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1）曾经说过，就许多工作而言，我们将看到“电子村庄”在数量上的迅速增多。由于把工作引入了家庭，家庭遂变成了社会的中心。这种现象，有点类似于在前工业社会就已经存在过的状况。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形成。例如，在加拿大，居家工作者超过百万（参见：Nadwodny，1996）；在美国，“远程工作者”已占到劳动力的6%（参见：Barnes，1994）。另有其他市场调查显示：在38%的美国家庭中，每家至少有一人居家工作（参见：Dunkin and Baig，1995）。
不过，有些相关的统计数据出入较大，很难准确地反映出实际情况。例如，就美国的情形来看，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调查显示：居家工作者大约占劳动力的25%（参见：Popcorn，1992）。然而，根据1991年美国官方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家工作每周超过35小时的人口比例，只占劳动力的14.5%（参见：Edwords and Field-H and ley，1996）。但无论如何，我们从这些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居家工作的人数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众所周知，或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或出于环境上的原因，将来居家工作者的比例还会快速上窜；而且，在当前的社会中，个人生活的重要性还将得到更进一步地提升。
第四，后福特主义已经对工作场合以及社会群体进行了重新划分，并对劳动阶层的集体性特征带来了挑战。从规模生产转型到灵活的专业化生产，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更为繁杂的消费需求，意味着在生产流程中所需要的雇员人数将进一步地减缩；而且，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培训，掌握计算机技术和其他多种技能。在日本管理模式的影响下，核心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地位常常是比较稳定的，他们能够享受到企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等。这些人往往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能够组成不同的小团队开展工作，能够在企业里完成多种不同的生产任务，包括制造、维护、产品改进和生产流程创新等任务。他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得更多，得到企业的回报也更多，企业也愿意在他们身上加大投资，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培训等。通过这种良性循环，核心劳动力就变得更加难以替代了，他们的岗位和生活就会有所保障，他们的地位也能得到不断地提升。的确，劳动力社会地位的重新定位，已经“改变了原有的财务核算体系，遂使机械设备变成了生产成本，而劳动力却变成了固定资产”。所有这些因素已经影响了现代管理的本质，导致传统管理模式下的等级制度的消失，因为这些新型的“灵活性的”劳动力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和机会来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于企业来说，这些管理方法可以“缩减”与剥离那些被视为非核心的劳动力，所有附加的工作都可以合同外包的形式加以处理。这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可以操控雇员报酬的空间（参见：Harrison，1994）。所以说，后福特主义的转型，把现代社会分为两种类型。首先，劳动力被划分为核心的与“边缘的”。大部分非核心的工作，更多地变成了非全日制的、短期合同制的、谁都可以完成的工作。那些边缘劳动力总会发现自己受到企业的歧视，例如，他们无法得到那些全日制同事所享受的定期职业培训机会，也不能享受企业的医疗保障和退休金等。最终，他们也只有依赖于政府这个“大老板”了（参见：Huntingdon，1997）。这种发展趋势，也导致了民众在获得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分化现象。
其次，后福特主义还导致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分化：一部分人被抛弃在现代社会之外。事实证明，所谓的“下层阶级”正在许多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不断形成。事实上，那些永久性失业者已从劳动力市场上消失；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其中许多人正被弃于社会之外，甚至丧失了公民的权利。正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87）所指出的，“灵活性的资本增值似乎也就意味着相对高水平的结构性失业。”在30年以前，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技术性工作岗位非常充足；如今，这类非技术性的工作岗位几乎消失，没有技术的人只能找到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或者就面临失业。于是，这些人就可能被遗弃于主流社会之外。技术上的进展，直接地导致了非技术性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许多学者都已关注到了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例如，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1982）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没有工作的非阶层”业已出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1987）指出：在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现在存在着“真正的生活贫困者”。就英国的情形而言，威尔·哈顿（Will Hutton，1996）也指出：我们当前俨然是一个“30%、30%、40%的社会”。
确凿的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收入的不公平正在愈演愈烈——罗尔夫·达伦道夫（Rolf Dahrendorf，1996）称之为“不公平化”。美国的收入不公平问题，近年来已越来越突出，以致成了收入差距最大的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参见：Wright，1995）。据美国官方人口普查资料（1990）显示：自1980年到1987年间，占25%的最贫困家庭的总收入，从占16.7%下降到15.4%；而在同期，占15%的最富裕家庭的总收入，从占41.6%上升到43.7%T/F。事实表明，英国的收入不公平问题也同样地严重。
据英国政府的有关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1996年间，最贫困人口部分的总收入下跌至占17%；而在同期，最富裕人口部分的总收入上升到62%。
造成这种巨大收入差距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这一期间的国内政策导向问题。然而，除了就业机会、工资标准等这些与政府政策相关的因素之外，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也不能不说是造成收入日渐不平等的缘由之一。在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日渐增大的现象也表明了：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显着特征。大量的调查数据也说明了，科技的发展是造成收入日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计算机的使用与个人收入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性（参见：Krueger，1993）。
