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然是单身。安室美惠子的暧昧我懂，但我想我们两人就像铁轨，可能平行，但永远走不到一起
不缺钱、模特儿的身板、见多识广、到哪儿都有朋友……这样的男人，照例蛮有女人缘的，但至今我仍然是单身。问题主要在我自己，我觉得目前这样漂泊的、边缘人的生活挺好。
恋爱的经历当然有过几次。一次是在哈尔滨，那儿有个搞美术的女孩对我很有意思，老是黏糊糊地来找我。我感觉要出位了，就和她说：“我是准备一辈子搞这一行的，你以后有勇气和人说你男朋友、你丈夫甚至是你孩子他爸，是男体模特儿吗？”
我这样一说，她就怕了。
另外在济南、在北京、在合肥，我也有过几次短暂的艳遇。有一个是学版画的姑娘，还有一个是离异的女画家，她们很主动，但我都临阵脱逃了。平常我们和女画家的关系就是雇主和打工的关系：她叫，你去，到点了，给钱走人，话都不必怎么说。如果她休息时和你聊天，画室里出来还要请喝咖啡请吃饭，那么她可能是有问题了。说实在的，这个圈子里的女人，富有才气、口齿伶俐，大部分气质都非常好。这样的女人，你和她们调调情、喝喝花酒可以，但要一起过日子就难。
和我有过两次合作的一个女画家，有一次喝多了，醉眼蒙眬地说：“以后咱俩如果一块过了，你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别叫我干活……”
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老婆？
我们和男画家相处，一般来说要洒脱一点。合得来的，可以成为朋友甚至哥们。合不来的一次就玩完。因为都是艺术家，讲究自由开放，有特别兴趣爱好的比较多，例如“同志”吧，在这圈内是见怪不怪的。这码子事我也碰到过，不过我从不让自己太投入，当然我也不歧视、不反对。允许有不同的生活状态，现代人应该宽容，你说对不对？
在感情方面，我陷得最深的是和安室美惠子，地点是在深圳。
安室美惠子是个日本艺术家，当时在深圳研究中国绘画史，她自己也画画，只爱临摹男体。她碰到我以后，对我很中意，有半年多的时间里，她包了我，原来的那些模特都不叫了。时间长了，我本来对自己的身体已有些迟钝，但在她面前，我每次都觉得新鲜，一脱衣服，浑身的活力就弥漫开来，很有感觉！
美惠子是为数不多的干完活我还想和她聊聊天的人。从聊天里，我知道她已经三十多了，在日本有未婚夫，由父母指腹为婚，两人没有多少感情。她对我有过多次的暧昧表达，说我是个自然人，生活方式很现代，也不像别人那样计较报酬，所以她很喜欢我。
有一段时间我离开深圳，她就打电话来说她天天喝酒，人像是生病了，做任何事都没有了动力。我一回去，她不但身体康复，画画的灵感重新降临。后来她还和我说，只要我愿意，她可以带我去日本，有我这样条件的，在那儿可以赚更多的钱。
和她嘛，有进一步的关系当然好；如果不能，经常在一起，姐弟相称也可以……
但我后来还是疏远了美惠子，因为她未婚夫来中国时，让我碰到了--宽边眼镜，络腮胡须，很老实的一个工程师。我觉得我去插一杠，就是欺负他，良心上有违，咱俩闹起来，还是个国际纠纷。另外，女画家见多了，我对她们有点戒心。我和她们的关系就像铁轨，可能平行，但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说多了，该打住了。
我现在的感觉很好，最近，在中国美院造型基础部孙老师的引荐下，我成了该院的职业人体模特儿。接待我的方老师、许老师，每次都让我有回到家的感觉。还有那些同学，都很欣赏我、尊敬我，把我当大哥哥看--真的，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喜欢做模特儿，就像我喜欢展台上裸体的那种感觉一样……
另外，我还资助了两个希望小学的孩子，他们读书很用功，很听话，让我很欣慰。这是题外话，用不到，你就删掉好了。
我是维和警察
口述 王之达 整理 任为新
考官是联合国派来的美国人和约旦人，戴着墨镜板着脸，他们一声“Out”，我们就脸色煞白--几年的努力都泡了汤呵……
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吧，我在西安军校读书。有一天，我到校门外的军用品商店闲逛，看到了一张招贴画：一队英姿飒爽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脚穿军靴，戴着醒目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蓝色头盔，踏在异国风情的土地上执勤--学好本领、走出国门、代表一个国家，为世界和平作贡献，这才叫男人干的活呀！
