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陈述
温州大学陈建军教授：感谢有这么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当前形势下温商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我说的话题，主要是温商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和路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是如何理解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标准语言就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两个概念是套在一块的，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差别的，转型主要是经济转型，广义上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此相关的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是在经济转型的框架下提出来的，它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在资源结构，要素结构、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产业发展的重心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过渡的状态，或者说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从产业发展的进程来讲，三次产业比二次产业的阶层更高。同理，二次产业与一次产业相比较，也属于较高阶层。产业结构升级就是主导产业或产业重心从低层次产业向高层次产业演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来讲，首先是解决经济如何转型。但中国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我们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没有完成从粗放型的外延式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内生增长。因此，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发达国家具有不一样的背景。
以日本为例，从1955开始到1972年十几年的时间，很快地完成了产业升级的任务。在二战时期，日本尽管被认为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当时它的产业结构还是非常落后的，制造业主要还是以轻工产业、纺织产品为主。二战以后，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人高速增长阶段，整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整个产业结构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类型的产业结构。在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三产业大概已经达到60％~70％，在第二产业中，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这表明日本已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进程，日本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任务。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持续高速增长已经30年。就浙江省和温州市而言，温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人了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温州模式”。30多年已经过去，尽管我们经历了可以和二战以后的日本相媲美的高速增长，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30年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浙江以及温州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虽然产品质量、附加价值、种类和产能有一定的提高和增加，但从产业结构来讲，无论是浙江还是温州，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有经济转型相匹配。由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都还非常不到位，由此拖累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说不重视产业升级，我们很早就提出要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和新兴制造业。但是现实经济结构告诉我们，大量的企业依然是依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了几十年一贯制的产业结构锁定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把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合起来，即转型升级，而不仅仅是产业升级，必须把经济转型放在前置地位，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进行社会转型，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上是讨论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和基本概念。温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具有突出地位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温州模式”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温州和温商发展模式都是在温州的土地上自己生长出来的新生事物，需要我们用从特殊到一般的演绎方式，去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刚从日本留学回国，2001年的时候，就经历了一波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国内有很多学者参与，专门有人写过这方面的文献综述。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是新古典模式的浓缩版，说“温州模式”和19世纪的英国发展模式是一样的。我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地方发展和体制转型模式，它是新的历史时代下产生的镶嵌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大背景下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发展模式，有较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的价值。在新的形势下，“温州模式”也是在不断演变过程中，固化“温州模式”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目前也面临转型的升级的重要任务，“十二五”期间，如果说有一个关键词的话，应该就是说转型升级。温州目前的状况恰恰就很好地说明了转型升级是一个历史要求。温州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先行地区，常常是发展先行、问题先行，这就提出了温州转型升级的迫切性以及它的普遍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模式”曾多次引起国内外的重视，不但是理论界重视，中央高层也重视。2002年前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链教授到温州来调研，认为克服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不能光靠罗斯福的扩大总需求的方式，还要借鉴供给学派的做法，从扩大供给的方面来思考、解决问题，他提出的一个思路就是学习温州模式，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温州模式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引发了全国各地来温州参观访问，学习温州模式的热潮。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2002年前后，相对沿海其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温州地区的经济形势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我们得到的资料，从2002年开始，在浙江省11个地市的增长速度排名中，温州在大多数年份中是靠后的。温州模式的衰退，企业是最敏感的，早在1998年的时候，温州就出现了企业外迁的势头，而不是苗头。到2002年，经济增长的下滑和企业家的外迁在温州市已经非常明显。