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反传统性也可能进一步地削弱了人际之间的信任关系，它更加促进我们对别人的防范意识。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谈到的，反传统性所带来的后果是：在当前时期，不仅一个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受到了挑战，而且这些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在日渐变得过时，同时也给个体留下更大的空间来创建自己的行为准则。一种共同的伦理文化的消失，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更加难以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再可能把握我们所遇到的人们的行动或行为。现在，人们不敢免费搭便车旅行，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不信任态度。
关于这一现象，福兰克·巴瑞特（Frank Barrett，1992）在他的一篇题为“免费搭便车旅行者指南”的文章中写到：在60年代，每个人都愿意免费搭便车旅行；然而，在90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免费搭便车旅行了。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迁：它变得让人们感到免费搭便车旅行已不再安全。
这种人际之间相互防范的情形，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所谓的“危险的陌生人”现象。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越来越多的家长要护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许多家长选择驾车送孩子上学。例如，在英国，徒步上学的儿童人数不断减少：11至15岁徒步上学的儿童比例现在只有44%，而在10年前则有53%。
当人们在工作的企业中与同事相处得不再舒服时，一些人做出的反应可能就是：不愿意再参与共同体的活动，而是退缩到相对比较安全的家庭和亲友关系之中。我们在私生活中“寻求亲密关系”，这与整个社会或公共领域的和谐融洽是不合拍的。许多学者已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某种程度上，这也许能够作为解释最近调查结果的依据。有关的调查显示，在英国将近有1／3的人从来不与邻居交往。
理查德·塞纳特在他的经典着作《公共人的丧失》（1986）中，提出了许多论据来说明我们对待公共生活和周围人们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他的着作是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1950）的《孤独的群体》一书的深化。塞纳特与里斯曼及其合作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西方社会正在从外在定向状态朝着内在定向状态转化”。塞纳特指出：在19世纪，“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当陌生人在公园里或在大街上相遇时，彼此可以毫无戒心地进行交谈”。基于对历史的研究，塞纳特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早期阶段，人们更为注重社交活动，并不存在像现在这样的在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割裂状况。
不过，并不是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人们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就必然要以公共生活的丧失为代价。例如，埃希福特和蒂姆斯（Ashford and Timms，1993）在研究了欧洲的状况之后认为：在个人生活中（如在家庭中和朋友之间）的信任程度与公共生活中（如在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根据这种研究结果来推断，如果人们在个人生活中拥有非常亲密的、相互支持的、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那么，他们就具有较好的处理公共生活的能力。
但目前仍然缺少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的确凿性。埃希福特和蒂姆斯的研究并没有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内容相冲突，因为他们也十分强调当前时期个人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中所出现的日渐错位的状况；而且，并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都拥有非常亲密的、相互支持的、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
在当代社会，单身人数比例正呈增长趋势，许多人可能不再拥有家庭。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一份题为“社会趋势二十七”的报告预测：在本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单身生活的人数将占1／3以上。
另据估计：经历一次离婚的人数比例将翻番；结婚的人数比例将呈下降势头（从1992年的57%下降到2020年的49%）；孩子的出生人数也会随之减少。因此，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家庭中的社会关系日趋简单；在许多情况下，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可言。
总而言之，后现代性的进程导致了人们的不安感和个人主义，继而又在许多方面削弱了社会资本和共同体生活。我们接下来将讨论当前的其他重要发展，以期进一步阐析有关的趋势。
消费社会的兴起
在20世纪，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基本上变成了消费社会。如同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一样，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也成了一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消费塑型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些学者在谈到消费文化的形成时指出：这种消费方式，“消费的不只是物品的物质价值，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并推进了日常生活的商品化。于是，人们的消费过程关涉到的不仅是商品的物质性内容，而且延伸到诸如观念、关系、艺术活动等非物质性的内容。
消费社会的兴起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大量的相关争议，争议的内容涉及到消费社会所带来的环境后果以及对形成自我认同的影响等等。一些学者肯定了消费文化所带来的积极因素，认为这种文化增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并进一步注重了消费者的权利。不过，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消费文化的出现对地方共同体以及共同体生活所带来的后果。
消费的本质和体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例如，近年来，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不断地向都市的外围拓展。这类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首先在北美部分地区开始形成，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延伸到了西欧，尤其是英国，超市的数量在迅猛增多。由于经济的规模效应，这些大型商店能够提供比较便宜的商品。很明显，城镇里的那些专业商店和小型商店以及乡村中的那些小商店无法与之竞争，结果导致许多小型商店的关门歇业。这些商店往往是共同体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当地的居民在规律性的购物活动过程中可以相互认识与相互沟通，从而可以形成一种共同体的认同感。
