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文艺美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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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文艺美学的诗思综合解释方法(3)

重视内心体验与内心反思,可能是诗与哲学的第二重契合关系。体验是诗人与哲人洞悉神秘的最本原方式,谈到体验问题,人们都能把握其时间性特质。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时间性一词所表示的一般体验的这个本质特性,不仅指普遍属于每一单一体验的东西,而且也是把体验和体验结合起来的必然形式。”“每一现实的体验都必然是持续的体验。”“它必然有一个全面的,被无限充实的时间边缘域。”“它属于一个无限的体验流。”体验的流向,连载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体验的流转,使人心灵活泼自由;体验的流行,使心灵的空间深邃博大,因而,最伟大的诗人和哲人,都高度重视这种生命的体认和证悟。生命的大精神,正是在体认和证悟中获得某种坚定的指向,海德格尔已经为现代诗人和哲人提供了亲近的路标,他说:“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然而,诸神唯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诸神之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在其中才有神性。对于远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即对于神圣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的诸神之踪迹。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

诗人与哲人的伟大处正在于:它构筑了自由美妙的体验世界,构造了诗思相互激活的美丽世界,只要诗意存在,人们就能在任何情况下体验到。在诗人与哲人的语言表达中,时刻都能感领到体验的意趣,体验是心灵的敞开,唯有体验,那种心灵的才性和神性方始能够言说。当寂然地与物面对时,我们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大自然的任何一个场地,只要你从未到达,那里就充满了奇迹,山林、笙歌、泉水、鸟语、人声,通常总是构造出别样的景致。那青翠欲滴的树叶,在绿叶中运行的美妙的光线,那清新凉爽的空气,仿佛构成了气韵生动、人天合一之境。对这种纯粹自由而又赏心悦目的生命情境或艺术至境进行体验,会感领到生命自身的欢乐。生命,在这种体悟的神圣中而获得神性的宁静,宗教体验,通常最易达成这种审美极乐。西方人与东方人,对于宗教体验的想象和创造,有所不同:东方人习惯于在山野寺庙中,与天地亲近,从而达成天地神人的沉醉交流之境;西方人则利用建筑空间和绘画、音乐,尤其是音乐艺术,达成天地神人的合一之境。外在的方式,并不影响内在的体验和交流,诗人与哲人,正是基于此而能在自然万象的谛视和聆听中得以神奇地会通。

强力抒情与诗性之思构成强大的思想与情感力量,是诗与哲学的第三重精神契合关系。强力抒情对于诗人与哲人的和解是关键的,因为面对大自然时,一切浪漫主义诗人总是倾向于强力式抒情。强力抒情使人超越了语言的障碍,语言以它自身的审美特性而渗入人们的心灵深处。没有内心的充实,没有想象力的奇美,没有智慧的灵性,强力抒情都是不可能的,强力抒情者,必定是内心丰富者和生命雄健者。对于诗人和哲人而言,强力抒情使他们的精神为之振奋,在体验的巅峰时刻,强力抒情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正如方东美所指出的那样,“整个宇宙乃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它从何处来,或到何处去,固然属于神秘的领域,永远隐秘难知,然而,生命本身就是无限的延伸”。诗人哲学家,似乎都特别善于作强力抒情,尼采、桑塔耶纳、叶芝、泰戈尔,莫不将人带入沉醉境界。强力抒情,是诗人与哲人生命力强旺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就超越了一般诗歌的平淡,超越了普通哲学的枯涩而具有了新异的灵性,从而振奋人心,使人获得生命的癫狂和审美的极致。诗人和哲人,正是这样获得了相互信赖,他们不再把自身的表述方式看得特殊唯一,也不再凌驾于他者之上。诗人与哲人,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唱出醉人的欢歌,消解了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人为对立,创造着自由的文艺美学精神。

3.在诗思中享受思想的自由并展望生命的浪漫

诗人与哲人的和解,使人类艺术史变成一次“浪漫的长旅”。诗人与哲人,穿行在林中,飞越雪峰和草原,渡过河流与湖泊,游荡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之上,从而使人类精神充满审美的力量。从历史主义维度来看,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带有鲜明的文化印迹。正如爱默生所言:“能让我回返自身的事物总是最美好之物。”“那些神圣的吟游诗人是我美德的朋友,是我智慧的朋友,是我力量的朋友。”的确,世界上最美好之物与历史上最闪光之物,就是那些天才创造者的心灵智慧所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

诗人与哲人给我们的历史留下了闪亮的光点,诗人与哲人以他们的心灵慧悟装点了我们的世界,诗人与哲人以他们的作品构造了这个世界的美。读那些美妙的诗篇,就会获得精神上的振奋,想象的翅膀,便会在精神的天堂自由飞翔。体悟那至理的箴言,便会领略生命的智慧,葆有生命的尊严。因而,诗人与哲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思想时空,是最富于启示的天地,是最富于自由的天地。文艺美学的追寻或梦幻旅程,就是追随诗人与哲人的脚步,踏上历史生命的旅途,踏上浪漫的旅途。

从历史的体认中,可以发现,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时代不同,诗人与哲人的和解方式也有所不同,诗人与哲人总是面对时代,面对精神现实,作出自己独有的选择,进行深刻的内心对话,以此来救渡时代和人类。从一般历史原则看,诗人与哲人的和解和交流方式,有三种基本形态:即古典的凝重、近代的空灵与现代的虚妄。

