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人过手较量的时候，像小孩子胳膊那么粗的棍棒，我一膀子抡过去就能让它立马断开。我那时候的身体好像铁打的，到处都是劲儿，你让我头朝下脚朝上，用两个胳膊倒立行走，我一直走出去一公里多地。要我说，幸亏我年轻时给这身体打了好底子了，要不然这辈子在沙漠里耗着早把身体给拖垮了，你看我现在还结实着哩，每年还要去野外考察，我这身体好哇。
我小的时候还爱唱豫剧，也唱得好着哩。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县里头要成立个豫剧团，把我挑上了，还是个领头儿的。当时大跃进么，剧团一天忙着四处演出宣传，忙得可欢，喜欢嘛。可是，这么玩闹着演了四个多月以后，我心里头犯开嘀咕了，不对呀，我这么天天不上学在这唱戏算咋回事呢？我们那地方说“唱戏不如去捞粪”。我这么一想，就继续上学，结果就是1962年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到兰州去，是响应国家号召，建设大西北。学地理这个专业，也是因为那时候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咱地球上这些地理是咋形成的，我也很好奇。没想到以后要和沙漠打一辈子交道。
1965年，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当个实习研究员，就这样一直干到1977年。差不多12年里，我参加了三项沙漠研究，主要是做铁路选线和防沙工程，另外还主持了一项关于水库咋防沙的研究。
我这辈子最苦的就是这段时间了，啥苦都吃了，啥罪都受了，啥眼泪都流光了吧。
这12年熬出来，我还怕沙漠么？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该见识的我见识过了，你还能弄出啥花样来。
这12年熬出来，我都有了两个儿子了，可是生两个儿子的时候，我全在沙漠里煎熬着工作，赶都赶不回来，我到现在还欠他们的哩，还有老伴。这么些年算下来，我好像和沙漠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老伴在一起的时间还多。真碰到家里有事了，我在野外，别说回家了，电话有没有都不一定，真能愁死个人哇。
我老伴当年大学毕业后给分到甘肃陇西气象站工作，那地方到省会兰州还要坐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她一个人带孩子，也真是辛苦她了。大儿子生下来后，被我们送到四川他姥姥家，一直带到长大。小儿子出生之前我去新疆库木达克沙漠，两年以后我才从新疆回来，那娃儿已经两岁了，看见我这个陌生人就往后躲，让叫爸说啥也不叫，半天憋出个“叔叔”来，当时我那眼泪刷地就淌下来了，热乎乎的，心里软乎乎的，碰都不敢碰。我们这代人，都是苦过来的，能说啥哩，啥也不说了。
55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多给家里人一些补偿了，我就想着多在家里待些时间。带孙子、集邮、收藏玉石——要说这种生活也挺有意思，在城市里面待着，舒舒服服的，风吹不着日晒不着，想喝水喝水，想睡觉睡觉。可是啊，你让我待时间长了我还真是待不住，好像在外面野惯了，隔段时间总要出去走一走。我的“沙漠后遗症”主要是两点：一是烟瘾太大，一天一包都打不住；二是别人说我走路像骆驼，一晃一晃的，走得又平稳又慢，可是在城里的马路上走起来就有些怪怪的。于是，隔上一段时间，我还是得出门上路，专找没人的地方去，带上几条烟，然后晃着走着呗。
这几年，我研究的课题主要是寻访黄河上游，看一看黄河里面那么多的泥沙到底是哪里来的。从青海龙羊峡到内蒙河口镇，这两千多公里的河段，我来回走了好几遍。前面说的差点叫积沙要了我命的那一回，就是在这段路上发生的。
那是在库布齐沙漠边缘，那个沙漠里有12条季节性流失的大沙沟，每年洪水期一来，就把沟里的沙子往前推拱，河床越来越高，黄河水高出地面十几米。每年春天，沙沟叫沙子填满，也让黄河干流的河床淤积下来更多的泥沙。到每年七八月雨季的时候，那一段的黄河能倒流三个多小时，太可怕了，就像泥石流，根本就不是一条河么。我那次陷到河道的积沙里，出来那个样子，浑身都是泥，满头满身都是焦黄的颜色，啥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就是我当时那个样子！
见证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一团白光、一朵大蘑菇云，戈壁上石头哗啦、哗啦响着到处乱滚，就像世界末日来了
1966年底，我在新疆罗布泊四处转悠考察，给部队找一条合适的铁路线，当时这块地方听说是要发射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那人心里可激动了。这条铁路听说就是为运输氢弹而建造的，后来怕目标太大，这铁路就没修，氢弹是通过汽车运输的。我当时大学刚毕业两年，年轻着哩，一听是这样的重大事件，自己还能亲身参与进去，那心里可激动、可兴奋咧，每天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
