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地方共同体的重建或社会资源的重聚，与经济要素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可忽视或低估共同体赖以发展的经济要素的重要性。不过，本书侧重于对民众的态度与行为、尤其是对后工业社会中的公共精神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阐述。
公共精神的建设
《简明牛津辞典》（1990年版）对“公共精神”的解释为：“具有一种公共意识”和“一种参与共同体行动的意愿”。本书就采用了以上的释义。公共精神，是一种对待他人的基本观点或态度。这里的“他人”，不仅是指家人或朋友，而且还指邻居、同事，乃至陌生人。公共精神，表现为一个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得失，为了他人的利益能够随时准备参与更多的地方共同体活动。公共精神，既包括思想，也包括行为。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所说的，“如若没有美德和智慧，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就根本谈不上具有良好的行为。”
我们在这里所阐述的公共精神，不是指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履行的社会义务与责任。这与英国新劳工党政府所谓的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有所不同，1995年3月22日托尼·布莱尔在伦敦就新劳工党的使命发表政见演说时的标题就是：“权益，我们享受；义务，我们承担。”我们在这里不谈权益与义务的关系理由有两个：第一，义务这个语境或词汇出现于个人主义思潮的上升时期；第二，如前所述，地方共同体的建设不仅需要人们参加俱乐部或其他社团活动，同时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他们共同体的社会和市民生活。这与要求民众对国家或他人承担义务与责任的观点没有多少关联。如果把人们参与俱乐部、社团或其他共同体的活动看作是一种义务，那就显得有些荒唐。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会讨论：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工作与休闲的特点，这种社会进程将促使人们的行为方式进一步地朝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向发展。
我们在本书中所阐述的关于促进公共精神发展的策略，可能会引来一些异议，但本书的全部目的在于让人们认识到，西方民主社会应当更加重视地方共同体以及共同体生活的重建，并为此提供更多资源的重要意义。这也是，生活在“个人主义时代”的人们所要采取的一种适宜的、必需的应对策略。
关于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等学科对当前社会的经济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事实上，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也有赖于对于社会的前沿分析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本书的内容和特点决定了它不对相关的理论作具体的阐述。
本书中的许多参考资料和事例都来自于英国和美国。其中的一个缘由是，本人的生活背景——本人是一位英国公民；另一个缘由是，近年来大多关于共同体和社会资源方面的着述都是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再一个缘由是，本书中所谓的个人主义，可以简单地说，即是一种美国现象，或者说得到位一点，是一种英国-美国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个人主义，在这几个国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但是，如前面所提到的，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将对所有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全球化的进程是不可能让其他国家置身局外的，德国不能，日本也不能。这种趋势总要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这些国家也将融入个人主义的社会潮流。
本书是以本人的博士论文作为基础。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导师卢克·马特尔对本人的悉心指导与支持；感谢我的老师保罗·贺斯特和达罗·斯盖特对本人的大力帮助；也感谢我的哥哥肖恩·霍普，他帮我解决了许多计算机处理方面的问题。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两个侄女艾玛和安娜。
我们用后福特主义这一词汇或概念，来描述现代经济的结构、组织和过程的最新发展。这些进展虽然主要发生在经济和技术层面，但它们的影响力则波及到诸如文化、政治以及性等几乎所有的方面。虽然某些学者不一定赞成这种社会、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商会、共同体生活、个人行为方式等内容）的广义性概念（参见：Clark，1988，1992），但我们还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因为把生产特征和劳动过程等方面的变迁从整个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这种可能性是很难想像的。正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1989）所指出的，后福特主义坚持主张“对我们目前境况的任何分析，都必定要与经济生活秩序的变化密切联系起来”。
根据本书的总体目标，这一章的任务是：阐明后福特主义从哪些方面促进了个人主义化的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的发展。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少有学者问津的课题；同时还将讨论，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转型是否能够带来新的协作或合作方式。
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
无论是福特主义还是后福特主义，都已招致许多诟病；甚至有人对它们的合理性或到底是否存在，也表示了怀疑。一些学者质疑：生产特征和劳动组织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约翰·托玛尼（1994）认为，目前的状况只不过是“表征了原有发展趋势的增强”，“它是以进一步深化的产业实践的传统作为前提条件的”。我们不应该认为现在与过去之间存有断层。同样地，依据马克思的立场，现代社会的状态或特征并没有到达后福特主义的发展程度。生产方式和劳动报酬体系的私有化，依然是当前资本主义的主要运行机制。不过，我们在本章中将会讨论：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在工作体验、就业前景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等方面，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什么是后福特主义呢？后福特主义与福特主义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明白：在两种理论范式或两个代表时期的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者之间交叉重叠的部分（参见：Jessop，1994）。比如，许多企业可能会同时采用福特主义的和后福特主义的方法与实践，来满足它们特定的需要。
于是，我们也就会明了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这两种理论范式的相互关系。
许多学者认为，福特主义的体系表现于从蒸汽机时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参见：Murray，1989）。福特主义阶段，是一个规模生产与消费的时期，是以细化的劳动分工和标准化的生产（“流水线”）工艺与产品为特征的。这种生产模式需要固定的劳动方式，从而奠定了在劳动场所形成的如工会等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性行为方式。