回到学校，那画面让我梦魂萦绕。自此之后，我就关心起维和的事情来，学外语的动力也大了--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去，外语是必备功夫，就在毕业的前一年，我拿到了英语六级证书。
1995年，我被分配到杭州武警支队当排长，业余自费到杭大读了三个月的口语强化班。1998年，再到浙大读夜校，找机会和外国人对话，把英语说得滴溜转。
1999年，有消息说，中国要组建维和警察。我想机会来了，去政治部询问，首长说，不对现役开放。我是武警，属现役，一句话就没戏了。过了年，有朋友从北京来，说他将去东帝汶维和，而他和我是一样的身份，我的希望之火又蹿起来，东颠西跑地打听，仍没有结果。
1998年我结婚了，2001年有了个女儿。仿佛是女儿带来的好运，她出生才三天，领导就找我谈话，说中国要组建维和警察部队，在全国160万警察中招120人。招收的条件很苛刻：党员、身体强健、大专以上文凭、四级以上外语证书、工作满六年、驾龄满三年……这些都是硬杠子，浙江省有5人参加全国初选，我是其中之一。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命感、荣誉感、人生难得几回搏……这些杂七杂八的念头让我神魂颠倒，失眠了好几夜。
2002年5月，我告别家人，奔赴北京进行三个月培训。那可真是“魔鬼训练”：白天七节课，晚上自学，不到凌晨一两点钟甭想上床。《联合国宪章》、《人权宪章》、《国际警察条例》、军事地形学、射击、驾驶、排雷、实战模拟演练……各种各样的课程和训练猛灌一气。
这里的外语只教案例：杀人、放火、抢劫、绑架、强奸，听听都让人汗毛凛凛。
2003年9月是最后甄别考试，考官是联合国派来的美国和约旦警官，戴着墨镜板着脸，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考的科目有九个，都是“突然死亡法”——熬到第八项了，该项卡住，第九项不用考，立马卷铺盖走人。你想啊，从全国各地来的120名警察精英，都扛着家人、领导的嘱托，灰溜溜地回去，怎么交代啊！所以考试时压力特别大，考官的一声“Out”，常常让我们胆战心惊，被点出局的立刻脸色煞白，甚至还有哭鼻子的……
我们浙江的5个人中，被淘汰了2个。
我当然是过的--那本蓝皮维和警察资格证书发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独个儿傻乎乎、笑眯眯，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破旧的候机楼窗口架着一挺重机枪，由全副武装的人员把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下面--大家紧张得面面相觑，周围的空气都凝重起来了
2004年5月25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奔赴利比里亚。利比里亚地处非洲西部，出产黄金、钻石、橡胶，本来富裕程度为非洲之首，但因为民族和宗教矛盾，流血冲突不断，各个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经过14年的内战，整个国家千疮百孔，民不聊生。
出国前，我们就知道那里很乱很穷，真到了，所见所闻还是出乎意料：偌大的首都机场，没有此起彼伏的飞机起降，没有豪华的接送巴士，也没有漂亮的候机楼，除了我们的民航包机，只停着孤零零的几架飞机--机身上还都标着UN，说明为联合国专用。机场的围栏，简陋得像牛栏似的。破旧的候机楼窗口架着一挺重机枪，由全副武装的人员把守，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下面--大家紧张得面面相觑，周围的空气都凝重起来了。
出得机场，目之所及，一派战争景象：没有完整的房子、墙壁，甚至桥墩也布满枪眼，马路边上还有被炸毁的汽车残骸。路上开的汽车都够老爷--能看到的好车，都是有联合国标志的，全白为民事，白红相间为警用，因为都由可口可乐公司赞助，所以当地人也叫它们“可口可乐车”。
其次印象深的，是这里的脏--垃圾成堆，臭水横流，路边苍蝇成群。打前站的同志来接，把我们带到一个叫Corina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很破旧，领了钥匙进去，一股霉味扑鼻而来。飞机上、汽车上连日连夜，人困马乏不说，大家最想先洗个澡。但洗完了，人人都说身上怎么滑腻腻的，像是肥皂没洗干净的样子。后来听说当地用水都抽浅井里的，这儿打了几年仗了，死人随地掩埋，我们用的井水里很可能混有尸体汁液。