隔了半年时间，1967年6月17日早晨，我记得当时的发射靶场叫破城子，后来是叫马兰基地啥的，当时我们这些科学院的工作人员被邀请去发射现场观礼，那是很高的待遇啊，你想想这是国家历史上多重大的时刻啊，我站在那儿，觉得特别神奇特别光荣又特别肃穆庄严。
我们都藏在一个小山包后面，每人都戴着一副墨镜，那墨镜跟我们平时戴的不一样，特别黑，太阳也是一点点小光。8点20分，飞机过来引爆以后，不到一分钟，就看到一团白光、一朵大蘑菇云，戈壁滩上还有远处山包上那些石头哗啦、哗啦全响着到处乱滚，就像世界末日来了，那种样子你绝对没看见过，可怕极了，这东西威力真大啊。
听部队上的人说，这颗氢弹的爆炸威力，相当于美国当年投到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的150多倍。氢弹的爆炸成功，是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真的是赶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呢，我们这些搞沙漠研究的人在当时也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要对靶场周围的沙漠戈壁地带进行勘测，确保爆炸的波及面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那时我们落后，基本上都是人工作业，我们就凭着这肉身子把靶场情况全给摸清楚了，事后想一想，还真是有点佩服自己哩，咋就熬过来了呢？
现在想想看，干啥工作都有苦有甜，累是累的，可好多事情后来回想起来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再给你讲上几段以前的故事，那真是忘都忘不掉的。
1973年，我在新疆库木塔格沙漠里考察，那块沙漠当时还没有地形图，我们所里连我在内一共抽了4个人，给总参请过去做地形图的勘测工作。这个沙漠面积有2500平方公里，位置在新疆鄯善老城南端，站在城里，你看那沙漠望也望不到边，那个辽阔啊，真叫望眼欲穿。
“库木塔格”在维语里是“沙山”的意思，库木塔格沙漠就是指“有沙山的沙漠”。这个沙漠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来自天山七角井风口的西南风和来自达坂城风口的东南风，沿途经过很长的风程，带着大量沙砾，最后在库木塔格地区相遇碰撞并沉积而成，南面的觉罗塔格山也促成了这两种方向的风力减弱和风沙的沉积。因为环境太艰苦，加上道路险远，库木塔格沙漠在唐朝就被叫作“大患鬼魅碛”，到现在还很神秘。
我们执行的是军事任务，预计要用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4个科学院的人后面，跟着整整一个加强团，专门负责后勤保障和通讯联络，光是骆驼，我们就带进去300多峰，有骑人的，也有专门驮食品、水还有机器设备的。为了怕骆驼离群跑丢，驮工把骆驼一峰一峰地用绳子连着拴在一起，再把每一峰骑人骆驼的鼻绳拴到我们每个人腰中间，骆驼稍有动静，你马上就能知道。
我们是5月份进的沙漠，一直到10月底才出来，那正是沙漠里最热的一段时间，我脸上被太阳晒加风吹弄出来的三条血沟子，一直就没有好过。为了尽量减轻装备多带食品，我们那个队伍里带的做饭用的大铁锅并不多，进去以后我们就和骆驼共用这只铁锅，往往是骆驼刚喝完铁锅里盛的水，我们晚上就用这口锅熬稀饭吃，吃得我们经常拉肚子。
沙漠里没有烧火的柴火怎么办？我们有我们的办法，那就是用蜡烛烧火做饭，我们带了成箱成箱的蜡烛放在锅底烧饭，可快呢。
半年时间太长了，我们本来是带水进去的，每人每天一小杯水，最后水喝完了没办法，只好喝骆驼尿，人活下来是最重要的么。最后从沙漠里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没个人样了，那身上的衣服就像跳芭蕾舞的一样，一条一条的，全磨烂了。
要说起黑风暴，我就要骂人，你要是敢写，我就说。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其实就是人想跟自然要的东西太多了
我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沙尘暴的人之一。
1993年那场“黑风暴”，席卷了金昌、武威、白银，内蒙古的阿拉善盟和宁夏的银川、中卫，刮了有5个多小时呢，机场也关了好几天，死了80多个人，伤了200多人，还丢了30来个人，人畜伤亡惨重，经济损失近6个亿……
新华社记者曲直最先找到我，要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当时开口就说：“说黑风暴，我就要骂人，你要是敢写，我就说。”那曲直也是个厉害记者啊，马上就承诺了：“你要是敢说，我就敢写！”