相对地，在后福特主义阶段，消费模式向着专业化转变，生产方法、机器设备和管理体制都变得更为灵活，以便能够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它有以下一些特征：激励技术革新和组织创新；依赖新型的微电子技术；经济形态向服务性产业和信息产业转化；白领工人（专业人才、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数量与日俱增，手工劳动者的比例随之减少。“灵活性”和“弹性工作”等词汇，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方式中的流行语。“泰勒主义”的劳动组织形式——强调细化的劳动分工和严厉的监督管理——向核心型的或小组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小型的工作团队，具有执行多重生产任务，并能生产出整体产品的能力。现在的企业迫切需要与渴求的是，那些能够立刻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和技术。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说，这就要求他们不断地学习新的技能和技术，或接受再培训，以备适应其他的职业需要。这也意味着，永久性的职业在数量上已大为减少。例如，据《纽约时报》（1988年3月17日）报道：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创造了千万个新的就业岗位，其中大约有1／3的岗位属于“临时性的”。
就后福特主义兴盛的原因，一些学者已做出了相关的阐析：第一，通信和信息等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计算机和计算机化的知识成为了新的主要生产力；第二，西方国家的企业，由于面临来自东亚等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而被迫寻求新的效率模式（参见：Methews，1989）；第三，后福特主义模式也是许多企业主为了应对消费需求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要求企业不能一味地拘泥于规模生产的方式，以便能够获得更多的生产利润；第四，从学术界到工商界都有人推崇这种发展过程，他们认为这种发展过程可以为劳动者创造更佳的工作实践——托玛尼则认为他们是“新乐观主义者”。鉴于以上这些原因，后福特主义模式在未来还可能得以延续。
后福特主义与个人主义
在阐述了后福特主义之后，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种产业模式的转变，是怎样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的发展。这个过程包含了许多因素，我们就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展开讨论。
第一，后福特主义阶段的一个显着特点——来自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了全球化市场的拓展——导致了许多西方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非工业化生产。煤炭、钢铁和造船等传统产业，以及一些现代产业如汽车工业等，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例如，据1993年的美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在美国，从事制造行业的劳动者，在上世纪70年代占26%，到90年代初期为17%，在20年中减少了9%。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非传统产业，对那些以传统制造业为支柱的地区已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例如，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Aronowitz，1992）指出：一些曾是美国工业心脏的地区，“从西宾夕法尼亚到芝加哥，从底特律到辛辛那提”，都已经变成了“鬼城”。经济活动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必需的先决条件，然而，经济全球化以及企业朝着后福特主义实践的转型，又给这种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正如W.保罗·科克肖特和艾伦·科特尔（W.PaulCockshott and AllinCottrell，1993）所指出的：关于“共同体”，我们时常可以听到官方大量言不由衷的言辞，什么关心共同体呀、共同体计划呀，等等。而事实上，经济的发展正在"毁着共同体的固有根基。行动的相互协作，才是一个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
后福特主义转型导致共同体以及共同体生活的瓦解，从而为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在后福特主义时期，为了更能适应现代消费模式的变化，规模生产转变为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很明显地，人们更注重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的消费选择，从而使规模消费转变为分散的市场。至于这种转变是如何进一步导致人们的个人主义化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话题，我们将在第四章做更详尽的探讨。现在，我们所要说的是：新的生产技术为市场的专业化和商品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使生产企业更具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的能力。这也导致了大众文化日渐被后现代主义文化取而代之，从而使人们变得更为注重个人形象和生活格调（参见：Jameson，1984）。
第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后福特主义经济的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并进一步推动了个人主义行为方式的发展。尤其是，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等设备，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居家工作。这种工作方式对雇员来说，有其明显的优点：拥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工作环境更加舒适；无须乘坐公交车辆上下班；等等。
然而，所谓的“远程工作方式”也存在缺陷和代价。这种工作方式与同事很少有规律性的接触，缺乏日常的帮助与合作，以至可能产生疏离感和孤独感。工作场合是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场所：它是培养我们的社交技能、社会化状态与形成友谊的一种途径（参见：Connelly，1995）。与此同时，居家工作者也会感觉到与企业运作的分离，特别是难以直接参与日常的决策过程。
总之，这一发展趋势，使得我们的工作经历越来越偏离了集体行动。由于可以居家工作，雇员们各自分散在各地，于是，那些来自同一个工作场合的共同体验和稳定感就逐渐消失，组建工会等共同体并发挥其作用就变得更加地困难。需要大量从事“远程工作方式”的行业，也就缺乏在雇员中组建工会等共同体的共性（参见：Holderess，1995）。这也意味着：存在着雇员被剥削的更大风险。在“远程工作方式”出现之前，居家工作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事实。居家工作者（其中大部分为妇女），一般都是按件计酬的雇佣关系，通常社会地位低下、劳动报酬不高（参见：Hill，1995）。
然而，在未来，“远程工作者”可能会越来越多。居家工作的形式，减少了每天上下班流动的人数，这对改善周围环境明显有利。
对于雇主来说，远程工作形式通常更加节省成本：他们可以省下办公室和生产场地，也更容易以合同分包的形式雇佣这些居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雇主无需考虑雇员的退休金计划、解聘时的补偿、生病和节假日的工资等费用，因此，企业也非常愿意雇佣这种“非正式的”劳动力，并尽量让雇员成为“远程工作者”。这种形式也推动了“弹性”工作制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企业常常把生产任务外包到薪酬水平较低的地区，这已经成了一种发展趋势。新技术的发展，为这种工作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也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