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针时，别的小孩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枫毅不哭，我每天抱着一头针的儿子经过吴山路，身上还带着大瓶小瓶的水。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好心人，她是一家古董店的老板，有一天她喊我歇歇，拿凳子要我坐。了解情况以后，她让我以后就到她店里来喝水灌水，每次都买大脚板雪糕给枫毅吃，“六一”儿童节还给枫毅钱。她一直鼓励枫毅要坚强，说他会好起来，她要我教孩子说话，叫我要耐心，一句话要教几百遍。她的爱心千金难买。
我一直感谢这位古董店女老板，因为她和别人不同。小时候枫毅怪病不断，到处求医。有人说这孩子养不大的，不要给他治了。后来枫毅大了，智力却长不大，又有许多人来劝我们，把他送到福利院去吧，不知要花多少钱来养，养大了还是个残废人，不能养老还要养他的老，要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还不如趁早再生一个。到现在还有人对我说，你今年37岁，赶紧再生一个，再不生也生不出了。
但我们全家都舍不得枫毅，这个孩子不能出一点点意外，再生一个孩子谁来管枫毅？婆婆年纪也大了。我们夫妻俩虽然怪自己命不好，有时又庆幸，这个孩子是生在我们手上，要是换了另外的人或者送到别的地方，枫毅可能早就没有了。
他每次高烧，我们半夜三更都会冲出去挂急诊，只要延误一次枫毅都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们宁可自己去死也不会放弃枫毅的生命。我的枫毅是懂感情的人，问谁对他最好，他会说“娘娘”，就是奶奶，他知道奶奶从来没有骂过他一句。
他虽然不会用更多的语言沟通，但他会用心沟通，他心里什么都知道，他有智力，会区别我的心灵变化，知道妈妈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有病，但他很可爱，我们是他的父母，绝不会丢弃他，要对他负责到底。
为了抚养枫毅，这些年我放弃了好几份不错的工作，今年还有个汽车销售员的机会，待遇挺好的，我也放弃了。虽然丈夫一个月只有一千六七百块钱，我们已经欠了很多债，但经济再困难，我也不能出去挣钱，我要时刻在儿子身边。
冬天再冷，我都在三四点钟爬起来，把衣服、尿布洗好，等太阳出来晒，省出白天时间来管牢他。医生说这样的孩子要防止细菌感染，让他少生病，我想做妈妈的别的帮不了儿子，保证卫生是一定能做到的，所以孩子的一切我一定要弄得特别干净。每个冬天我十个手指丫都会洗烂掉。有时实在受不了，我也想死掉算了，死在儿子前头，不要让我承受更大的打击。每次这样想，我都会立即自责不已。
儿子的病症之四：骨髓炎
情况是越来越不好。就在我做梦都梦见针灸出现奇迹的时候，枫毅的腿断了两次。第一次是他6岁时，冬至前一个星期。换衣时我大吃一惊，孩子的左小腿骨头居然会动，外面红肿。两个月后拆石膏时医生又发现怪事，小腿骨头好了，为什么膝盖下面的骨头又会脱开？其实无痛症常常会并发骨髓炎，但我们因为不知道，没有引起更多重视。
第二次是2006年下半年，右腿和上次相同的部位又断了，当天打的石膏位置不准，第二天拆掉，两个医生把他的腿骨头拉来拉去，这时应该是剧烈地疼痛，但他感觉不到，像没事一样。
他不痛，我痛啊，我在一边眼泪哗哗地淌，心里像刀绞一样，老天爷到底要折磨我儿子到什么时候啊？从他出世起，我天天都在祈祷不要再出事了，可事情就是这样越来越多。
2007年9月10日，我们把儿子送进萧山聋哑学校读培智班。这是我们夫妻俩8年来最高兴的一天，哪个爸爸妈妈不想孩子读书啊。我自己读到初中就打工了，一直是心里最大的遗憾，因为我喜欢读书，我的语文和英语两科成绩很好，我的作文老师经常当作范文在班上读，我最喜欢你们记者这个行业，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拿笔写东西，做你们这样的事。现在看来只有等来生了。
本来我把这些愿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谈恋爱时我就这么想，生个儿子好好培养他读书上大学，圆我的青春梦。可是我早就不这么想了，我只想枫毅能认字识数，能像别的残疾孩子那样坐在学校里上学，我这个做妈妈的就非常满足了。
所以送枫毅读书之前，我早早就给他买好了书包，他走进学校那天我流下了眼泪，我的枫毅终于背着书包上学了！
