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定什么是真观念，什么是事物的真正本质？这在近代哲学家讨论认识论问题时还没有十分清晰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认识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细节方面的分析论证，这些思想家们其实并没有能力去做；对认识的机制等问题的细致研究，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还没有十分把握。虽然哲学家们对理解、理智、心智等方面做过一些长篇大论，但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析主要还是哲学概念的推理，自我内省式的分析，还无法从科学的角度对感性、理性等认识各个具体环节做合理的阐析，也没有形成有关思维的结构、状态、方法等完整概念。他们认为，所谓真观念或真理性的认识，必定是某种先天的、逻辑上不证自明的，他们得出的各种结论缺乏严格的论证。近代哲学家关于认识机制的考察，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论述的许多命题与概念本身，在语言学角度上有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有很多概念自身存在着矛盾。近代以来的不少哲学家受中世纪思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神的信仰者，相信上天多于相信严谨的哲学推理分析，他们宁可相信，“宗教上的错误是有危险性的，哲学上的错误只不过可笑而已”。
我们知道，从近代文艺复兴到17世纪以后，近代自然科学得到高度发展，人类的科学认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因此，哲学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认识论问题一度成为哲学探讨的重要议题。夏甄陶认为，16世纪以后，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在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甚至成为构造哲学体系的出发点。
然而到了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使得哲学发生了语言学的转向。经过这种转向，人们才发现以往讨论的很多问题本身有问题。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的充分交流，随着现代数学与逻辑学的巨大发展，推动着20世纪初哲学认识论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成为哲学家、数理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现代的认知科学家们高度重视的领域。
现代语言哲学的出现，使得有些人把很多原来重要的实际的问题加以解构、化解为语言问题，脱离了事物本来的实在性。因此，这种语言学转向也可能导致出现另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完全依靠语言的分析，来鉴别思想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从而建立起事物与思想的意义结构。任何谈论事物的指谓都从语言开始，只有掌握语言才能掌握世界，在有些哲学家那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思辨，变成了“我说故我在”的解构。这种观点和方法，大大颠覆了传统的认识论，背离了事物认识来源于客观实在或某种先天模式的传统观点。语言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自己的成就，然而，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并不遵从自己在哲学世界中的理论漫游。有一则故事说，一次罗素和几个语言哲学家朋友去餐馆用餐，点的是牛排。他们几个开玩笑说，我们点的是客观的、可以吃的东西呢，还是只是一种名词？罗素和那些语言哲学家打赌，如果坚持语言而否定事物的实在性，那他们将吃不到美滋滋的牛排。当然，罗素是相信事物的实在性的，他们最后把那些实在的牛排一扫而光。
在西方认识论史上，康德的“图式说”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重要的“图式”理论，他认为在感性与知性、个别与一般、直观与概念之间需要有一个中介，把主客体联结起来，这个东西就是图式。图式的应用是有限制的，康德说：“我们要把这个形式的和感性的纯粹条件，知性概念在其应用上受到它的限制，称为知性概念的图式。而知性与这种图式的程序，我们给它取名为纯粹知性的图式说。”在他看来，图式本身不是概念，而是概念的具体化，它使感觉意象成为可能，使客体按照主体的需要，实现主体对客体的建构。图式有好多种，有量的图式、质的图式、关系的图式，等等。在图式中，如果没有先验的统觉，就没有了主客体综合的统一，但若没有了感觉质料的多样性，也就没有知识的多样性。正是图式，使人的认识达到主客体的统一，体现了客观性、必然性和多样性。而客观性、必然性就是真理的标志，其来源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主体意识的组织形式。
在心理学界，早就有人注意到有关心理的模式问题。早期的心理学家赫尔伯特（J.F.Herbert）提出了“统觉群”概念，它是把分散的感觉刺激统一起来，进而纳入意识内而形成的。赫尔伯特认为，学生通过过去的经验具有一定的统觉群，依靠它才能吸收有关的新观念。当代的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则把认识结构（认识图式）当做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它是通过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对人们的认识起重要的作用，并且它能自我调节，不断发展。
在现代科学哲学领域，科学哲学家普遍认同这样的观点：科学认识的前提必然有预设的理论背景，如果硬要把观察和理论作出区分，会面临着被批评的处境。江天骥认为，从普特南、奎因等，到波普、库恩、费伊阿本德、夏皮尔等，“无论哪一个学派都一致同意，并没有观察名词与理论名词这两种语言的区别，没有纯粹的观察基础。观察的理论负荷性，现在已经得到科学哲学家的公认了。”以往有的哲学家认为，科学的发现是受灵感、洞见或是机遇等左右，是摆脱了旧有学说影响的结果；但是现在更多的人认为，既有的科学范式与研究模式对于发现新学说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不承认这种模式的存在与作用，是不客观的表现。科学发现的事实证明，库恩的“范式依赖说”与“范式转换说”，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史现象。库恩从宏观角度提出“范式”的思想，试图说明在科学发展中存在着科学家共同遵循某种科学思维的模式的现象。他提出，范式是在一个时期内给科学家集团提供模范问题与解决的普遍公认的科学成就。遵循既有的模式，这不仅是由于它的传统力量过于强大，而且还由于科学发现的内在逻辑。因为，任何一种新的发现或假说，必须遵循特定的研究方法，接受特定的评估标准，才能得出科学进步的结论，符合科学进步的合理性。这正如瓦托夫斯基说的那样：观察并不是漫不经心的扫描，而是一种受观念支配的寻找证据的活动。因为纯粹的材料要作为证据，就已经预先假定这种材料将在某种推理框架中起作用。即使在知觉的最低水平上，某种选择性框架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科学哲学家们争论背景知识的存在及其作用问题，不仅源于他们对科学史实的总结，也源于他们寻求知识的确定性与建立知识大厦的努力。新观察与新知识的成立，必然依托于科学既有的共同认可的方法与标准之上，必然从既有的范式出发，然后才谈得上对这种范式的调整甚至革命。一旦范式内部出现问题，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常规变成了非常规，危机就出现了，科学共同体联盟就松动了，革命也就在所难免了。
