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与本书的主题密切相关的角度来看，福山用来证明社会秩序已经得以重建的统计数据，也并不是完全令人信服。我们可以列举其他一些因素来说明他所采用的统计数据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并没有什么关联性。例如，更加有效的治安措施也可以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而且，这些统计数据顶多也只能说明发生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一种暂时现象。正如福山本人所指出的：“社会秩序的改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正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基本上不采用类似的统计数据，而是着眼于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基本的或明显的发展进程。
至于道德保守主义的复苏迹象，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事实上，这种复苏迹象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个人主义表现形式而已，它反映了一些人想重返业已消逝的岁月的一种愿望，而不能说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已经形成。而且，道德保守主义的复苏迹象，似乎也仅局限于美国；在欧洲国家，几乎看不到这种复苏的迹象。例如，在英国，保守党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发动了一场“重返基本原则”的运动，但结果因英国民众对此缺乏热情和想像而告失败。
再次，事实上的后现代性的基本进程正与福山的看法相背离，它们导致了社会安全性的进一步降低，个人主义行为方式的进一步蔓延以及社会资源储备的进一步衰竭。至少，本书是抱持这种观点。而且，全球化、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主义以及反传统性至今仍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几乎看不到新的协作形式和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能够得以产生的前景。
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会自然形成，并指望它能够应对这个后现代社会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公允地说，福山应该意识到自己观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们亟须设计出一种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策略或其他形式的公共干预政策。福山最后也承认：社会秩序的重建，不能只依赖于个人与共同体的互动作用，它还需要公共政策的推动。
对公共精神文化的展望
本书所建议的弘扬公共精神的行为样式，不一定普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同时，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曾经出现的行为样式。人们奉献自己的时间去参与共同体活动和志愿者组织的实践，已经广泛地出现于发达工业化国家，即便在体制上看上去截然不同的国家，如日本与美国，这样的实践活动也非常普遍。就前者来说，福山认为“日本社会拥有非常普及的自发性组织”，而其中的大部分组织被日本人称为“小型”社团。这些社团的形成——人们可以自由参加，并不一定是以亲属关系为纽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与维护了传统的艺术和工艺的发展。
美国有着悠久的联合会历史。早在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游历了美国之后写成着名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人们以联合社团和协会的形式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或处理各自特定的需要，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他在书中写道：这些不同的社团和协会网络构成了各种交叉纵横的社会共同体。但是，托克维尔在书中所描绘的景象并不是建立在具体、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因此，也有可能导致他高估了这些社团和协会在美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罗伯特·帕特南对美国的共同体生活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基本上赞同美国在这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观点，尤其认为在19世纪后期美国的社团组织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他说：“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人创建并加入了无以计数的自发性协会。”但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最为关键的是，帕特南和福山等学者都已经指出，现在的美国社会正在丧失这种传统，而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化。
英国社会虽然也同样正在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化，但它拥有众多的慈善机构，许多人通过这些志愿者组织奉献自己的时间去保护那些古老的建筑、村庄和历史遗迹等；同时，也设立了许多志愿者工作计划以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志愿者行动。最近，还创建了一种所谓“时间银行”的全国性资料库，民众可以把自己的兴趣、专长，愿意从事的志愿者活动内容，以及什么时候能有时间去参加活动等信息储存在其中，当某种慈善活动、志愿者行动或社区服务活动有需要时，就可以在“时间银行”中调出合适的志愿者人选。
这些都是值得赞赏的，且是社会非常需要的计划。“时间银行”在2000年开创伊始，就有18000人加入这一志愿者行列。如果想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这些计划中来，以便形成一种公共精神文化，那么，这些计划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政府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本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建议。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已经对鼓励其民众广泛参与共同体和市民生活的计划提供资助。例如，英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展了“好邻居运动”；在80年代推行了“有所作为计划”；在90年代，新劳工党提出了“奉献的年代”的口号等。
与此同时，作为现行民主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把一般的促进计划与特定的政策目标结合起来。例如，作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的一种途径，自上世纪的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警方以及其他部门联合开展了“邻居相互监管计划”，成千上万的民众参与到这项计划中来，并获得了显着的成效。这是一个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且，事实证明是成功的。
推进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意义，以及它在地方共同体重建过程中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民主国家也日渐意识到，需要提倡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概念和建议。在英国，新劳工党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共同体的建设问题。在美国，克林顿总统非常强调志愿者行动的重要性，他曾召集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其中包括科林·鲍威尔、前总统乔治·布什、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等人——来寻求推动这项工作发展的途径。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的国会演讲中，也谈到希望能够继续贯彻由克林顿倡导的志愿者发展计划；他还建议志愿者人数要增加20万，并对“美国特种部队”的志愿者计划增加50%的经费。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一致支持这样的计划。
在英国，不同党派之间对这方面的问题，似乎都能够达成一致的共识。英国内政大臣戴维·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指出：“志愿者行动计划是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社会的一项基本任务。”这标志着英国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上，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老劳工党”时期那种比较专制的方法。与此同时，保守党在对待这方面事务的态度上，似乎也有别于先前的撒切尔主义政策。例如，影子内政大臣奥利弗·赖特温（Oliver Letwin）就强调了建立一个“邻里一般友好的社会”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在发达工业化国家推进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事业，其前景也是难以预料。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当前时期的主要发展进程会与我们所倡导的行为方式相抵触。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还取决于不同国家各自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诸如民族文化的特点、政治制度的类型、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简单地说，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推进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
至此，书稿总算完成，我终于有时间去为地方共同体从事一些弘扬公共精神文化的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