罗布·希尔德（Rob Shields，1992）对大型购物中心和超市的作用提出了一种更加积极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大型的商场只看作是商品交易的场地，它们同时也有助于社会交往的公共场所。这些商场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随意消磨时光的场所，而且还可以让人们体验到自己作为群体的一部分与人进行交往。许多人甚至把游逛这些商场权当作一种休闲活动。目前，北美一些郊区所建造的大型购物中心，非常有助于推进共同体活动的开展。鉴于此，希尔德得出结论说：“实际上，大型购物中心已经成了共同体的活动中心。”
虽然希尔德就这个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但这里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因为人们不大可能把这些大型购物中心或超市作为生活或活动的中心。因此，在这种场合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它们纯粹是一种功能性的场所，谈不上给人们带来任何共同体的感觉。事实上，这些大型购物中心或超市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带有宽敞的停车场，其目的无非是想尽可能多地招徕各地的购物者。
其实，在这些大型购物中心或超市的购物经历中，人们也很少会有机会获得有意义的社会交往。绝大部分人都是驾驶私家车，很少有人徒步或乘坐公交车前往购物。一般来说，购物者都是顺便地浏览一下商品，选好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结账后便会匆匆地离开商场，购物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进行互相交流。
希尔德也承认：这种社会交往基本上局限于“礼貌性地招呼问候而已；商店服务员与购物者之间也是一种普通的约定关系”。而且，为了招徕更多的生意，许多企业尤其是快餐店、超市和加油站等，还专门为其员工预先设计了一套与客户之间沟通的话题，这就使得人们很难进行正常的交流。
例如，麦当劳餐厅的雇员都要接受有关“有效性、可计算性、可预见性、可控性”等方面的职业培训。
此外，近来出现的“居家购物”和送货上门的服务形式，也潜在地损害了地方共同体的生活。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居家购物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在线购物或电视购物等形式购买商品和服务。这种“居家购物”形式在美国和日本已经非常完善，在其他工业化国家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但遗憾的是，这种“居家购物”
形式，将进一步地减少人们与他人见面与沟通的机会。
这种发展趋势也可以从一些西方国家人们的步行里程越来越少的事实上反映出来。例如，据估计，在芬兰，平均每人一年的步行里程只有120英里；在法国，平均每人一年的步行里程大约为132英里；英国人原来的步行里程远多于其他北欧国家的人们，但平均每人一年的步行里程也只有227英里。而且，随着人们驾车外出比例的增加，这个数字还将持续减少。在英国，每周总的步行里程只占到人们全部外出行程中的3%。
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水平，人们不得不在工作上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例如，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在1987年要比在1969年多出1个月。后来，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也证实了这一情形：美国人的年平均工作时间在1990年为1942个小时，而在2001年上升到了1978个小时。这一事实说明：人们能与家人和亲友在一起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更谈不上有时间参与共同体活动了。
加里·克劳斯（Gary Cross，1993）支持这一看法，并试图解释：尽管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为什么我们似乎永远也不能拥有足够的金钱或时间呢？他在研究了美国和欧洲的有关情形后指出：自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来，发达西方国家逐渐趋向于消费主义而不是注重更多休闲的文化路径，从而激发了个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求；于是，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自此以后，一种消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人们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实际上，我们遵从的是一种“赚钱-花钱”的文化样式。
同样地，弗雷德·霍思（Fred Hirsct，1977）认为，社会生活或共同体生活在当前时期的削弱，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同时也说明市场及其准则——如对效率和竞争等方面的要求——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如克劳斯一样，霍思也认为，当代社会在物质方面尽管富有，但社交活动却越来越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消费”。
这些行为动机进一步影响了当今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为了维持一定的消费方式或水平，人们深感时间的紧迫、宝贵，总要斤斤计较于自己行动的成本与利润的关系。我们的行为变得更加地可以计量和附有条件：当我们在做出行动抉择时，总难免要反问自己“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于是，人际关系也就变成了待价而沽的交易关系。例如，假如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了一位落魄倒霉的朋友，就有可能退避三舍以免与他照面。同样地，我们也许会反问自己，“我们友好地对待陌生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之所以会回避那些市场调查员和希望得到我们支持的拉选票者的纠缠，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自己不能直接从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霍思还认为，这种“在社会关系中计较个人得失的行为”将会有增无减。他说：“讲友情是需要消耗时间的，所以要考虑是否合算，我们不能无谓地浪费这种越来越稀缺的资源。”艾伦·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2000）也发现，在美国，社交活动已经变得“井然有序”：有关的活动内容都有预先安排，虽然有始有终，但是匆匆结束，以便让参与者可以赶去参加下一场活动。他认为，那些悠闲的交谈、随意的社交和自发的活动，已经渐渐地远离了美国人的生活，因为那些社交活动可能要无谓地耗费他们更多的时间。威尔·哈顿（1999）认为，一旦消费社会的市场关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人际之间的友情关系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于是，必然会导致他所说的后果：“我们的朋友比以前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