头一天孩子进教室后，我在传达室里等。可是枫毅不懂纪律，在位子上坐不牢，老师没有办法，同意我坐在孩子身边一起听课，我们母子寸步不离地听了49天课。
孩子中午在学校有饭吃，我舍不得再交400块伙食费，早上在家里吃干饭出来，中午不吃饭，有时枫毅吃不了，我看看四周没人赶快几口扒下去。我不怕饿，只要枫毅能读书，我很高兴做陪读妈妈。现在我和他爸最怀念两件事：一件是他学会走路，一件是他上学。对所有父母来说最简单的两件事，却是我们最难得、最幸福的事。
枫毅听了49天课，学会了1和2两个数字，还没学会3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晚上枫毅浑身发抖，第二天到中医院检查，发现他的右手食指红肿变粗，体温有40℃。诊断为骨髓炎，过几天手指换药时，忽然一块骨头断了脱下来，现在他那根手指头光光的少了一截。2008年元旦后一个星期又突然发现左脚红肿，根骨变形。医生说这要是别的孩子早就疼得不能下地了，可是枫毅一天到晚想跑。
这时又要过年了，生下他8年，哪年过年都是过难，一年比一年害怕。现在情况越来越危险，病情不能控制，原来右脚是好的，这几天右脚背上也长出一个包，可能里面又在变形，我天天担心它里面的骨头会不会也像手指一样突然脱落，真是忧心如焚，睡不着吃不下，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感谢老天还给了我这么结实的身体，再辛苦我都不怕，9岁的孩子我天天抱着——他已经不能走路了。
就是这次发现骨髓炎，枫毅的主治医生，萧山中医院儿童骨科何春主任诊断我儿子患了无痛症。前几天，《萧山日报》的记者送了一份资料，我们看了非常害怕，因为无痛症的所有症状枫毅都出现了。我们也不会上网也不懂医学，现在才知道无痛症是罕见的病，所以现在才想到求助媒体帮帮我们。我想告诉你一个梦，我做过这样一个梦——我儿子属龙，怀孕八个月时，我梦见起龙卷风，天边飞过一条龙，婆婆、姑姑和我三个人在屋里，她们突然说龙来了。我看到天空中飘着一片青叶和一个白萝卜，忽然白萝卜掉到我家院子里，落地时变成了一具棺材！我吓醒了，心跳得咚咚响。第二天我把这个梦告诉了丈夫和婆婆，但这些年我还是第一次对外人说起，我也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心里忘不了。
现在我只想有好心人帮我们找到好医生，为我儿子治病，让我的儿子能活下来，能走路，能读书。我别无所求。
我家高老太
口述 斯 念 整理 林 之
1954年我两岁。那是秋天，我坐在台阶上，仰着脖看树上红红的石榴，这时，门口快步走进一个瘦小的女人，她穿一件蓝色大襟衣裳，脑后梳一个发髻，胳膊上挎一个毛蓝布包裹。我站起来看着她，然后搬起小凳子放到她的面前。旁边的阿姨连声啧啧地对来人说：“高阿姨，你在他们家肯定要做长了，这孩子，别人来理都不理的。”
果然，高老太从此没有离开我们。
高老太一个大字不识，以前没出过绍兴，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也是个不服输的女人，很快就在我们家的小院里大放光彩
刚来我家时，高老太连话也听不懂，我爹妈满口的山东话，我和哥哥是普通话，当然我们也听不懂她的绍兴话。有一天，我爹去上班，走到门口发现外套没穿，就对高老太说：“把我的褂子拿来。”高老太一听，连脑子都没转就转身往屋里跑，进了房间才想起，“呀，褂子是什么啊？”出去问？不好意思，满房间地找，急得一头汗，却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这时我妈等不及，边问边进来了，高老太这才明白，原来“褂子”就是门口挂着的那件“两用衫”啊。
高老太一个大字不识，这以前她没出过绍兴，不知道山东人喜欢面食，喜欢大葱，甚至不知道山东在哪里。这个从小做童养媳长大的女人已经成功操持过两个家庭了，这天，她信心满满地走进我家厨房，却傻眼了。天哪，这又粗又长的擀面杖是怎么用的啊？这饺子皮是怎么擀出来的啊？这一大盆面团蓬松柔软，怎么那么酸？
这是个聪明的女人，也是个不服输的女人，她立刻把她的所有智慧都投入进去。没有多久，她就能把面条擀得又细又长，把饺子馅调得我妈这个挑剔的老山东啧啧称赞，有一天，桌上居然放了一大盆金黄薄脆的玉米面煎饼，把我爹乐得眉开眼笑：“多少年没吃到家乡的煎饼了，像是回家了啊。”
我们家几个孩子，后来口味都随了她——绍兴口味，什么臭豆腐、臭苋菜梗、霉千张，臭菜一上桌，那个香啊。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高老太的炒螺蛳，又嫩又入味，鲜得嘞……直到今天，每次吃螺蛳我就会念叨她说的那句话：“笃螺蛳，过老酒，强盗来了勿肯走。”
