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快乐伦理
福柯虽然从来没有在他的着述中提到过“反传统性”，但实际上，他已经认识与预见到了这一进程的来临，尤其在他的后期着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一次访谈中，他声称：“作为必须遵从的道德体系现在正在消失，抑或已经消失。”福柯还研究了古代希腊、罗马先哲们的相关思想，希望能为解释当前的情形找到某些途径。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有些问题，与古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他生动地描述了他所感兴趣的古代世界；在他看来，古代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束缚个人行为的道德规范。因此，他的着作也许能够帮助人们看到反传统性所带来的潜在后果。但是，这两个时期显然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程度等方面；两者的比较是在道德体系、个人行为和社会和谐等领域展开的。
在福柯看来，古希腊帝国时期并不像基督教统治时期那样，它没有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系，人们也无须遵从一种法则体系。这种状况激励了个人对行为道德规范的探索。这种探索侧重于个人的修炼和涵养，以及“打造自我并形成独特风格的个人能力”的发展，尤其强调把个人作为道德主体来进行自我塑造。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所谓的形成个人的独特风格，注重的是个人的自由，藐视行为规范、普遍标准以及道德家和其他权威的作用。在福柯看来，这条通向道德体系的途径，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人的一生悉心地雕琢成为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确信我们这个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讲应当返回到古希腊时期的经历”；他建议我们也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件艺术品那样，加以精心雕琢，并去追寻一种“存在的美学”。
然而，即使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发生于我们这个反传统性社会中的令人不爽的因素。个体在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主体而实施种种的行为或途径时，所牵扯到的共同主题就是自我问题。福柯也承认：“我不认为哪个人能够说，古希腊人在考虑自己之前会首先考虑别人。每个人肯定不会在考虑自己之前先考虑别人。”所以说，每个人在追逐自己的日常目标（形成个人的风格）的时候——无论是参与政治生活或者组织家庭等，都要与他人发生关系——都是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福柯所谓的道德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伦理观是一种道德的个人主义形式。
道德的个人主义带来的问题是，它会导致社会成员更加地以自我为中心。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90）所指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由那些独立自主的、各行其是的成分组成的大杂烩；他们的自我实现，让人感觉不到可以增进人际交往的凝聚力”。心理学家艾瑞克·艾瑞克森（Erik Erikson，1965）指出：人际之间的互信关系，都是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或互动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这也是一种稳固的自我认同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是抱着利己主义的价值标准，那么，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就会出现问题。因此，福柯为我们所呈现的个人快乐伦理学，不可能形成能够发挥社会有效功能的基础；也就是说，不可能提供一种有助于社会经济合作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构架。
这种以自我为先决条件，以及追求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自然就缺少对广大的共同体的重视。我们进入了一个如吉登斯所说的“旧的公共秩序已经崩溃，个体越来越倾向于自恋性的、享乐主义的自我追求”的时期。确实，福柯在他的《性史》一书中很少谈到共同体生活、友谊和政治等内容。为了阐明一个人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个人涵养”，福柯声称：古希腊社会的公民并不是“把生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好奇心、日常焦虑和哗众取宠上面”，而是在乎“取悦于自己”，让自己体验到真正的内心快乐，并把脱离政治看成是摆脱身心困扰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远离政治，才能更好地修炼自己”。在现今的反传统性时期，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事事以自我为中心，而且也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参加选举投票的人数以及政党的成员人数都在逐年减少。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态度所造成的另一个潜在后果，就是自恋症。在福柯的后期着述中，他用许多篇幅来描述这种现象。例如，福柯在他的《性史》第三卷中谈到了，古罗马时期的公民在决定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修炼自己时所处的两难困境。然而，福柯（1988）指出：“就身体的修炼而言，要讲究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度的体育锻炼以及对需求的有节制的满足等。”
前人的生活态度仿佛又重现于我们这个反传统性时代：自恋症的增多，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例如，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1986）跟踪研究了，近年来由于个人意识的增强，造成了共同体和公共生活的弱化，以及自恋症增多的发展趋势。克里斯多夫·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1977、1979）则声称：“自恋症文化正困扰着现代社会。”这是一个自恋的世界，一个回归于自我的世界：“生活充满着对健康和幸福的永无止境的求索，其途径有很多——可以通过锻炼、饮食、药物，以及各种心理护理和调适等等。”
在当今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见到许多形态的“自恋症文化”。美容、时装和休闲产业的兴盛于市，保健产品的大量畅销，美女和时髦人物的招摇惑众，兜售生活情调的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泛滥过剩，流行时尚的快速翻新等等，这些都是其表现形态。这些现象所要表达的共同主题就是：讲究外表与追求生活样式。当然，这种生活态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沙龙风气、古代欧洲皇室的宫廷生活样式等等。不过，在过去，这种生活样式主要局限于那些有闲富裕的阶层。要说最近几十年来的情形与从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现在这种生活样式变得更加地流行于市面。从表象上看，前人的“生活样式”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似乎有相似之处；但后者更多地表现在对花样翻新的影像变幻、表面形态、大杂烩、流行时尚和新奇事物的不经判断地接受。