关于知识的本质问题，与知识的来源问题密切相关。当代认识论对此有两种基本的观点。
一是基础论，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基础论的：它认为人的知识有一个基础，可以具有所有其他知识都建基于上的不可错的、非推论的知识。这种理论叫做古典基础论，即认为知识是自明的，不可纠正的。基础论认为知识始于一种心理现象，即我们所有的知识源于我们的感官，原则上也可以紧随笛卡尔，试图将所有的知识建立在来自独立于感官的纯粹理性的信念基础之上，但是现在再也没有多少基础主义者试图捍卫这种观点了。“20世纪的基础论注意到，我们和我们周围世界的接触仅仅依靠我们的感官，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最简单信念，是对感觉输入的直接反应。”二是联贯论，它认为真理不能被视为命题与事实的符合，而是应被规定为某种整合的绝对的整体。其中个别命题得到证实，相对真理得到肯定，在其强的观念里，每一真的信念，是通过融贯体系内的每一其他信念或命题被推出的，黑格尔等都持此论点。奎因等拒绝真理联贯论，坚持一种证成的联贯论：个别信念是通过它们在其中所融贯的整个信念体系而被证成的。所有证成都是推论的，所以，真正的基础论在词汇上是矛盾的。联贯论否认存在着任何地位特殊的信念，认为一个信念的可辩护性，由一个人全部的信念状态所决定，但所有的信念认识上都是彼此平等的。
我们看到，比起基础论要为知识大厦的建立寻求一个坚实基础的努力，联贯论更相信人类知识的内在联系，相信所谓的“世界三”理论。波普认为，世界三是独立的。当“维基百科”和“云计算”等出现以后，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联贯主义的正当性。在科学发展的现代条件下，科学知识互相之间的联系更加有机而且紧密了，其增长有着自主的动力（钱学森不赞成这一观点）。
当然，这种增长的动力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实践的力量和主体的推动，尽管可能是宏大的虚拟主体。江天骥也比较赞同联贯主义，他认为，关联主义肯定科学作实在论的解释，容许科学方法和合理性标准是发展的，科学内容、形式都可以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有助于人们理解科学的本质。关联主义吸收了其他几种科学发展的模型理论，所以是比较合适的。
与科学哲学发展基本上同步，20世纪后半叶认知科学也逐渐发展起来，对认知的研究也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变：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转变。第一代认知科学把人脑与电脑相类比，认为思维就是计算，电脑也能达到人脑的功能。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主体，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情境的、发展的和动力学的。随着计算隐喻的局限和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二代认知科学更重视人的主体性诸因素，并将之与环境结合起来进行动态分析。这种观点认为，认知不是一种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一个连续进化的发展和情境化过程。身体在认知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因为身体的活动本身体现了推动认知发展的生存意向性。当然，这种观点还较偏重于个体的活动，对于认知活动中主体的社会性与文化因素的作用涉及得还不多。
我们观察整个20世纪，诸多学科不约而同地都趋向于研究人的意识问题和深层心理结构问题。弗洛伊德对梦进行解析，古斯塔夫·勒庞提出乌合之众的社会从众心理，荣格提出集体无意识理论，完形学派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出现，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的不同模式，乔姆斯基把语言机制归结于某种先天的生理机制，列维·施特劳斯把社会民俗文化结构归结于普遍的人所共有的心理结构，皮亚杰阐述了儿童的认识发生学，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研究机器能否思维，等等，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探讨思维与认识的机制问题。各种理论研究归结到认知科学的发展成果上，一直影响了当前这门科学的进展。在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注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人们思维的结构、模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代认识论主体复兴的一种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着主体哲学在中国的蓬勃兴起，也直接推动了认识论主体作用的接受和发展。这期间，关于实践的结构、要素、特性的讨论，使研究者们意识到主体问题的重要。关于智能机问题的讨论和“皮亚杰热”，促使学者们广泛吸取现代思维科学的成果，开始研究思维的发生、思维的结构等。在全面综合各项成果的基础上，学者们对认识的本质、过程、结构和认识的主体性等，作出了新的概括和说明，他们在这个领域中所提出的大量问题都蕴含着内在的逻辑。学者们认识到，不论是在个人的或科学共同体的认识过程中，也不论是在经验的或理论的认识阶段，主体的认知结构都起重要的作用；主体认识或反映客体的过程，实际上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凭借自己的认识结构对来自客体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处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一方面把客体“纳入”或同化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另一方面，又通过重建自己的认知结构而实现着对外界客体的顺应。现在，回顾那一段学术史可以看出，人和人的主体性，成为当时中国哲学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认识论研究成为哲学的主要领域，也是这期间取得成果最多的学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