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杭州刚解放，市面很乱，物价飞涨，什么金圆券、法币、袁大头，都不值钱了。商业凋敝，生活不安宁。
陈道彰一家没走，他们就在家里等着，看看新时代的到来。陈道彰说：“当年我刚30岁，有些文化，算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我出身于工商家庭，家境比较好，但我很向往革命的胜利，也有志于参加革命工作。”
6月的一天，新派来的上城区区长田奎荣叫陈道彰去开会。
木门木板壁，木桌木凳子。区公所借了一间民房，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办公。
田奎荣区长、秦秘书、陈道彰，再有几人，就在这里开个会。
田奎荣说，现在粮食供应紧张，要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公道卖粮，平抑恶意哄抬米价。他指着陈道彰说：“你去组织吧。”
陈道彰一怔：“我是读书人，不会做生意。”
田奎荣解释说：“粮食很要紧，要帮助政府平抑市场，更是为劳苦大众解决燃眉之急，不要你赚钱。”他分析了市场情况，分析了目前急迫的困难，又说了初步解决的办法，最后说：“要快！”
陈道彰回到家，推出那辆自行车。这是在上海买的，当时在杭州来说，是稀罕物。
“叮！叮！”自行车铃声在街巷回响。要找场地，要找一些人帮忙做事，这够陈道彰跑的了。
陈道彰记得小时候读书，在孔庙里。孔庙旁边有一座尼姑庵，尼姑庵里的尼姑很慈祥。
“老师太，我有事请您帮助。”陈道彰双手合十，对一位年长的尼姑说。他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是做善事，是积德累仁。
“阿弥陀佛，扶贫济困，普度众生，善哉善哉！”老尼姑同意将庵的前堂、厢房大半借用，留后面一部分自用，外人不得入内。
陈道彰喜出望外，掉过车头就骑回去，到了区公所办公室，连声对田区长说：“老师太蛮好的，老师太蛮好的！”
场地有了，消费合作社的牌子挂起来了。他们主要是代销，从中国粮食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提粮，以每升低于市场价一分钱出售。
市民们闻讯赶来，拿着米袋，争相购买。一杆长秤、一个撮箕，喊秤的、倒米的，忙不过来。
民以食为天。政府提供的粮食稳定了市价，也稳定了人心。
那时工作的报酬，不发钞票，而是折值米多少。一般工作人员每月薪水拿40个折值单位，每个折值单位是0.413元，就是说，每月薪水不到20元钱。
陈道彰开始不要报酬，说：“为人民服务，怎么还要钱呢！”
他的思想如此单纯，引得领导都发笑了。经劝说之后，他只拿20个折值单位，也就是不到10元钱，做差旅费用。
10月23日晚上，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后，陈道彰的选票第二，当了居委会副主任兼消费合作社副主任。
来买米的人越来越多，上羊市街消费合作社的粮食供应量逐日上升。
打烊结账时，三四人来数钞票，多得不得了。这么多的钞票，装进麻袋里。
背起鼓鼓囊囊的麻袋，送到银行去存。
业务做大了，尼姑庵已不够用了。陈道彰又寻到一个地方，搬过去。
在望江街鸿吉祥酱园对面，租了一个大墙门，有三进深，前面是营业厅，后面是粮库，及其他日用品小仓库。卖大米，还卖食油、酱油、洋油。
上羊市街消费合作社越来越兴旺，办了两个粮食加工厂，六个粮食供应点，有机器，有20多名工人、会计、出纳、业务员，全都齐了。社员发展到6000多家，规模在上城区排第二。
区长说：“家庭困难的陈福林认购一分，陈道彰认购一万分！”陈道彰把米店卖了
90岁了，陈道彰仍然清清楚楚地记着60年前的情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财政困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30日发布了《关于发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指示》。
第一期公债全国发行总额为两亿分。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物价尚未稳定，金融秩序混乱，为了确保认购人的利益，政务院规定公债的募集和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折算标准，故名“折实”。公债的计算单位定名为“分”。
认购公债是一项爱国运动，区里，居委会里，都有认购公债的分配任务。