后来，曲直就发了因人为因素破坏自然生态造成“黑风暴”的新华社内参，这份敢说真话的内参在一个星期内得到了江泽民、李鹏、宋健等的批示，北京还召开了关于沙尘暴天气成因的新闻发布会，西北几个省（自治区）得到了来自中央的救济款，国际沙尘暴会议也在兰州召开了。再后来，我还专门写了本《黑风暴》的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沙尘暴的专着。
2001年春天的时候，沙尘暴很厉害，北京、南京，甚至上海一带都受到影响。
北京有些媒体说什么“北京的上空吹着内蒙的沙”，里面有些专家说法，认为这是西北一带的沙子长途跋涉数千公里飞过去了。这些专家纯粹是胡说八道哩！
北京一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沙尘暴”，那是“尘暴”天气啊，现在有些专家根本就没有常识。真正的沙子不可能长途跋涉从高空直接搬运到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沙子在沙尘暴发生的过程中的运动形态是“蠕动、滚动、飞扬、沉降”，根本不可能一点不损失地在北京上空再形成一次沙尘暴。
以前说起防治沙尘暴，还有种说法是“杀掉山羊，保卫北京”。这还是舍本逐末么，因为沙尘暴天气的真正起源地并不是要“杀掉山羊”的张北地区，而是在西北的广泛沙漠化地带。对源头不下大力气整治，而在沙尘暴结果地“圈地”，造出一片所谓的“绿化防护圈”，那是适得其反哪，尘暴受阻后会更快、更多地沉降在这里。
现在这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其实都是人自己种的恶果，原因就是过度砍伐、过度放牧、过度耕种，就是人想跟自然要的东西太多了。要我说，可别再提向沙漠进军了，你不动还好，你越动那沙漠面积越大。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退，退耕还林还草。对于沙地，要实行大面积封育保护，小面积治理。大沙漠要严格控制开发，否则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你不要主动去惹它，它可能还静静待着，没啥大的危害。你越去撩拨它，它反而会跳起来，闯进我们的领地。
要我说，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与“传统放牧”，一直束缚着人的思想。这个思想问题不解决，啥都无从谈起。在干旱的西北地区，“农耕文化”对环境的破坏非常突出，导致生态进一步恶化。古代水草丰美的居延海为什么会消失？汉代的时候，南方遭了灾，从居延海这里还往江浙一带运粮赈灾，我们历史书上说的都是帝王的屯田功劳，就是不说从那时候起就埋下了今天这个祸胎。
所以，归根结底，现在在环保和生态问题上还是没有一种科学和理性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流于浮躁和急功近利。啥专家都跳出来乱说话，一点常识都没有，你说你都没有真正进入过沙漠，你又有啥资格来谈沙漠？你有啥资格来谈沙尘暴？咋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尊重科学哩？愁死个人了！
第一居委会记事
袁亚平
陈福林把棉籽一一装进包里。忽然有人来叫：“赵主任找陈福林，要他去干革命。”
才凌晨两点，陈福林就摸黑出门了，为的是到城站火车站做两趟生意。他是个黄包车夫。
陈福林的家住上羊市街35号。一座低矮的草棚，一间一间住着四户人家。
同陈福林一家一样，全是租住这里的。四户人家，一年交租金一担米。
家里八口人，父母亲都不识字，六个子女中，陈福林是老大。1925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生在这草棚里，在白衙巷小学念过三年书。24岁的陈福林，眼下是家里的顶梁柱，靠拉黄包车养活全家。
陈福林在家里扒了几口饭，一脚跨出草棚，只见有人神色慌张：解放军要来了！
这一天，正是1949年5月3日。
杭州解放了。黄包车没人坐了，因为那是人剥削人的，现在劳苦大众翻身当主人了，不再受剥削了。谁还敢坐黄包车呢！
陈福林看着空荡荡的黄包车，三天五天歇下来，吃饭成问题了。他和小时候的穷伙伴阿炳、阿祥、小和尚、菜乌龟一起，东寻寻，西找找。
武林巷口的张法记轧花厂要招收打包工人。这家厂原是日本人开的，现在被军管会接收了。陈福林和伙伴们都被录用了。陈福林是拉黄包车出身，力气大，又肯吃苦。
在这家厂当了打包工人，干得挺顺手。
负责这个厂的赵主任，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地下党员。赵主任见其他工人都是大老粗，一字不识，唯有陈福林读过三年书，便叫陈福林当了棉种翻晒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