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学说中，没有“思维”的概念，仅有“心”的概念。
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更加看重的是“心”的社会性和伦理性，而并不是像西方思想家那样细究认识的本质和构成。一般来说，从思维的本质和特性来研究，是注重“体”；从思维的功能来研究，则是注重“用”。在中国思想家看来，心既是体，又是用，但他们注重的是“用”，讲究它的社会功能，偏重于功利；西方注重体，注重从心的细节、本质、构成等方面来研究，偏重于科学，以致后来发展出心理学直到今天的认知科学来。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周易》起到了各种思想之源流的作用。朱伯崑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宇宙形成的理念有两个系统，一是道家的系统，本于《老子》的“道生一”说；一是《周易》的系统，即被后来易学家所阐发的太极生两仪说。朱伯崑说，“从《篆》《象》对卦义、卦爻辞的解释看，《周易》已不只是占筮用的典籍，而是成了依据天道变化、处理生活得失、治理天下国家和进行道德修养的指南。”《周易》被看成是认识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规律，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问。总之，它被认为是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之书。这种哲理化的倾向，正是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产物。
刘大钧认为，《周易》经文中虽无一字谈及阴阳，但它用“-”来表示阳爻，用“--”来表示阴爻，由三个阳爻或三个阴爻，及一个阳爻与两个阴爻、两个阳爻与一个阴爻的不同组合排列，构成了八经卦，又称八卦。再由这八卦的互相重合，组成六十四别卦，而在每卦的卦名经文之前，标出该卦的卦画，以此显示该卦的阴阳变化。刘大钧认为，《周易》的最初经文由这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组成，从西汉以后，《周易》开始被人称作《易经》，同时，为其作注的“十翼”也列为经文。《易经》的思想充满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宇宙观、方法论、社会与人生学说等内容，而《易经》的内容也提出了一种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模式。《易经》将数、象、事、理进行了综合统一，从数而生象，也就是特定的象征符号“卦”，由象而指事，即与外部世界的事物相联系，再由事而寓理，引申出宇宙万物和人情社会的各种道理。《易经》的卦象由64个象征符号“卦”组成，附上64条“卦辞”，384条“爻辞”，组成了丰富的含义。“卦象”与解辞，既有形象、又有抽象，包含了形象的思维模式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结合。
在中国认识论史上，道家学派的影响深远，它对于认知的笼统与神秘的态度，迎合了后来儒家、佛学等的认知思想。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人对事物的认识纷繁复杂，不是语言所能穷尽其意义的。认识事物靠领悟，而不是靠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越是高深的认识，越应当保持一种崇高的沉默，这样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庄子认为，有两种不同层次的知识。较低的层次是由人类社会所说的“言”构成，由人说出的时候，就代表了人类的思想，它们表示肯定与否定，表示每个人从他自己特殊的有限的观点所形成的意见。既然有限，这些意见都必然是片面的。可是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见都是根据有限的观点得来，总是以他们自己的意见为是，以别人的意见为非。“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认为，人们若这样各按自己的观点各执一词，既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也无法决定真是真非。因此，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看事物，即“照之于天”。《齐物论》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体现了他的相对主义思维方法。真正的知识是天人合一、天地一体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是，这种更高的知识是不可言说的，一说出来就破坏了它的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冯友兰认为它是指一种“不知之知”。庄子用取消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取消知识的办法来解决知识，用类似于老子的崇高的沉默和自己的神秘的浑沌来定义人与宇宙合一，从而解释终极的知识，制造圣人的光环，因为圣人就是天人合一的。
庄子还说，“世之所贵者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在这里，庄子继承了老子的传统，提出语言的局限性，正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和后来神秘的禅宗，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等的哲学思想是非常相通的。在庄子看来，语言与意义有区别，语言的珍贵全在于意义，而意义的指向，即思想的内容又不可能说清楚。他还认为，意是重要的，得意可以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中国一些早期思想家，虽不至于否定语言的作用，但至少觉得言不尽意，强调语言的局限性。成中英认为，中国哲学对待语言的态度与西方不同。不论对于儒家还是道家，语言都只是一种工具，是表现意义的工具。语言并不就是世界，只是显示世界、显示真实的间接性代表。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看来，人不能受语言的制约，必须超越语言，甚至放弃语言。所以我们看到，无论老庄还是儒佛，都是注重伟大的思想、崇高的沉默，要么述而不作，要么一顿棒喝，根本不作过多的解释和阐述。
笔者认为，这些思想的出现，除了中国古代认识论思想的传承外，还可能与古汉语的特征有关。古代中国人用象形文字书写，用文言文思考问题，太过精简的语句，浓缩的话语，精致的句法结构，充满了想象与不确定性，难以全面而准确地解释事物，难以精细表达世界万物和世间百态、人情世故，难以匹配语言中弥漫巨大的意义空间。因此，从语言与思想的现实落差中，人们完全有可能会得出“言不尽意”的观点来。这种观点形成强大的思想传统，因此，历史上少数人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家欧阳建等的“言尽意论”，在思想史上就少有影响。
儒家承认学习对于推动认识的作用，这与西方认识论中的一些先天论观点不同。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即原本先天的人性，随着后天习染而成，这种思想包含了人们的行为随着后天的思维定势与习惯而变的观点。
孔子还认为，人会随着阅历的增长，不断地“学而知之”，不断地增进知识，直至把握自然的规律和人生的真谛。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一生实践着学习与教育的信念，带领着众多弟子云游各国，试图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
孟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与道德观念都是人先天赋予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人生来就有道德判断的观念与能力，先天具有“仁、义、礼、智”这四个方面的认识习性与道德本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也”。为了尊崇，奉为先天，这是古代思想家常用的思维方法和哲学倾向。孟子所提倡的这几个方面德行标准，加上后人增添的“信”的内容，“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儒家必须遵循的人生道德准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也就是说，人生而如此的是性（性相近的性），它从（阴阳）相和之气中产生，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它经人的精神对外界事物感应，不事人为教化，这个性也是先天的、自然的，这个性是心理精神层面上的。荀子还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几个层次，“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他看来，人们有知识，又有价值与道德判断与自由意志，因此人为天下最为尊贵者。这个观点指出了人与万物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