平时比较讲理的田区长，不知是由于任务太重，还是由于好大喜功，说话失去了分寸。他说：“家庭困难的陈福林认购一分，陈道彰认购一万分！”
一听这话，陈道彰愣住了。他张了张嘴巴，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话都没说，就低着头回家了。
当天晚上，陈道彰的母亲找到陈福林，说：“家里已经破产了，没什么钱了，能不能请您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少认购一些公债。”
陈福林同陈道彰相处得很好，了解陈道彰的工作和为人，他仗义地说：“田区长在‘敲竹杠’，道彰先生哭不出笑不出。我明天就给田区长去讲讲！”
第二天，陈福林去对田区长说：“道彰先生他是真心服从工人阶级，真心服从党的政策，做事也很好。”他把陈道彰做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个遍。
田区长松了口气，同意陈道彰认购六千分公债。
这六千分，已是天大的数字了！
怎么筹钱呢？父亲留下的一家米店，陈道彰把它卖了。
陈道彰回到家里，双手无力地垂着，孤立在客厅里。轻轻抚摸着古气的红木桌子，典雅的红木椅子，他的手颤抖起来，“哇”地一声大叫，一手拍在了桌子上。
“卖了！全卖了！”红木桌子，红木椅子，叫人搬出去，三元钱一张，统统卖了！
房子典出10年，给杭州市土产公司做仓库。到后来，全是国家的。
他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了，认购了六千分公债。
这还不够，陈道彰又陪着陈福林，到自己那些有钱的亲戚朋友家里劝购公债。
最后，上城区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公债推销任务，得到市里的表扬。一句表扬，就把所有的难堪都抹平了。
那时候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的政治热情同样十分高涨。
“三反”“五反”进入高潮。有人通知陈道彰去杭州市供销合作社开会。会上，说什么“打老虎”。有人居然以陈道彰认购六千分公债为证，说明他资产很多，是资产阶级，是打进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必须清理出去！
眼前一阵漆黑。陈道彰听不见那些慷慨激昂的声音，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喊，他只在自己心里嗫嚅着，我办了这么多事，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糊里糊涂……
直到2008年我在陈道彰家里采访时，仍被一句饱经沧桑的话所震撼——“这个我不想回忆。我想不到开头这么做，做到最后是这个结果。我无话可说。”
这辈子唯一重大的政治身份，就是曾担任了共和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在杭州市江城路一个老居民区里，穿过狭窄的弄堂，踏着角落积满灰尘的楼道，走到六层，一套不到40平方米的住房，便是陈福林的家。
陈福林一头花白的短发，耳不聋，眼不花，说话喉咙响。他左手腕一串佛珠，右手腕两串佛珠。
1952年6月，一个业务领导要将陈福林降半级，担任消费合作社副经理。陈福林不干，负气请辞。上羊市街居委会主任陈福林，结束了他32个月的任职，回家。
之后，陈福林凭自己一身的力气拉板车、扛钢丝绳、抬钢轨，他在街道起重装卸队、铁路搬运队、供电局起重班，一直干到退休。
陈福林说：“做事情当认真，你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折不扣地完成，不管到哪里。”
陈福林说：“我酸甜苦辣都有，道彰先生他谈不上甜，内心苦是有的，但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不说出来。”
陈福林和陈道彰两位老人，这辈子唯一重大的政治身份，就是曾经担任了共和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就在陈福林离开居委会回家后，不到两个月，陈道彰被定性为混入革命队伍的资本家，黯然离职。
陈道彰又到了自己求学的上海，不过这回是教书。在九江中学，教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这一教，就近30年。直到1979年退休之后，陈道彰才回到家乡杭州。
陈道彰家的客厅不大，迎面墙一排书橱。很多书，都整整齐齐地包了封皮，书脊上用钢笔写着书名。读书人，嗜书如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