“古典的凝重”,是指古典时期,诗人与哲人之间的思想方式的共同性,特别表现为对英雄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的崇尚。古代诗人和哲人以直觉体悟的方式把握世界,因此,他们的思想具有断片性特点。

思想断片本身就是抒情诗句,例如,赫拉克里特指出:“闪闪发光的是干燥的灵魂,它是最智慧、最优秀的。”这本身便具有诗的特点。“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争又是和平,是饱满又是饥饿,它像火一样变化着,当火和各种香料混合时,便按照那香料的气味而命名。”在古代诗人和哲人那里,他们不习惯详述和论证,也不习惯于申辩,像《荷马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长篇史诗,都是建立在口头传说之基础上。对于荷马的长篇叙述,赫拉克利特明显表示轻视,因为古代哲人更愿意以极其简朴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原初而且富有诗性,隐晦而又充满神秘。因此,古代诗人与哲人的文献作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创造,总是不断地激发着后人去破解其中之谜。《道德经》五千言,不知包孕多么深邃的精神。《周易》更是一部充满神秘象征意味的生命诗篇,是伟大君子的诗情理想,是宇宙之诗,是诗的宇宙。同样,《吠陀赞歌》充满了许多神秘的诗句,例如“最初,爱欲出现于其上,它是心意的最初种子。智者以智慧在心中探索,有的联系在无中被发现”,这诗句本身,就是神秘的哲学体悟。不是聪慧的哲人写不出这样的诗句,不是高明的诗人达不到这种悟性。在印度的歌者奥义书中,诗哲写道:“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小于米粒或麦粒,小于芥子黍粒或黍粒核。这是我心中的阿特曼,大于地,大于气,大于天,大于这些世界。”古代诗人与哲人正是如此创造着神秘,创造着启示,创造着智慧。

诗人与哲人有着本源的亲缘关系,他们共同创造着古代文化的奇迹。随着宗教的盛行和潜在的影响,古代质朴的诗与思也具有了宗教性体验之内涵。这种古典文艺美学精神,虽然显现了人类古典文明的丰富与美丽,但是,其中毕竟更多神的力量崇拜,更少对人的主体自由本质的关怀,因此,诗思谐和的古典审美精神在近代形成了根本性转换。

“近代的空灵”,是指近代时期,诗人与哲人在主体性精神的支配下,通过浪漫主义的缅怀方式对人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肯定。基督教文化、人文主义思潮、儒道佛的合流,显示了中西文化的新品格,所以,宗教对于诗人和哲人的巨大影响是无法漠视的。且不说陶渊明、李白对道家文化的深刻体悟,且不说佛禅对于王维诗艺空灵境界形成的关键意义,也不必说“梵”的品格对于泰戈尔的决定性影响,单说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就能把握宗教体验对于现代诗人和哲人的关键意义。

罗丹说:“宗教不等于不清不楚地念些经文。宗教是对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释的,而且毫无疑问不能解释的事物的感情。是维护宇宙法则,保存万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对自然中我们的官能不能感觉到的,我们的肉眼甚至灵眼无法得见的广泛事物的疑惑,又是我们心灵的飞跃,向着无限、永恒,向着知识与无尽的爱。”罗丹的神秘体验,很能代表近代艺术家的审美体验精神。黑格尔也曾指出:“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但是,这种内在生活的还原,却不是回到抽象形式的普遍性,不是回到抽象思考的极端,而是停留在中途一个点上,在这个点上,纯然外在的因素与纯然内在的因素能互相调和。因此,理想就是从一大堆个别偶然的东西之中所拣回来的现实,因为内在因素在这种与抽象普遍性相对立的外在形象里显现为活的个性。”这一论述,显然有其历史指代性,从浪漫派诗人的创作来看,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的诗,确实激荡着自由主义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希腊和希伯莱意义上的宗教精神,宗教体验与人生体验的交融,使得诗人的诗篇显示出空灵的美感,显示了近代西方对神性恩典的泛自然主义式想象。

在近代文化中,诗人与哲人之间,有着亲切的情感交流,他们在抒情和自由想象中体味着生命的欢欣和喜乐。如果把古代诗歌和哲学与近代诗歌和哲学作一比较,那么,会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空灵自由的浪漫主义精神。施莱格尔曾就近代神话与古典神话进行比较,以阐明近代浪漫主义自由精神,他认为,古代神话里到处是“青春想象绽放的花朵”,古代神话与感性世界中最直接、最生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依照它们来塑造形象。而现代神话则相反,它必须产生于精神最内在的深处。“现代神话必须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人为的,因为它要包容其他一切艺术作品,它将成为载负诗的古老而永恒的源泉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那首揭示所有其他诗的起因的无限的诗。”施莱格尔的内在把握,的确穿透了近代艺术的根本精神。在中国诗歌和哲学中,禅宗的体悟与道玄式证悟本身也极富诗性,所以,魏晋诗歌和唐宋诗歌,都深受宗教精神之影响。事实上,宗教体悟,天地境界、山川万物极具自由体验精神,最能契合诗思的自由与灵性追求。