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我们将结合前面三章所做的分析，来梳理其中的一些观点；特别要探讨由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所带来的更加个人主义化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以及这种转变所产生的一些后果。我们还将讨论，这种发展趋势会给许多后工业化国家的地方共同体和社会资本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将强调，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时期的高度不安感与市民缺乏参与共同体生活之间的关联性。本书着重于揭示当前主要的发展趋势，而不在于寻求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我们在这里的分析特点也是如此。
在本章中，我们还将剖析其他一些潜在的发展趋势，如消费社会的兴盛、休闲方式的变化以及城镇生活的特点等对削弱地方共同体所产生的影响。当然，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趋势是受到后现代性的作用而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消费社会的发展是与后福特主义注重灵活性的专业化特点相辅相成的，后福特主义为进一步的消费选择开辟了道路。然而，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寻找这些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联系——虽然会涉及一些——而是为了阐述这些发展趋势在当前时期是如何挑战共同体生活与削弱社会资本。
不确定性的后果
不安的时代
对于处在后工业化社会的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后福特主义和反传统性的综合影响，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也把更多的焦虑带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不安感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但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结构、体制和规范的消退而造成。比如，稳定的家庭和固定的职业有助于形成安稳的日常生活。众所周知，对个体来说，传统的支持和慰藉系统——诸如福利保障、家庭、教堂和工会等——由于后现代性的进程而正面临着全面的挑战。在许多情形下，人们是多么需要这些支持机制或体制所具有的传统的保护功能。然而，现在的一切使普通民众处在了一种更加脆弱无助的位置。很明显地，现代国家的作用也正在发生变化。
在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民众对国家的依赖性有所增加，其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由于那些合作的传统和互助的形式业已消失；那些合作传统和互助形式曾经存在过，尤其是存在于19世纪欧洲的许多工业化国家。例如，在英国，互助性很明显地体现在不同的互助方式和福利机构中，如“友谊会”和“合作运动”等。E.P.汤普森（E.P.Thompson，1968）在他的经典着作《英国劳动阶级的构成》中认为，在工业化早期，劳动阶级的生活中存在着许多“互助性的惯例”。然而，在现在的英国，这些传统已经消失；不仅如此，自1997年4月的金融投机行为之后，英国原来所谓的“庞大的合作性社会”被“相互敌视的”关系取而代之。1945年之后，英国的福利保障任务是由国家包揽的，民众一直以来也习惯于依赖于国家。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讨论过），现代的国家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是：在获取那些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基本保障如医疗保障和退休金等方面，是否还能够长期地依赖于国家。
其他的一些不安感，来自于后现代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风险。
许多学者如乌尔利希·贝克（1992、1994）和安东尼·吉登斯（1990、1991）等，对这一现象均有描述。他们谈到了伴随着异己的现代化而来的“风险社会”的出现及其许多不同的表现方式——我们在这里就阐述其中的一个方面。
风险取决于人类发展的本质和程度，来自于构成我们这个从贸易关系的全球性拓展到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不断延伸的后现代时期。
人类企图操控的自然和社会，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件不仅会影响到本地的形势，而且还会关涉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一个工业事故，如切尔诺贝尔事故，会殃及到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人类的一个错误，有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核战争；一个国家的金融投机行为，将传导到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在我们对现代性主题进一步认识，并对其潜在危机重新审视的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并对以前认为的确定性产生疑虑。正如鲍曼（1991）所指出的，我们“在知识增长的同时也扩展了无知的领域”。
不过，我们要区别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以上提到的这些风险，在将来也许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并不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经历。吉登斯和贝克把这些危险看成是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然而目前发生的可能性不大的风险。相对之下，对于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职业的不稳定、被解雇或失业等现实问题，才是需要随时面对的麻烦事；在这些情形下，人们很难规划自己的未来，如生育孩子、办理担保贷款等。尼克拉斯·罗斯（1996）也指出：在反传统性时期，人们的生存风险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谈到，随着传统的权威形式的弱化，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更多地依靠自己来决定未来的生活计划，诸如在日常饮食、健康、性行为、成家、立业、理财、养老金等方面都需要自己进行筹划。
毫无疑问，这种状态是一种自由开放的体验，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而且，我们必须承担自己所做抉择的后果。
不安感与个人主义
对于当前时期的许多人来说，不安感的体验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既然无法依赖传统的支持方式，他们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和事业了。为了给自己提供医疗保障，为了即使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也能办理担保贷款等等，他们不得不在职场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其实，许多西方政府也正在积极地推进个人的自我保障计划。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谈到，在英国，政府的政策已经做出规定：英国公民不能光指望依赖国家的养老金，而同时也要依靠个人的力量为自己准备养老保障。
这是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一条途径，这一途径也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普遍重视。