关注自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健康第一”观念大行于市。在我们这个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的时代，保健产业以及相关的健康咨询业蓬勃兴起。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机构的帮助，因为传统的支持形式由于后现代性的进展而受到弱化并失去效用。例如，在作为家庭成员的支持功能方面，大家庭不再能发挥其有效作用。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对个人所带来的压力，以及居高不下的离婚率等现状，已经使大家庭更加难以发挥其有效的支持功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缺乏固定的方式，也许可以作为解释在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工作狂、购物狂和健身狂等此类狂热行为方式的原因。随着保健产业以及相关的健康咨询业的兴旺，提供支持和建议的电话求助热线也广受欢迎；咨询求助的内容，从酗酒到食欲混乱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许多人认为，将古代希腊-罗马的状况与当前的情形进行比照的任何尝试，可能都是非常牵强附会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两个重要时期可能存在的相似性做些简要的对比。有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质疑福柯所生动描述的古代社会的历史准确性。然而，福柯认为，自己的目的在于研究“现在的历史”：考察过去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他的着述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一个社会中，当一种普遍的道德体系正在消失或严重缺位时——如我们所讨论的，这是反传统性导致的后果之一——就可能会出现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自恋成性和各行其是的局面。
反传统性与“权利主义”
在西方国家，反传统性的另一个表现是：人们越来越注重所谓的“权利”。这是随着普遍伦理文化的消失与个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逻辑后果。许多学者认为，“权利主义”一词比较适宜于用来表述当今的这种现象。因为一些个人和组织对于行使或渴求“他们的权利”带着某种狂热与偏执，以至于往往到了迷信的程度。对权利趋之若鹜所带来的后果常常是：使得与对手协商、妥协，甚至接受争议本身都变得极其困难。一种基于权利的政治，必定会削弱民主治理的根基。最近有大量的事例说明，这种政治形式会扼杀争论，甚至导致极端主义。例如，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论，就是与权利问题相关联的。反堕胎主义者强调的是未出世胎儿的生命权利；而他们的反对方则常常强调妇女所拥有的操控自己身体的权利。这种争论已持续多年，但最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在美国，围绕着这个问题争执，已经导致了许多人的肢体冲突甚至被害。同样地，在英国，一些动物权利支持者，也是诉诸暴力的方式来推进他们的事业。尤其是，20世纪被恐怖主义行动搅和得不得安宁，而这些组织和个人都自以为自己所执行的行动是基于国家赋予的权利。因此，“权利主义”具有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潜在性。
许多学者认为：现在的“权利主义”
已经有些过分，以至于给社会带来负面的、不宁的后果，尤其是用权利来判定所有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反社会的行为：从暴力色情的描写，到吸毒的流行，再到种族偏见的散布等等。个人的欲望或利益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权利。权利变成了一种“自私的人们用来追逐自己个人目的而毫不顾忌周围群体的保护伞”。
在美国，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枪支的控制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美国每年发生的枪杀案数以千计。但是，美国政府无法采取有效的枪支控制措施，因为反对者尤其是那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枪支游说团体认为，美国宪法的第二次修正案规定美国人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于是，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不尴不尬的情景：致使大量无辜被枪杀的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人维护他们的权利所造成的。
福山（1995）指出：在美国，从义务和责任的角度来说，所谓的“权利文化”意味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难以妥协的、无法均衡的利害关系。他揶揄说，“在美国，一本美丽的撒马利亚五经更能用来治理那些帮倒忙的行为，让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得到应有的报应”，这才能达到目的。埃米泰·埃茨奥尼（Amitai Etzioni，1995）还呼吁美国要暂停颁布有关新权利的法案，他认为通过国家的法律程序颁布权利已经使其中的道德诉求贬值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莫非，法律专家在为了保护沙滩免遭毁坏的案件中，应该以沙子拥有的权利作为辩护的依据吗？
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反传统性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有关情形。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错综复杂，但最主要的问题是：传统性和共同体已经丧失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文化的源泉或根基。
那么，如何才能创建新的伦理文化呢？我们在联系鲍曼所强调的“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和“自我探索的旅程”中做了简要的阐述——如我们所谈到的，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不过，当前持乐观态度的人们或许会认为：通过我们的理性努力与经由民主的途径，新的伦理文化或伦理构架总能形成。理性和民主为我们提供了在摆脱传统束缚之后构建新的行为规范的机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部分西方国家所出现的情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远不能阐明反传统性所带来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这个时期的特征是：人们更加地以自我为中心，更为明显地追逐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行为方式更少地顾忌普遍的伦理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这是因为：本来可以经由理性的、民主的程序来传播达成一致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那些制度和实践，包括社会化的载体以及立法机构等，现在都已经被弱化了。
反传统性已经从各个方面削弱了它们的地位和权威，其中包括许多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以及治理形式。例如，我们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讲到，人们对政治所抱有的更加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从参加政治选举人数的日益减少上面略见一斑。因此，在向后传统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确保有效的机制和进程，以便能使个体获得新的道德伦理文化。鉴于此，我们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探讨如何来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
在本章中，我们在讨论反传统性导致了进一步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并不否认传统的制度和实践所带来的许多问题。回归从前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也不是我们的愿望。比如，难道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道德体系建立在超自然存在的基础之上吗？许多人认为，原有的道德体系压制与歧视了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尤其是妇女和同性恋者。
因此，人们再也不愿意返回到被某些人所怀恋的“黄金时代”——上世纪的50年代，常被那些注重政治权利的人所乐道——因为，很简单，对于西方国家的大多数群体来说，它并没有意味着“黄金”。在这里，我们在阐明了反传统性的许多积极因素，尤其是它为个体提供了更大的自主性的同时，也揭示了反传统性所导致的个人主义为当今社会带来的许多难题和挑战，其中的一些困境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继续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