他这样一说，不用说洗涮，我们连水龙头都不敢拧了。后来赶快想办法打了口深井，大家才敢洗澡--抽上来的水仍然浑浊，还有红线虫翻滚，但至少没有尸液的担忧了。
利比里亚的饮食我们也不适应--落地签证后的第一餐，我们吃的是有龙虾的自助餐和冰镇饮料，感觉不错，以为日后也有此口福。没想到那是中国使馆林大使请客，为我们摆的接风宴，吃了上顿就没下顿了。之后的上班，中午在办公室，要么吃花生，要么是Popcorn——这玩意儿类似于压缩饼干，初吃有新鲜感，味道还将就，吃到后来，舌头都干焦了。傍晚下班回宿舍，总可以做点好吃的了吧，但也不能，主要是副食品匮乏。我们有特供商店，但永远只有四样东西：
冻鸡块、熏猪肉、白菜和萝卜，天天吃能不腻？好在同伴里东南西北的都有，每人都变法子做个家乡菜，结果也变出五花八门来。我是杭州人，但对杭州菜一窍不通，烧鸡烧肉时，我反正把酱油、黄酒、生姜、辣椒都往里撒，橘子皮、苹果核也往里掺，有时候甚至用可乐--做出来的味道与其说独特，还不如说怪异。好在吃客们也不懂，以为这就是杭州菜--正宗的杭州厨师如果知道了，肯定拿块砖扁我！
中国警察参加维和重在政治意义。我们是代表中国的，到这里来可不能装熊，我这个部门有外国人，他们都在看着呢
我所在的这一拨中国警察，有8个人，分到4个区，每个区2个。我运气好，留在首都蒙罗维亚，具体部门是SSS（Special Security Service），相当于中国的警卫局，任务是恢复当地的警卫工作，使内战中几近瘫痪的机构能正常运作。我们部门一共有6个人，分别来自美国、乌拉圭、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大家的肤色、语言、信仰、文化背景迥然不同，要谈点事情，差不多都是联大开会的样子。
工作一开展，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一是环境的恶劣，二是部门和人员之间的难以协调。
我们到达之前，联合国收缴叛军武器的“DDRR计划”已告一段落，但结果不甚理想，后遗症很多。原本缴一杆枪，可换150美元。这钱本来用于恢复生产、就业培训，但思想工作没有跟上，拿到钱的士兵吃喝嫖赌，钱花光了，偷啊、抢啊的都来了，社会秩序大乱。光脚汉不怕穿鞋的，这些人闹起来可真是凶，抢商店，抢不完的砸，砸不完的再烧，对去阻拦的，见谁打谁--维和警察也打，警用车辆也照样烧，我们所在的利比里亚警察总部也一度被封锁。后来维和军队出动了武装直升机和装甲车，才把他们平息下去。中国警队本来就是“精兵简政”的，但上级仍要求我们再准备贴身小包，里面只备少量的水、干粮、护照和急救药品，以备随时紧急撤离。
另外的问题是工作协调，当地人的工作效率实在不敢恭维——有一段时间我搞武器登记宣传工作，谁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办起事来大家都拖--为出一个公告，我把总统府门槛都踏烂了，直到有一天我坐那儿，从早上坐到下午，说今天不见公告我不走人，这才有人着手去办。我们的房东也是个典型--利比里亚的蚊子会传播疟疾，蚂蚁能把人咬得皮开肉绽，我们要求他把门修好，在窗上装点纱窗，他态度是很好的，“Coming soon！Coming soon！”（马上就来）但就是不见动静。
尽管条件不如意，但我们在工作上不敢懈怠--我们是代表中国的，我们的形象就是中国的形象，凡事都不能落在别人后面。我们一个同伴，被蚂蚁咬了一口，人就发烧，脚也烂出一个洞来--大小都能伸进三根筷子去。但他自己弄点药吃吃，在家歇两天，看看能走路，就又上班去了。我自己，一天早上醒来感觉不对，坐办公室里人浮起来，脑袋却只往下掉，到中午人就腾云驾雾的，上车要用安全带才坐得住。傍晚回到家，我就躺下了，别的同事说热，我却向人要毯子盖--我得疟疾了。
远在千里之外，家人不在身边，得病了，心里又难过，又害怕，不久前津巴布韦的一个维和警察刚刚病逝呢。但我不肯在面上露出来。大家让我卧床休息，我只说没事。我想的是，到这里来可不能装熊，我这个部门有外国人，他们都在看着呢。
后来幸亏自带的治疟疾的青蒿素--这个药还真管用，吃了两天，手脚虽然还软，但人已经清爽起来，我就又拖着身子上班去了。
因为工作出色，我从一般安全顾问、局长助理顾问、局长顾问，一直升到国家警卫局常务副局长的高级顾问。这个晋升过程都以工作业绩为依据，要逐级上报考核，最后由警察总监批准才行，一般人要费时半年以上，但我在三个月里就达到了，这让同事们既佩服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