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以及利益至上的追求，在很多情况下是潜藏在市场准则或机制背后的驱动力量。例如，在英国，大零售商是争取商店在礼拜天开张营业的最积极的力量。这显然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样地，商品化的方式——犹如杯子和广告一样——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受到类似的利益驱动。在一些学者——尤其是那些左翼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犹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一样，也是反传统性过程背后的一种真正的驱动力。
市场资本主义不仅是西方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在诸如东欧和东南亚等部分地区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它对传统的威胁看起来还将迅猛地蔓延开来。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也适用于那些有着漫长市场资本主义历史的国家。例如，在英国，市场准则正在扩展到那些以前未曾市场化的领域，如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
总之，我们在本章的前面部分阐述了，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些进程是如何削弱了传统以及传统的权威形式。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进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反传统性的后果及其复杂性、反传统性的积极因素，反传统性有许多积极的、开放的因素。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传统即是一种复制，相对于基本的‘合理的质问’，它是一种信任……”
尤其是，反传统性为进一步的意志自由和——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自我内省铺平了道路。个体不再备受传统权威的束缚和禁锢，却拥有更大的自我抉择与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意味着，正如乌尔利希·贝克和伊丽莎白·贝克所指出的，“从前很少有人敢向往的事情——为自己的生活考虑——现在则变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需求”。这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开放性的生活体验，而且也促使个人的责任与完善的程度可以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总之，反传统性意味着：一个人不必再固守于“他所被规定的位置”上。例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某些传统束缚的消失，妇女的地位已经得以改善。尤其是，随着固有的宗教、婚姻和核心家庭等方面的制度与实践的权威和影响力的淡化，妇女的自主权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又如，同性恋行为曾受到某些传统制度的极大歧视与排斥，而现在，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道德规范上，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反传统性与个人主义
不过，反传统性也会导致更进一步的个人主义。这是因为，传统即是一种集体意识，或如迪克海姆（Durkheim，1961）所说的“集体观念”；它是共享的价值和准则。迪克海姆确信：倘若没有这种集体意识，就不会有社会，也不可能有社会生活。随着传统的弱化，集体意识对个体的影响或引导作用逐渐减弱。这意味着：我们的抉择范围与行为方式，既不再受过去相同的集体经验的局限，也不再受源自于某些特定共同体或社会所要共同遵从的信仰和文化准则的桎梏。这能够促进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体道德体系的发展，从而使我们的行为以及行动准则更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而无需受制于那些赖以形成一种共同伦理文化的集体观念或集体意识。因此，保罗·希拉斯（1996）指出：反传统性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人们无须再“考虑他们自己要从属于哪个整体”。
齐格蒙特·鲍曼（1993、1996）指出：与其说我们知道把传统性的衰落看成是道德体系的终结，不如说“我们大家都已逐渐明白了”道德体系业已终结。在鲍曼看来，两者有着重大的区别。在过去，我们的道德准则是简单地传承过来的，或是由某种外部力量强加给我们的；而现在，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所有的道路都向我们开放，这反倒要使我们诉求于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去进行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如今，我们处在后现代时期——“后现代性即是不可预知的状态”——源自外部力量的或基于普遍准则的道德体系已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已对道德的普遍准则置怀疑态度。我们可以从鲍曼的观点中看到这一点。
传统以及特定的传统制度和实践（如宗教）的削弱，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变得缺乏道德。这仅仅是，道德体系的来源正在发生着改变。对于我们来说，适应源自于固有传统的根本道德体系的解体过程，这也许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这也表明人类对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的一种自信。正如尼采（Nietzsche）所指出的，这些传统根基毕竟起源于人类的发明。从现在起，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男人与女人相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冲动，技巧和能力”等基点上来。不过，鲍曼也认为，“我们无法确保，这种思想基础将会坚实得足以支撑起一种道德共同体”。
针对形成道德共同体的难题，鲍曼（1996）则更侧重于其中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化的过程。在当前的情势下，人们都十分在乎友情的价值，更注重形成友情的网络。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比如，一些人乐衷于参加与自己身份相一致的社交圈子或组织的活动。然而，尽管友情可贵且必需，但这种友情观念并不能等同于家庭、教堂和学校所谆谆教导的价值观。事实上，有些友情网络——如各种亚文化群体和年轻人的帮派等——往往会导致反社会行为或犯罪。
因此，我们仍然需要诸如家庭和学校之类的社会化中介载体，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偶然性，或凭借于鲍曼所谓的“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出色才能”。然而，反社会性已使得这些中介载体越来越难以在儿童和年轻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将简要地讨论一下家庭，特别是家庭聚餐和“传统礼拜日”相关的境况。