企业外迁从整个经济全球化来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但具体化到某一地区，却是反映该地区的发展环境对企业成长缺乏吸引力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温州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在2002年已经浮出水面。经济问题和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一旦问题表面化，就是表明病情已经严重化，如果没有外力的帮助，仅仅依靠自身的内在改善机制已经不能胜任了。从2002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八九年时间，温州的问题已经扩展到整个浙江省，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企业发展环境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环境的恶化、经济增长速度的钝化，这些都是浙江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温州经济发展曾经走在浙江前面，因此它的问题暴露出来也是比较早的，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一个好事。因为问题只有暴露出来，才有研究解决的可能。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就将为浙江，甚至为全国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范本。
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温州经济发展已经不能眼睛向内，仅仅看到温州这个地方，要看得远一点，把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作为温州转型升级的大舞台。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转型升级，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推动产业链升级和跨产业链升级。因此，我觉得用产业链的升级和跨产业链的升级来反应产业升级概念的内涵可能更准确。
产业链的升级就是说要解决目前制造业的主要价值环节大多局限在产业链制造环节的问题，把更多的资源和要素转移到研发和销售等高端环节中去。就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在温州还是在浙江，我们的主要生产能力，创造财富能力大多还是集中在产业链的制造环节，在目前世界产业分工格局中，制造环节是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的。换句话说，在全球的价值链当中，制造环节的附加价值是最低的。因为产业链上，不管销售环节 还是研发环节，在产业结构的范畴当中都是属于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所以产业链升级实际上也包含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思。跨产业链升级，是从纺织服装产业链跨越到生物工程、电子设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要做到以上两个升级，仅局限于温州这个舞台上肯定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更大的舞台。在这方面，温商的嗅觉比我们灵敏。温商从20世纪9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向外扩张，向外转移。例如温州皮鞋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进行的。走到欧洲、西班牙等地，收购它们的品牌、企业、研发团队和销售网络，把温州皮鞋做成了欧洲皮鞋、世界皮鞋，实现了品牌提升和附加价值的提升。还有浙江的李书福，李书福是吉利汽车的老总，他推动吉利的进步、推动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是采取“走出去”的方式，出去收购沃尔沃，进而实现了转型升级。在以“走出去”带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方面，温商是走在浙江的前列，浙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的，现在全国有很多企业走出去，对推动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温州问题先行，解决的方案也可能先行，需要我们的企业家和政府以及学界共同努力。谢谢！
主题讲解
吕福新教授：现在我把内容放大一点，就“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温商的机遇与挑战”讨论更多的背景。刚才陈院长讲得挺好，把转型看成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在中国现行情况之下，整个经济体制包括社会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是滞后的，因此也实际上制约产业转型。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是先行现代化，跟随欧美国家搞现代化的国家称其为继发现代化，而像中国，则是在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开始搞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所以，简单地照搬西方早期的经济理论和后期的经济理论，恐怕都不适合中国和温州的实践与研究。
我们的背景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如何定义温商。讨论产业转型背景下温商的机遇挑战，首先是温商的背景认识问题。温商是体现温州文化和社会生态的商人或商人群体，敢为天下先，率先行动，形成温州能人十温州地缘关系的商业生态群落。温州人最讲地缘关系，到哪里温州人见温州人和讲温州话就特别亲切，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体现，温州人自发和自觉地选择和经营这种天生的地缘关系。所以，温商的一个特点是商业能人加缘约关系，形成一种经济集聚。温商到一个地方就改变一个地方的生态，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生态圈。浙商是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其实更准确地说温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从早期来说，温商其实就是浙商的代名词，温商充分地反映了浙商的一种特点，即源于个人的独立自主和生存需要，主要是个私所有制，是自发的百姓商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浙江北部地方，杭州、绍兴、嘉兴等地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之后，浙商概念已经发生变化，增加上述这些地方商人群体的特殊性。由此以来，温商在整个浙商群体当中的地位就相对下降，其他地方的商人像温商大军一样在中国市场上驰骋。但温商的另外一个特点又得到凸显，即在省外、国内和国外的浙商以温商为主。我把浙商定义为中国第一民商，浙商尤其是温商是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形成的民商群体，浙商尤其是温商是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兴起的，是走在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列，甚至先于我们国家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温州商人本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具有市场意识和采取商业行为，并形成一定的氛围，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导致政府乃至中央的关注，继而形成有关政策，温州商人的意识和行为往往为国家政策做一个前期铺垫，所以一般把温商看成搞市场经济的风向标。
第二，浙商尤其是温商最具国民性，是百姓商人。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国民的现代化，离开国民的现代化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从历史上看，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精英，但是单靠精英永远不可能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要想实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必须是老百姓和普通国民走在现代化的行进当中，浙商的国民性是最具价值的。
第三，浙商国民性的引申，即浙商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财富实力很强的商人群体。因此，浙商对中国的决策和中央高层的决策都有影响，甚至对国际也有影响。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治局很多常委先后都到浙江来考察，听取意见。这反映了浙江这个民营经济大本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