实在是鞭长莫及。最终，魏国被迫迁都大梁，只能死守中原腹地以自保。
除了中原腹地之外，魏国还有一块飞地——中山。这块飞地，原为中山国。公元前406年，魏大将乐羊跨越赵国消灭中山国，在那里安兵扎营建防御工事。这个地方南面连着赵国，北面接着燕国，孤零零在外面，就像三国时候蜀国的荆湘九郡。正是为了这块战略跳板，诸葛亮才提出了“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宏图大略。只要念好拖字诀，不和东吴闹翻，才有可能保住此地。可惜，后来关二爷不知道诸葛亮的良苦用心，竟然四面树敌，公开叫板，导致了荆湘失守，方寸大乱，满盘皆输。而这个时候的魏国，却是跨过赵国灭了中山国，在赵国如入无人之境，实在是嚣张啊！当年的秦穆公，也正是不远千里灭滑国，才招致全军覆灭的大祸。而魏国，得到了中山，却不知道跟赵国修好，反而是百般挑衅，使得中山从一块战略要地变成了孤立无援的废地。果然，后来，中山趁着魏国在马陵打了败仗，没工夫管它的时候杀了魏的守将复了国。魏国前功尽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难看出，魏国虽然实力雄厚，肆意扩张，却只是打了个热闹。到最后，竹篮子打水，虽说不是镜中月、水中花，一无所有，但却没有把国土连成一片，而是分成了三段，零零碎碎，导致东西南北不能兼顾，四面树敌不能应对，犯了兵家大忌。正如张仪所说的，这走的分明是一条四分五裂的道路啊。
“杯具”的诞生
在兼并不已、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年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单单照着自身的打算在发展，而是始终处在同其他国家的博弈之中。我们所谓的战国七雄，也不过是天下版图的七个棋子，他们互相牵制、彼此忌惮，把神乎其技的谋略智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场旷古未有的战局中，功败垂成，往往只在一念之间。敌人的失误，恰恰是自己的机会，而自己的机会，又往往是建立在别人的错误决策之上的。
对当时的秦国而言，有了喘息的机会，争取到了推行变法、奋发图强的宝贵时间，恰恰正是因为魏国在战略决策上的一系列失误。魏国到处开花，四面树敌，却把对自己有着严重威胁的敌人给忘了。魏国最危险的敌人，既不是远在东海之滨的齐国，也不是同出于母邦的赵国和韩国，而恰恰是位于黄河崤山以西的秦国。齐国离魏国有十万八千里，怎么能对他构成威胁？而赵、魏、韩同出晋国，三国不仅有着“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是相互依存。尤其是赵、魏之间，一旦一国有难，势必是唇亡齿寒，他们哪里会干损人不利己的事？何况，赵、韩根本没有灭魏之实力。
唯有秦国，才是魏国最大的敌人。他既有实力，也有野心。更何况，秦和三晋的宿怨深得去了。早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之间就有着太多的恩恩怨怨，大大小小不知道打了多少仗。秦晋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同炉，成为了天然的敌人，正是由这两个国家所处的战略位置决定的。对于秦国来说，地处西陲，西面紧邻蛮荒之地，没有发展空间，要想谋求霸业和长足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发东部。而东边的晋国则是秦国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过不了晋国这一关，秦国所谓“让后世子孙饮马于河”的理想根本只是空谈。
春秋时期，晋国凭借霸主之尊和崤山天险，把秦东进的道路死死扼住，导致秦国在近两百年的时间内几乎无所作为。当年，秦穆公为了架起一座通向中原的桥梁，曾经派大军迂回地沿着崤山北面去攻打郑国。结果，大军在返回的时候在崤山遇到了晋国的伏兵。崤山一战，秦国全军覆没，无一人得还。而对晋国来说，只要把秦国压制在崤山以西，就能凭借崤山天险高枕无忧。如果再能瞅准时机猛打落水狗，说不定就可以把秦一举全歼。可惜，晋国自晋文公以后，公室衰微，异姓大夫篡权，国内动荡不安，国土四分五裂，根本没工夫在西面作文章了。
“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继承晋国的西部国土，和秦国隔着黄河崤山东西相望。
以前秦晋之间的战略格局自然也就演变成了秦、魏之间的战略态势。而横亘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崤山天险，更是他们的必争之地。如果秦国占据了崤山，拥有河西之地，魏国的西大门不仅被打开了，而秦国也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占尽地利。正如商鞅所分析的：秦与魏，彼此都是对方的心腹大患，不是魏吞了秦，就是秦并了魏。这是由他俩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要是魏国好好利用他的地理优势，就能够轻松搞定秦国，而要是被秦国夺去了这个优势，那就等着被秦国来灭吧。
商鞅说到点子上了。秦、魏两国的形势正是“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彼此正是“腹心之疾”。所以，秦国要是哪一天强大到了能摊牌了，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魏国，就是要抢夺崤山之险。只不过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实力还不够，只能慢慢积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
可惜的是，秦国认识到的问题，魏国却没有看到。魏国是战国七雄中“先富起来的”国家。魏国强大起来的时候，正是六国还比较弱的当口，魏可谓是占尽了天时。秦孝公之前，秦国内乱不止，国力内耗，魏国趁机夺回了河西之地，对秦已经构成了从侧翼包围和泰山压顶之势。如果能趁着秦国政理不休、国穷民弱、羽毛未丰之际，安抚周边国家，审时度势，一咬牙，一发狠，把秦一举消灭不是没有可能。
哪怕灭不了秦，至少可以夺去秦国的泾渭平原，独霸秦川。之后，魏对韩就造成了四面合围之势，使得韩国四面受敌。从赵、魏、韩三国的地理位置上看，赵国与魏国互为声援，唇齿相依。韩国则是把魏国一分为二，是阻挠他东西相顾的心腹之祸。魏要发达，一定要灭韩，韩不灭，魏就强不了。魏国如能削秦灭韩，把自己的国土东西相连成为一体。拥崤山黄河之险，控制天下枢纽，占尽地利富饶，那再到东方去和诸侯们闹腾闹腾，就不用担心西面的后顾之忧，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这么一来，魏国的霸业可成。但是魏国却没有看到这点，四处瞎折腾，结果丧尽了天时。
魏国忽略了强秦，却跟东部诸候去拼命，不过是羡慕霸主的虚名。公元前357年，齐国威王开始实行新政，致力于国家的转型。这个在春秋期间首先称霸的老牌帝国主义，终于在沉睡了上百年以后开始觉醒。而秦国，也开始在公元前361年推行新法。魏国为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就面临着一个向东攻齐和向西攻秦的战略选择问题。也许在魏国看来，秦国虽然开始变法图强，但国力的增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何况，这个时候的秦国，行事低调，没事做做俯卧撑，打打酱油，看起来没有要跟魏国过不去的打算。而齐国，则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把魏国从霸主的宝座上拉下来，再现齐桓公时代的辉煌。