她绝对是个明白人。进我家没多久，她就看懂了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我父亲17岁参加革命，母亲11岁就坐过鬼子的监狱，两个老革命，在家务这方面基本弱智，或者是放手不管，没多久，高老太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当然领导，多年以后，我们跟老太开玩笑，说你投错胎了，要是换到今天，肯定是个成功的女老板。
高老太刚来时，我们家只有我和哥哥两个小孩，几年后又多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一共五个孩子。我家是独门独院，进门，穿过院子，一幢两层小楼，高老太住在一楼的大房间里，20多平方米，却摆着三张床，一张小床，两张大床，因为除了哥哥大了，比较矜持，每天晚上回自己房睡，其他几个每晚都赖在她的房间里，还抢着睡她的大床。等小弟出生后，高老太的大床成了他的专利，谁也不能跟他抢。
等我们都睡着了，高老太又爬起来，她还有很多针线活要趁着晚上空闲时做。每天早上，高老太要给我和妹妹梳头，我们俩都是大辫子，老太细心地梳着长长的麻花辫，嘴里说着：“出门要当心，读书要用心……”
我们家孩子都和高老太亲。父母忙于工作，有时候几天甚至几个月都看不见人，回家了也是一脑门的工作，我们从小都养成了习惯，不去打扰他们，反正有高老太呢。有什么事就跟老太说，没钱了就跟老太要。有一次，妹妹跑回家来问老太要2分钱，想买棒冰吃，老太没答应，妹妹跑到她的房间里，打开她的箱子，从箱底翻出一个毛蓝布包裹，拿把剪刀，喀嚓喀嚓几下就剪破了。这可是高老太的宝贝啊，从绍兴带出来的，把老太心疼得哭了一场。
我小时候的幼儿园是全托的，星期一去，星期六回家，每到星期一我都死皮赖脸地想不去。我爹向来严格，他的孩子不可以无组织无纪律。有一次，幼儿园的接送车已经在门口，可是家里找不到我了，高老太把我藏在了爸爸书房的桌子下面，这次居然逃过了我爹那双老公安的眼睛。不过现在想想，爹怎会不知道，只是他不想违了高老太的心意罢了。那年夏天，星期六从幼儿园回来，没见到爸妈的我坐在台阶上使劲哭，哭得满身是汗，高老太坐在我的身边，拿把大蒲扇，一边扇一边嘴里吟唱着：“毛毛罪——过——，毛毛罪——过——”(毛毛是我的小名），音调平和快乐，后来我就在那个温暖的节奏里睡着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了一部英国电影《长日无痕》，影片讲述了一个英国贵族家庭里的管家，他谦卑而高傲，细腻又严谨，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家的高老太，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要把她的一生写下来，写下这把摇晃在我的记忆里的大蒲扇。
爹和妈都不能回家了，五个孩子都看着高老太。高老太没事似的。上了去黑龙江的火车，扒着窗往外找，一眼就看到了高老太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老太是用她的细心打理着我们这个家，那么，到了“文革”时期，她就是一棵大树，撑起了这个家。
1967年6月，一辆轿车停在我家门口，是来把妈妈带走的。高老太送妈妈上车，3岁的小弟一定要跟上去，却被高老太拉住。车开走了，小弟拼命地跑，追车子；高老太也在后面拼命地跑，追小弟。2006年10月的艳阳下，小弟肯定地说，“那是一辆灰色的华沙。”那条街、那辆车、一老一小两个奔跑的身影——那一幕，已经深深地刻在小弟的脑海里。
爹也好久没回家了，一天，街上大喇叭里喊要批斗我爹，就在离我家不远的人民大会堂。高老太说，小弟有一年多没见爹了，都快不认识自己的爹了，就带着小弟去了人民大会堂。大会堂的院子里站满了人，高老太抱着小弟往前挤，小弟看见了，爹被捆绑着站在台上，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字画着叉的大牌子，头顶上照着一盏100支光的大灯泡。那是一个炎热的傍晚，蚊子和小飞虫聚集在灯光下，豆大的汗珠从父亲的脸上流下来。突然口号声响起来，周围的人都举着胳膊使劲地喊，声音大得要掀翻天，小弟吓得紧紧搂住高老太，拼命往她的怀里钻。
高老太一看这阵势，赶紧抱着小弟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