进一步的个人主义，势必要对地方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影响。一旦当人们变得越来越独立与自立，他们就不需要参与公民的共同体活动。而且，如果当他们感觉到在这个社会或国家没有安全感，或者得不到这个社会或国家的保护，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去参与公共生活呢？例如，当他们感觉到不可再冀望于国家能够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那么，他们也就可能不愿意为国家承担太多的义务。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下，不得不考虑这些社会利害关系。
安东尼·吉登斯（1990）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应对当前状况的较为积极主动的途径。他认为，除了诉诸于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之外，人们还可以采取一系列的适应性反应，来对待他所谓的“现代性的风险”。这些应对方式包括“实用主义的认同态度、玩世不恭的悲观主义态度”等；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基本的道德责任”的应对方式。这样就可以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并以一种“抗争性的行动”来面对共同的难题和危险。社会运动的途径，可以在其中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吉登斯看来，应对变化无常的社会环境，不能采用个人逃避主义，而要采取社会行动主义。他的着述具有一种实用的警示作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个人的一般行为，根本无以抵抗后现代性发展的强大力量。
然而，吉登斯这种对于我们的后现代社会所做的比较乐观的分析，尤其是他关于社会运动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并不是那么令人感到信服。关于社会运动，罗杰·伯尔巴赫（Roger Burbach，1997）指出：社会运动起因于他所谓的“新的个性”；“社会运动是满足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反映，而这些欲求又是在文明的历史过程中所前所未闻的”：就拿同性恋的人权运动来说吧，假如不是每个人为了追求他或她的个人性别认同的话，那又是为了什么呢？……环境运动无非是每个人出于对更好的生活质量的诉求，其目的是为了能够远离视觉污染、商业污染和环境污染。环境运动也是在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描述人的关系和特征的一种尝试。
兴许，伯尔巴赫的看法有失偏颇。例如，许多环境运动的成员和支持者并非出于个人的目的，而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与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当然，任何社会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有别于政党，因为政党若想获得更多的选票，就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阿尔伯特·米鲁西（Alberto Mellucci，1989）是阐述当代社会运动的着名学者之一，他更为极端地认为：社会运动更容易使个人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这些社会运动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和个性化。
他还认为：这些社会运动也潜在地反映出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避免一味地去争夺国家权力与维持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社会运动与常规的政党体制大有不同，一个政党的目标不可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和体验，而社会运动可以是为了达到“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实现的个人目的”。
因此，安东尼·吉登斯（1991）认为，社会行动主义似乎是新个人主义的基本载体。更准确地说，吉登斯同时也看到，新的社会运动所涉及的政治取向将更加朝着“生活政治”的方向发展。正如他所说的，“在把生活政治问题推向最前沿并迫使它们激起公众关切等方面，社会运动已经发挥了一种根本的作用”。
信任与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不安感和个人主义导致了共同体生活的削弱，其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信任问题。地方共同体的作用就在于：使其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相互合作成为必要，这种关系就是建立在成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因此，信任被看成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惯常的行为或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是共同体和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近来“信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已经渐行渐远。现在，让我们来讨论有关的问题。 信任具有不同的形式，并能起到不同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所重点关注的是，存在于民众之间的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信任关系，因为它对于地方共同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这种信任形式而言，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否已经弱化，因为正如福山（1995）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任的形式相当多样，信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实际上，福山把社会区分为“高度信任”的社会与“低度信任”的社会。不过，把这个问题与形成我们这个时期的主要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加以剖析，我们或许可以获得新的视角。
从这个新的视角来看，后现代性的进程与信任的产生与普及很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因为：后现代性的进程进一步地促进了个人的自由与选择，这使得维持持久的或永久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后传统时期，我们更容易摆脱那些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人际关系；同时，我们也因此平添了对于其他人是否可以信任的疑虑。于是，某些社会资源就会受到削弱，而这些社会资源是共同体生活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鲍曼（1996）也曾谈到其中的关联： 眼前的一切，似乎与那些所谓的长远目标、一生的规划、持久的义务、永久的盟友、不变的认同等都已相去甚远，以至于使一个人无法与人合伙筹划未来。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在“爱河交汇”的时候，相互聚集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各有所图，往往始于美丽的承诺而“终结于可怕的伤害”，今天的亲密结合很有可能增添了明日的怨恨。
面对人际关系中的越来越不安全性，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建立起某些防御机制来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正如克里斯多夫·拉斯奇（1991）所指出的，这些防御机制包括：对于脆弱的保护性状态的疑虑，对于强制性义务的惧怕，对于形成的需求进行刨根问底地追问，希望为自己保留开放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凡事不愿意依赖别人的意识，缺乏对忠诚或感恩的信念等。
凡事不愿意依赖别人的意识，“对于脆弱的保护性状态的疑虑”，“对于强制性义务的惧怕”等，这些心理都削弱了当前生活中人际之间的信任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