最后，后福特主义以及相关的发展，对工会以及其他劳工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带来了挑战。这些共同体的存在，有赖于在同一个场合工作的劳动者的群体性。但是，随着“远程工作者”的增多，企业的生产转向合同分包或外包的形式，以及企业雇佣了临时工等原因，创建群体性组织及发挥其集体性作用，就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而且，在后福特主义时期，企业更加注重劳动力技能的多面性和灵活性，若要把这类核心劳动力吸收进工会等组织也存在着一定难度。比如，这部分核心劳动力该归属于哪种“工会”呢？虽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适应性问题。
在许多后工业化国家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如硅谷这样的后工业化产业地区。在传统工业的中心地区，工会会员的数量明显减少；而在这些新兴产业成长的地区，组建工会则越来越困难。这些新兴产业是以复杂的生产方法，使用大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为特征的（参见：Piore and Sabel，1984）。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类工作是充满着高额利润诱惑的职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工会这种组织在这些地区常常不能引起他们足够兴趣的原因。
由于国家政府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放在应对日渐增强的全球化经济环境方面，于是，工会这类组织也就受到了轻视。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更加难以组建工会组织，因为它们的工作场所是不断变动的。在过去，对于跨越国界的合作与稳定来说，工会组织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国际劳工联盟通常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正如奈杰尔·哈里斯（Nigel Harris，1986）所指出的，“虽然资本在世界各国流动，但这很难说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
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对工会的作用与影响力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在新的情形下，工会组织很难发挥自己的作用。于是，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威胁了群体稳定与协作行为等重要表现形式。现在的工会或其他劳工组织，也的确不可能复制从前同业协会的那些性质和特征：大家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互相支持与集体行动。这是建立工会等组织的基本准则。而现在，许多人只是为了个人的经济目的而加入工会。在福特主义时期，工会等组织往往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这些共同体在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如安东尼·布莱克（Antony Black，1984）所指出的：这些劳工组织不但把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也是他们形成价值观的源泉。在布莱克看来，在现代社会中，集体性组织的缺少“已经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贫乏”。
在后福特主义时期，我们不可能过多地依赖于工会或同事来改善自己的工作境遇，我们必须独立地面对职业的越来越不稳定性；为了能够安身立命，我们每个人不得不更加依凭自己的能力和奋斗。比如，为了生存，他或她，可能需要同时打好多份临时工，包括自由职业的工作和签定协议的工作。为了工作的需要，一个人可能要到处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有可能到另一个国家。经常流动的工作，会使我们疏离了原有的环境；让自己有所归属或与其他人保持恒久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困难了。总之，工作的流动性更进一步地威胁着共同体的形成，弱化了固定的社会联系，也影响了家庭和朋友关系。因此，在当前的工作状况下，社会生活或共同体生活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后福特主义的转型，迫使人们做出个体性的应对行为，而不是集体性的或群体性的应对行动。
有些人认为：这种新的工作模式是一种自由的就业方式，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职业选择，同时也为个人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我们并不否认，这种看法有它正确的一面。福特主义结构和文化，虽然常常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性，但也有其令人生厌的特征，因为它更为强调集权性的中央计划、等级性的组织机构、僵化刻板的职业形式和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而且，工作本身往往极端枯燥无味，生产过程的手工化对工人没有什么技术要求，工人几乎不需要脑力劳动或创造性，他们只不过是标准化与规模化的生产流水线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然而，这种刻板乏味的、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在后福特主义时期仍然可以见到。如前所说的，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才适合于从事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和首创精神。而且，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在让人们获得个人自由和潜在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许多令人忧虑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社会共同体随之消失；新的社会分化随之产生；协作性行为方式随之弱化；社会不平等日益突出；一个下层阶级业已出现；职业越来越无稳定性；新的剥削形式不可避免；对许多人来说，与他人之间的疏离感愈加强烈。
后福特主义与协作关系
在对后福特主义进行了社会与经济层面的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再来讨论是否能够引入团结协作关系的新形式的可能性。这些潜在的行为，只有当大家在同一个场所工作的时候才能够得以表现与发扬。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为了保证完成特定的工作项目，企业迫切希望那些核心员工以小型团队的灵活形式来开展工作，并要求团队内部的员工相互团结协作，比如，共同分析情况和问题，共同作出决策等。这种模式，深受日本的工作实践和管理理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