就家庭聚餐而言，马修·福特（Matthew Fort，1996）指出：家庭聚餐这种仪规，往往是全家人聚集一起的唯一机会，同时也是家人之间相互交流与增进家人亲情关系的一个重要场合。对于做父母的来说，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关于社交的知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做孩子的来说，他们可以在这种场合把这些知识和习惯付诸实践。然而，在许多西方国家，家庭聚餐的机会已经变得越来越少。福特曾在1996年对1000名在校英国儿童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1／3的儿童在过去的礼拜没有与他们的家人聚在一起用餐。即便是如法国这样的国家，绝不像英国和美国那样一家人很少聚在一起用餐，但法国政府还是注意到：现在平均每个法国家庭聚在一起用餐的时间为80分钟；而在1965年，一家人聚在一起用餐的时间为两个半小时。
福特剖析了这种趋势的一系列原因，其中有方便食品（即所谓的“电视快餐”）和电视的流行等原因；同时，他也指出了一些与反传统性过程有关的因素，如工作时间的延长（市场资本主义）和离婚事件的增多（内省现代化）等等。
一家人难能聚在一起用餐已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这也引起了包括政治家和教师在内的许多人的忧虑：家庭作为道德伦理和社会交往等价值观的源泉，正在丧失其原来的效用。而且，正如福特所指出的：“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在经验和价值观上丢失了传承关系，现在每一代人仿佛都以为他们可以各行其是。”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导致一些年轻人的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大量的报道显示，教师在管教自己的学生行为方面面临许多困境。作为应对策略，新劳工党已采取了一些综合措施，例如，设立家长参与管理的学生班级，以及对捣乱惹事的学生家长处以罚金，等等。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已经做出了许多解释，但其中的一些原因可以被视为反传统性的产物。例如，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一些所谓的“缺席的父亲”，由于他们的自私与缺乏责任感而受到社会的谴责。这些男人为什么有如此表现，是有一定原因的；但内省的现代化——由于以往传统强加于个体的许多束缚业已消失，这使得人们可以追寻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意味着，这些“缺席的父亲”可以无须顾忌以往的社会习俗和社会规范，径自去“从事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抱着任其自然的态度，从而可以把重心放在去追求自己的生活上面。
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传统礼拜日”也已告消失。对事物泛泛而谈总是不明智的——兴许，我们在这里所呈现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化的描述——“传统礼拜日”具有三个固定的活动内容：去教堂做礼拜；看望家人并与家人团聚一起；礼拜日家人聚餐。迄今，以上三项活动都已名存实亡，其中的原由我们已做过分析。于是，人们也就因此进一步地丧失了接受有关社会文化价值观洗礼的机会。的确，大量的调查资料显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利用礼拜日上街购物或加班工作；也就是说，礼拜日已被沦为平常的一天了。
此类传统的消失，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构建人类行为的规范和准则的机会。由于社会规范对个体行为的约束越来越宽松，故而就潜在地连累到了社会秩序。因为反传统性给个人行为带来更多的自主性，使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每个人要正确地利用这种自主性，采取公平与公正的，而不是反社会的行为方式。但是，鲍曼所谓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和“自我探索的旅程”并不能确保这种希望能够实现。这种观点没有任何的实践意义：它不能保证儿童在学校里不捣乱；它不能保证人们不去犯罪；它不能保证政客们在他们的风流韵事败露之后会引咎辞职；它不能保证商界领袖们不给自己发奖金或拒绝接受巨额薪酬等等。当然，在反传统性时期之前，虽然传统的体制和实践决不可能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但是，道德规范所能提供的行为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在反传统性时期，人们的行动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自行主宰的。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讨论有关公民身份的问题，并有必要设计一些策略来传播与灌输应有的市民价值观。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观点。现在的人们正在构建自己的行为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几乎完全摆脱了任何社会的、历史的和道德的束缚。关于这一点，已经没有太大的疑义。虽然某些传统形式（如宗教）还继续在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和观念，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传统的体制和权威的形式受到了挑战，或是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出现了溃败，那么，若要让它们重新复活就变得非常地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们赖以存在的最初根基或信念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动摇。
反传统性对社会和谐造成负面影响的另一情况是：西方民主社会内部的信任缺失——这一点将在本书的第四章中做更详细地探讨。例如，信任问题成为1997年英国大选的中心议题。芭芭拉·米兹太尔（Barbara Misztal，1996）指出：我们正在面对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世界，现成的或以往的确定性已经消失，我们需要去寻求新的社会融合途径，因此，在当前的状况下，信任已变得格外地举足轻重。米兹太尔还说，学者们应该超越一系列的学术戒律，把信任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不可少的社会黏合剂。然而，问题的症结是：信任需要具备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由传统所提供与强化的。尤其是，社会成员之间互信关系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的稳定、两性的和谐关系和对未来的可预见性等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传统性可能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背道而驰的。
反传统性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消失，将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是自恋的行为方式。人人都专注于自我，于是就产生一种极其排他的个人主义行为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