就这样，短视的魏国放弃了身边的猛虎，而是扑向了东海之滨的齐国。但是，齐国和魏国之间还隔着一个赵国。即使魏国要跟齐国玩命，也应该先把老家稳固了再说。而魏国，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受齐国的挑拨，和三晋的兄弟打成了一锅粥。如此一来，坐收渔翁之利的就只有齐国了。公元前354年，齐国趁魏国攻打赵国之际，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公元前341年，齐魏两国为争夺霸主宝座又在马陵会战。在这场战役中，魏大将庞涓中了埋伏战死，魏军十万精兵全军覆没，魏太子申被俘。马陵会战是强大的魏国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从此，骄横的霸主魏国国运中衰，一蹶不振了。真是“杯具”啊！
而这个时候，西边的秦国却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秦国强大起来，首先对付的就是魏国。公元前340年，秦孝公派遣大上造商鞅率兵伐魏，魏派公子昂率兵迎敌。结果，商鞅略施小计，就活捉了公子昂，大破魏军。魏惠王这下怕了，不得不献河西之地七百里与秦求和。但之后，秦国马不停蹄，穷追猛打，连续对魏用兵。
公元前333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又割了阴晋向秦求和。公元前330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的焦、曲沃等地，魏只能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就这样割来割去，魏国领土日渐变少，国力更加衰弱。无奈之下，魏国只得放弃了都城安邑，整体拆迁到了大梁，躲在了角落里，昔日的风光再也没办法重现了。难怪后来魏惠王要凄凉哀叹：“在东面被齐国打败，我的大儿子也死了；西面又割了七百里地给秦国；在南方又被楚国羞辱，丢了八个邑，真是我的奇耻大辱啊！”
《周易》中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在不该动的时候，你动了，就是死路一条；而在你应该动的时候，你没有动，更是错过了天机。对魏国而言，当秦国尚处于弱小的时候，没有给他颜色看，就是在应该行动的时候没有行动，从而错过了斩杀秦国的天时，给了秦国喘息的机会。等到魏国醒悟过来，大势已定，时不再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并且重复上演相同的故事。可是，能真正领悟历史轮回的明白人却是寥寥无几。秦末，西楚霸王项羽也正是由于骄傲自满，没有在刘邦还弱小的时候把他给铲除了，最终酿成了大祸。所以毛主席后来说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历史不能假设，还能说什么呢？孔子那句话用在这里也许非常合适：“时也，运也，命也。”
四塞之国
秦最终统一六国，不仅占尽天时，而且还享尽了地利。
后来的贾谊在《过秦论》中就是这么说的。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除了实力相差太多以外，还有很多非人为的客观因素。秦地处关中，是有着崤山黄河的天然屏障的“四塞之国”，固若金汤，易守难攻。正是凭借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大本营牢不可破，秦才得以最终统一天下。贾谊又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当然不可能了。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了。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让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难道这些人都是草包？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最后又逃之夭夭，实在是因为在地形上吃了大亏。
描写历史兴衰，在于揭示历史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规律。过于强调非“人为”因素，难免会陷入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用现在思想政治课的说法就是，片面强调客观原因，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但是，一个政权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它的兴衰存亡来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而且，年代越早，生产力越不发达，国家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就明显。孟子不就说过吗：天时不如地利。天时，是稍纵即逝的天机，偶然性很大，需要高智商的人才能领会；而地利，则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只要稍微有些头脑，就会明白它带来的威力和效应。《孙子兵法》不是专门整了一个“地形篇”出来讲地形对于国家和军事而言怎么怎么重要吗？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秦国地处“关中”，正是占据了一个易守难攻的绝佳战略要地。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最西边的第一阶梯是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和山地，第二阶梯为千米以下的低山和丘陵，第三阶梯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当然，第二阶梯中也有平原。但由于这些“平原”夹杂在山岭之间，所以不叫平原，而叫盆地了。
秦国所处的“关中”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它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这个地方，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岍山绵延，北有黄土高原以及岐山、嵯峨山、尧山、黄龙山、梁山等层峦起伏，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的山地，再加上黄河环绕，算得上是山川环抱，四塞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